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各个时期的诗歌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阶段，凝结过去，连接未来，共同反映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趋势。近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近代诗歌作为沟通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纽带和桥梁，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过渡作用。中国现代诗歌从“五四”时期开始走向辉煌，与此同时，文学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诗歌革命也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诗歌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诗歌，再到现代新诗时期。纵观其整个发展阶段，也只有到了现代新诗阶段，中国文学才得以真正突破了几千年的经典模式，走向现代化阶段，并且吸纳、融合了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仔细探析现代诗歌的发展与革新过程，其每一步都是在近代诗歌的基础上的继承和突破。
一、现代诗歌承继了近代诗歌创作内容的纪实性、抒情的时代性
清末以来，社会震荡不安，中华民族积贫积弱，濒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朝末年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这些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也强烈地激发了晚清诗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用文字、用诗歌来抒写历史云烟，刻画时代轨迹，于是这一时期就出现了描写鸦片战争的《三元里》（张维屏）、反映太平天国之事的《痛定篇十三日》（金和）、记述甲午中日战争的《辽东哀》（成本璞）等等典范诗作。
这些近代诗人虽然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理应代表不同阶级的心声，表达不同的层次欲求和呼声，但他们在反击列强侵略、倡导国富民强等诸多问题方面，各诗派的进步诗人却表达着共同的胸怀家国、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之情。在爱国情感的表达上，他们是完全同步的。
可以说，近代诗歌共同发出了特定时代的最强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这烙印正是近代诗歌之魂，也是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闪耀着时代光辉的精华所在。
与此类似，“五四”前后的白话新诗也同样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的新诗不再只是以往意义上的直面社会人生，控诉封建礼教，诅咒残酷的黑暗现实，而是更多地张扬个性，共同表达中华儿女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30 年代，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火，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全国各民族同胞共同掀起了激昂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中，几乎所有的诗人再一次站到时代最统一的战线，来共同鼓起爱国斗志，高唱民族解放的战歌。如以郭沫若的《战声集》、冯乃超的《宣言》、臧克家的《从军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诗歌，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战斗情绪。这些诗歌最大的特征仍然是洋溢着全民族集中全力抗战的昂扬与乐观，这种全民大奋起的激越与昂扬的特殊印记，也被深深地定格在了这个特殊的时代。
二、现代诗歌承续了近代诗歌深受外国诗歌的刺激和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文学领域也发出各种改良的呼号，一些先进的国人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重要性,主张将欧美文学引进到中国来。与此同时，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派先进人士也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进行诗歌创作，主张按照当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开辟诗的境界。
到了“五四”期间 ,主张和倡导文学革命的有志之士，为反对旧文学的迫切需要，提倡新文学，将大量国外的思想和诗歌介绍到国内，并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同新诗歌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借鉴外国经验,丰富自己。通过国人对外国诗歌的译介以及出国留学生对外国诗歌的直接接触和对其精华的学习吸收等两种主要途径，外国诗歌对“五四”新诗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茅盾就曾表明，外国文学的译入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新运动的导线”，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根据茅盾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外国文学的移入，尤其是对诗歌的翻译，对新文学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崛起显得特别重要，有着非凡意义。
三、现代诗歌突破近代诗歌的范畴，彻底破坏了古典诗歌体制
近代诗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古典规范。如黄遵宪诗歌中大量旧体诗,语言古雅,用典尤多。从其诗歌兼具渊雅的古典风格和通俗的现代风格两个方面可以得知，黄遵宪在两者之间的一些矛盾，也表现了近代诗歌的过渡性特征。从总体上来看，近代诗歌没有摆脱旧体诗的框架，都是在旧形式中翻新，由内而外地趋向蜕变与转换，这种介乎古典和新诗之间的位置，必然是新旧杂处、文白参半的，而其基本的发展趋向也就必然是由旧趋新、由文趋白的 。
晚清“诗界革命”以来，“五四”前后和“新诗”运动前后，可称之为一个破坏古典诗歌系统的阶段，或是诗歌语言和风格的解放时期。那时，白话新诗人们认定白话可以完全入诗，尤其是胡适自誓要作白话新诗，努力尝试，且有成果《尝试集》，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转型的艰难过程。
除此之外，沈伊默、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都大胆尝试运用白话入诗，写出了许多用白话入诗的成功诗作，如《他》（鲁迅）、《月夜》（沈伊默）、《相隔一层纸》（刘半农）、《小河》（周作人）、《草儿》（康白情）等，充分反映出诗歌语言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诗歌史上，白话终于替代文言而成为正宗。
同时，白话新诗打破旧体诗的格律，扬弃旧诗体制的程式与平仄，而注重诗的自然音节。胡适指出：“白话新诗的这种自然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胡适的这一理论为当时《新青年》的诗人们所共信；《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的诗人们也基本上遵从这样的规则来作诗。以沈尹默的《三弦》为例，因其诗歌节奏的音乐美而闻名于诗坛。如节奏很长句子的诗句，“一低墙，挡住了子弹三人，但不能隔离三弦鼓荡的声音”，仍然能达到诗的韵律美，给人以丰富的音乐美感，和谐自然，字字有声。
可以说，从“白话诗”到“新诗”运动彻底动摇了古典诗歌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延续，改变了自中国诗坛在封闭的语言形式中的千百年来的模式，让诗歌写作又回到了长期被遗忘的语言资源和陌生的西方语言资源。
四、现代诗歌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开创自由局面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这一点与晚清的“诗界革命”和南社革命诗派有所不同。龙泉明在《中国新诗流变论》中指出：“晚清的诗歌改良和南社的诗歌革新大都侧重于内容上的突破、意境的创新，而在诗歌形式上没有进行大的改革，更没有创造出完美的诗歌格式，基本上还是沿用着古体诗或格律体”。
而“五四”新诗运动则把重点放在了诗体的解放上，同时也没有忽视内容的革新，冲破五七言等旧诗体制的束缚，涌现出自由体诗、无韵诗、散文诗、民歌体诗、长诗，以及类似绝句与小令的小诗等多种白话新诗体。正由于实现了诗体的解放，白话新诗才能更好地反映既纷繁广阔又瞬间万变的现实生活，抒发出反映“五四”时代精神的诗意诗情。在同一时间，主要是因为旧体诗受各个方面的限制，无论是内容和精神的表达以及形式上的自由张扬，都不能得以充分体现。于是，到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为宣传与鼓吹“民主”与“科学”等新思想、新内容与新精神，便不能不首先倡导打破那束缚人们思想精神的旧形式，大胆创造新的诗体。
同时，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各种诗体交替更新。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的转型时期，这种用现代白话语言材料的新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古典诗歌的精华，同时吸收了外国诗歌中的有益成分，表现出浓郁的时代特色。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战地体验使现代新诗获得了长足进展, 新诗运动的重心加速由沿海移向内地,由前期的留学生诗歌、校园诗歌、都市诗歌延伸到后期的乡土诗歌、战地诗歌,而且从都市到乡土的诗歌艺术转换,诗体形式也由前期的自由诗体、格律诗体、象征诗体,转到战地文化时代特有的朗诵诗体、民歌叙事体、政治抒情体，活跃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诗坛和以西南联大为重镇的西南诗坛, 并且绽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催化出以九叶派诗人穆旦的《穆旦诗选》为代表的又一个新诗艺术高峰。
综合分析，中国现代诗歌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新诗人们以现代白话为语言材料，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诗歌优秀传统，吸收了外国诗歌的有益成分，铸造了一种不同于古典诗歌新的诗歌形式，首创了一种独特的兼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一代诗风。并且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现代诗歌反映并服务于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成为时代的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些共同点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主流与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李继凯，史志谨.中国近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谈新诗[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5]龙泉明. 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