在探讨《富萍》的研究文章中，王晓明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是最具分量的一篇。
他将《富萍》解读为对于 90 年代在新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有关“老上海”消费主义式的“想象的怀旧”的一番抵抗。但，对文本细节的考究有疏漏的地方。在王晓明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来重新探讨苏北女孩富萍在社会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淮海路”———“棚户区( 梅家桥) ”的心路与足迹。
1 “淮海路”
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渗透着多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① 上海曾经的殖民地历史使得她保留了相当多的殖民地空间格局。然而，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必然带来的是对上海城市空间的再造与重组，使其彰显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学者在分析东欧城市变化时指出，“城市形态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相对滞后于政治、经济的变迁，因为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变，不可能像社会的变动那样来得快。”②因此，残存的“老上海”的城市空间格局与等级也依旧在生产着殖民地时期的流风余绪，而最容易被生产出来的就是凝结在“老上海”衣食住行中的消费主义的星星之火。
奶奶是十六岁起从家乡扬州来到上海帮佣的，她的“说话口音已经变了，不是完全的家乡话，但也不是上海话，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③虽则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但更为关键的是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作是荒凉的乡下”，可实际上那些地处边缘的闸北、普陀“倒是她们家乡人的聚集地”，“但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奶奶曾经在上海的西区里兜兜转转做过很多人家，但始终怀有思乡病，这思乡病倒不是思念老家扬州，而是“淮海路”，“她回到淮海路上，才觉着心定了”，“思乡病完全好了”。“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的建构，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奶奶生活的“淮海路”所裹挟的有关何谓“真正的上海”的巨大想象“场域”。诚然“淮海路”这个曾经法租界下充满欧陆风情的空间经历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但新中国政权对于上海空间改造表现出来的“相对谨慎、保守的倾向”②使得“消费主义”的风尚依然保留了下来。
在奶奶看来如此安居、最能体现上海风味的“淮海路”，可在富萍眼里却并非如此，她带东家的两个小孩子去看电影，“走在街上，就像走在水晶宫里似的，没有一星土，到处是亮闪闪的，晃眼。富萍觉得好看，但到底是与她隔了一层，和她关系不大。
那些摩登的男女，在富萍看来，好看是好看，却是不大真实，好像电影和戏里的人物。橱窗里华丽的衣物，也不大真实，只能看，不能上身，一上身就成怪物了”。真正令她感兴趣的是“柜台上和货架上放着的一匹一匹的布，使她生出一股亲切的心情，就好像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人”，接下来，店员扯布的动作，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声，夹在铁夹子上的找头和发票，叠成卷、包上纸、系紧线的整布，这些都“在富萍心里激起了反响，她感到兴奋”。
富萍在“淮海路”看到的不是富丽堂皇的装饰夺她眼目，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邀她购买，更不是光鲜亮丽的人群招她模仿，“富萍看见了，水晶宫的底下的，劳动和吃饭的生活。这使她接近了这条繁华的街道，消除了一点隔膜”。
富萍与奶奶对“淮海路”的见闻是如此的不同。“富萍对电影的兴趣远不如对这条街上的生活。她不像奶奶，会为剧中的人物流泪，激动。她很清醒地知道，那都是戏中人”。富萍则以为这是电影、是戏，真正实在的价值在于“劳动”。两相捆绑在一起的“老上海”与“淮海路”到底还是让富萍觉得隔了一层。
富萍的外貌就显然突出了“劳动”所具备且要求的体征，“长了一张圆脸。不是那种荷叶样的薄薄的圆脸，而是有些厚和圆”，“她的手是粗短多肉的，伸在袖口外的一截手腕，是壮硕的。她低了头，头发朝前垂下，露出的后颈和一点后背，同样是壮硕的，是那种肉背。但因为年轻，又是出体力的，因此，肌肉很结实，骨骼是紧凑的，看上去就匀称了”。对于富萍的描绘，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是一种社会主义时期对于劳动妇女的美学观念，“厚”“圆”“壮硕”“结实”，这与凌波微步于“老上海”的“淮海路”小姐们产生了极大的反差。
吕凤仙为富萍找到了一份为新产妇的婴儿洗尿布的工作，她亲自为富萍示范怎样洗又省肥皂又省水，“富萍低头听她调教，心中并不反感。虽然洗尿布只是个小活，一个月才两块工钱。但是在上海，她凭自己劳动挣钱，这就是个大事了。”富萍把自己出于劳动付出所到的即使微薄的收入看得异常郑重。在她不辞而别之际，“打好的行李放在床上，连换洗衣服都在。奶奶给她买桃酥的一块钱，放在针线筐子上面。孙子这回来交她的三十块钱，压在包袱里。但她自己的钱，一分没留下”，富萍拿走了只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却背信弃义地离开了奶奶和孙子，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考虑到孙子与富萍的婚约关系了。孙子比富萍还小一岁，是个“清秀温柔的孩子，姑娘似的”，但“他懂得父母的疾苦”，一个人就要抗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奶奶看着这个肉壮、结实的富萍，认为挑的媳妇真有眼力，心想“秀气的孙子就要找这样下得力气的女人，才有帮手”。富萍何尝不知这背后的因由，“亲戚就是一大堆麻烦。所以，富萍看到了一个十分麻烦的将来。这时候，孙子的乖顺又成了一个缺点，这使他绵缠在这堆麻烦里，脱不了身。孙子的温柔也成了缺点，当断不能够断。富萍就有些对孙子生恨”，因此，在孙子来到上海后，富萍想与孙子出来单过，但孙子不肯，这婚事便也就黄了。
孙子家庭负担重、亲戚多成为富萍推诿婚事的原因，在我看来，这只是个虚晃的表象，更为重要的是孙子的体征与性格无法承担起富萍对于“劳动”的想象与憧憬。富萍第一次见到孙子是从观察孙子的脚开始的，“鞋不大，有些瘦，略尖的圆口，衬着白纱袜，脚背高一些，不是一双下惯水田的脚。那种扁扁的脚掌，巴得住泥和水的。她就晓得这不是一个吃力气饭的人”，家族大、人多不要紧，要紧的是孙子能够有体力与意志勾画出一幅“劳动”的画面。显然，孙子是不能与富萍的体征和性格相匹配的。富萍只得怀揣“劳动”，这最为朴素的信仰与实践深入到上海。
2 “棚户区( 梅家桥) ”
正如上文所言，新中国对于上海城市空间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了“老上海”的空间格局与等级结构，也因此仍然进行再生产有关“老上海”生活种种的想象。虽然曾经是罪恶、肮脏、龌龊象征的“棚户区”得到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棚户区”依旧处于边缘的地带。这一点从住在“棚户区”的苏北人那里便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舅妈准备请奶奶看戏，“她把见奶奶看作一件大事，很郑重的。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所以，舅妈穿过棚户间的长巷，遇着人问她上哪里去，她就朗声答道: 到上海去! 去做什么呢? 人们再问。接小孩奶奶来看戏! ”舅妈虽然没有像奶奶那样身处“淮海路”，但她依然把“淮海路”想象成“真正的上海”，并因有在那里居住的亲戚而得到拜访的机会感到异常的自豪与骄傲，处处与人炫耀。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被“老上海”与“淮海路”排斥、压抑的身份与地域，富萍找到了她的家。这个引路人是她的舅舅孙达亮。孙达亮由于常年做挑工的缘故，把本来就个头矮小的他压得就更不见高了，“但他很有筋骨，皮肉紧得很，皮肤是一种铜色。因常在船上走，腿略有点外八。外八，照理走路都摇，他却不，很稳。他的脸模子仔细看，富萍竟真有些像他，厚厚的圆脸。”从具备“劳动”能力的体征上看，就天然地与富萍亲近。孙达亮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但由于战事与家境的缘故，不得不半途而废，但他从先生那里学到了一辈子都受用的道理: “人可吃苦，却不可受辱”。因此，“一生中，他都防止自己去做低下的事。”
即便孙达亮干的是肮脏的运垃圾船的活，他也没有因此而感到羞辱。
正是在和舅舅的闲逛中，富萍发现了那个比舅舅家更加破败的“棚户区”———“梅家桥”。这里的人家多是拾荒人出身，巷道里随意摆放着难以分类的杂物。“这里的营生，因为杂和低下，难免会给人腌臜的印象。可是，当你了解了，便会知道他们一点不腌臜。他们诚实地劳动，换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它们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这段描写的视角既是作者王安忆的评论，同时又是小说主人公富萍走在“梅家桥”的真实所感; 也许作者是从后设的角度来评说这里“难免会给人腌臜的印象”，但更可能的是，在富萍心中，对于这里的生活根本无须去分辨与挑拣，它本身“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是与富萍自身的体征与性格相契合的。富萍在帮助一位老婆婆提煤渣的过程中，认识了那个青年。那个长着“消瘦清爽的脸颊”的青年虽然幼时因延误诊治落下了残疾，但他并未因此而意志消沉。他成长在“梅家桥”这样一个温厚的环境中，“当他拄着小拐，一撑一步地走在狭弄里，冷不防，就会有一双手，粗鲁有劲地将他拎起来，连人带拐地往平车，或者三轮拖车上一墩，然后就骑走了。带他到地方，再往车下一拎。等他大些了，遇到有自行车过去，就会很利索地将双拐一合，歪身上了车后架，搭一段。有几家拾荒的，收到书本什么的，就送来给他挑选。看有没有用得着的课本，写字簿，省得再花钱去买”，处处都有人提携帮助他。后来“他又迷上了修理拉链、钢笔、雨伞，以及更为精密的座钟、收音机、缝纫机，他喜欢机械一类的东西”，成了个小修理匠，虽然这项技能在“梅家桥”成不了谋生手段，但却足以看出他是个出于自己手脚、躬身实践的劳动者。糊纸盒成了他们家的营生，富萍也参与其中，“心情很安谧，因为这对母子都生性安静。还因为，这两个人的境遇甚至连她都不如，可是也过得不坏”。
在远离“老上海”与“淮海路”的“棚户区( 梅家桥) ”，富萍找到了简单但不卑微、富足但不奢侈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她在这里实现了有关“劳动”的最为朴素的想象。富萍找到了她的家。王安忆通过“劳动”这一概念引领富萍穿越了残存于社会主义上海空间中仍然在生产的殖民地时期流风余绪的“老上海”的城市空间格局与等级，最终安身于苏北人所居住的依旧处于边缘的“棚户区( 梅家桥) ”。
总之，王安忆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的华丽之后，再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将她的主人公的命运脱离了资产阶级的安身立命之所，出淤泥而不染，依然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朴素气息。可是，我们不难看出，王安忆的整个叙事笔调在资产阶级的上海与无产阶级的上海的“参差对照”中还是难免游离不定，那些关于上海殖民地的绚烂想象，关于苏北人的顽固偏见和棚户区的依然落魄依旧执拗地附生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躯体上，冥顽不化。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安忆以对“后革命时期”普泛盛行的专注于“日常生活”写作姿态的改写，完成了与 60 年代初期有关“日常生活”焦虑问题的遥相呼应。
参考文献:
［1］吴义勤，王志华，胡健玲． 王安忆研究资料［C］．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韩起澜． 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王晓明，蔡翔． 热风学术·第一辑［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王晓明，蔡翔． 热风学术·第四辑［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张旭东． 批评的踪迹: 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 1985-2002)［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6］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1949-1966)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