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在《新民丛报》十四号上登发的广告中正式提出“历史小说”这个概念。它的提出一开始就被纳入改良社会的思想体系中，小说对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功能常常超过其文学审美功能。其中，革命话语对历史小说的叙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 世纪初，中国留学生从日本语中引入“革命”一词，乃日本对西语“Revolution”的翻译。李怡指出，日本用“革命”一词翻译“Revolution”，“排斥了中国固有的‘武力’内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王改革的意义”，类似于明治维新的“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的“革命”话语接近于日本“革命”话语语境中以仁易暴的“变革”及西方语境中的渐进性社会变革过程之义。1902 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将“革命”阐释为：“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的社会革命运动，它“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这，而别造一新世界”，是“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和观念的整体的变革”，而革命的目标则是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
1900 年，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批判了民主立宪和君主专制两种政体的弊端，提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康有为离开日本赴美洲之后，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们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派“相交往，意气日盛，因而高唱自由平等学说”，但寄希望于君主立宪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对其激进思想始终有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使这派思想始终没有逾越一定的边界。他们倡导的“自由”和“平等”的内涵即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畅想的以“平和的自由”实现“秩序的平等”，其“革命”的实质是一种“无血的破坏”。
1902 年 11 月，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第一期开始在“历史小说”栏中刊发了《洪水祸》和《东欧女豪杰》（两部小说均只刊发了五回，未完），半年后，《新小说》第 4 期又连载了麦仲华的小说《回天绮谈》。《回天绮谈》虽然冠以“政治小说”的名称，但实际是以英国宪章运动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三篇小说的作者罗普、周逵和麦仲华均属于康、梁集团的骨干。他们的历史小说以英、法、美等国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历史为题材，建构起拥君变法，建立立宪制政体为旨归的革命话语体系，并形成了鲜明的叙事话语特征。
首先，这些小说借鉴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叙述模式，形成以政治斗争史为切入口进行革命宣传和思想鼓动为目的的叙事话语形态。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发现政治小说对深化政治改革作用巨大。1901 年，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盛赞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说，把它们作为扩张民权的重要利器。日本政治小说的内容较为集中、单一，创作是为了配合日本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实现反封建专制、培植民主自由精神的政治目的的，大段人物对话、辩论和演说，中间插入杂志上的报导、书刊内容的复述、书信、悼文等，和国家政治紧密联系的叙述充斥其中，抒发个人政治见解，“是论文式的，登场人物不过是传达作者意见的木偶人”。
梁启超却看中这类小说叙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鼓动功能，其主编的《新小说》上刊载的历史小说借用日本政治小说的宣传教育功效，利用小说为开启民智服务。
日本政治小说鲜明的政论性、说明式理性话语色彩对革命历史小说叙事话语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东欧女豪杰》第 3 回谈虎客眉批中所说的“此书特色在随处将学术政法原理横插叙入，令人读过一通，得了许多知识”，3 篇历史小说均表现出承载“自由、民主”等革命理念的宣讲式叙事话语的特征。长篇大段的时政说明等理性话语、大段政治演讲、众人的辩论和对话，处处体现宣扬自由民主思想和平民的自觉参政意识。
当历史小说以政治小说的宣讲式叙事形态展开时，剥离了对于历史事件中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仅仅从政治斗争史的角度而非人性角度来观照革命史，摒除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其作为某种革命理念的载体。以《洪水祸》为例，它和雨果的《九三年》及狄更斯的《双城记》均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与后两者通过法国革命的历史文学叙事来展现革命的血腥残酷，表现复杂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所不同，《洪水祸》只是借法国历史来抨击君主专制统治，对宣扬自由民主思想起到极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却缺乏对人性的关注，使其文学审美品格被政治宣传功能所挤压。
其次，3 篇小说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革命史经过其改良革命话语改造之后加以选择性呈现，为建构其革命话语服务。小说聚焦的历史事件分别是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洪水祸》）、俄国 19 世纪民意党运动（《东欧女豪杰》）和英国 13 世纪的大宪章运动（《回天绮谈》）。这些历史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不同，目的和性质也不尽相同。大宪章运动是英国贵族为抑制国王的专制权力而发动的立宪运动，法国革命则是平民为争取公民权，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暴动。而俄国民意党运动则是民粹派密谋反对俄国沙皇专制的破坏和恐怖暗杀活动。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革命历史事件的共同点在于均为专制君主国家人民争取民权的斗争。对照史实，立宪派的历史文学叙事通过重新叙事建构立足现实的革命话语场，对历史进行政治化的重构，为现实斗争服务。《东欧女豪杰》第一回开头部分，叙述者就表明了写作目的是普告国中有权有势的人“不若趁早看真时势，改换心肠，天下为公，与民同乐，免致两败俱伤”，这段表述直接点明了小说的叙事指向和叙述者的改良派政治立场。《洪水祸》革命参与者均是思想意识高度一致，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其中的革命党经过了改头换面，成为立宪改良派的代言人。
而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的身份是极其复杂多元化的，其中包括“穷凶极恶之山岳党，平和义热之及伦党，附和中立之平野党”，有狂想者，空想家，王室的叛徒以及被开除的教士等，个人参与革命的初衷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小说抹去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它定位为一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温和革命。
《东欧女豪杰》中苏菲亚的原型本是虚无党领袖，主张以暴动、刺杀等暴力手段反抗专制政府，在小说中她却被塑造成一个仁慈充满怜悯同情之心的“活菩萨”，这和虚无党的真实历史面貌大相径庭，是经过不主张激烈破环的立宪派思想改造的。《回天绮谈》第 14 回中，作者借宾勃鲁侯之口，对暴力革命予以否定。面谒国王，驱逐奸臣，录用新党，立定宪法等温和革命方式得到作者的肯定。
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事件进入立宪派革命的话语体系时，去除了革命中血腥暴力的因素，共同指向建立民主立宪制政体的革命理想。其对西方革命史的选择、移置、重铸等呈现形式，形成其特有的叙事策略，为宣传其革命思想服务。首先，小说对革命采用限制性叙事的方式。在《洪水祸》中，法国大革命的面目是经过清洗的。革命的暴力血腥场面没有出现，在列格耳所言的“明权限，示至公”的政治改革理念的限定下，革命不过成为宣讲民主自由概念和成立立宪政体的背景语境。《东欧女豪杰》隐去了虚无党组织暗杀等暴力革命活动的史实，而仅仅叙述索菲亚和晏德烈等人宣传自由民主思想的革命活动。《回天绮谈》叙述良臣义士们为宣传自由民主观念而奔走呼告，最终以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自由民主权力得以伸张而结束。
其次，《东欧女豪杰》《洪水祸》等对革命的叙事采用隐喻模式。利科曾谈到非暴力革命派的历史叙事所处的两难境地：既要鼓动社会变革又要避免暴力叙事，因此它须“把暴力局限在它顽强地和有限地抨击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应该测定暴力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它在历史中的延伸，它的心理、社会、文化和精神分支的覆盖面”。
在这种带着镣铐的革命话语的制约下，小说均以洪水、烈火等极富象征意味的意象来隐喻革命，《洪水祸》中虚构了路易十四的一场气势宏大、意蕴深远的梦境，其中那场可吞没一切的滔滔洪水隐喻势不可挡的革命运动。《东欧女豪杰》中将革命隐喻为水火，并警戒当权者“水愈激则愈逆行，火愈煽则愈炽烈，到那横流祸起，燎原势成的时候，便救也救不来了。”洪水与烈火等隐喻式意象的呈现既表现了革命的巨大力量，对现实起警戒作用，又隐去了其血腥残酷的一面。
正因为小说仅被当做承载立宪派革命话语的宣讲工具，其作用一旦实现则小说的叙事将完成其应有任务，所以小说的结构也呈现异常形态，即表现为虎头蛇尾的形式。
《洪水祸》开头大段对法国历史的陈述发一番政治议论，第 5 回最后写法国政治腐败、财政混乱，政府信用扫地，即将酝酿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举动”时戛然而止。而据《新民丛报》第十七号上刊载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所介绍，《东欧女豪杰》通篇以苏菲亚女杰为主，起笔于 1873 年俄政府下令禁止学生留学瑞士，终于 1881 年亚历山大第二被弑，共得 21 回。而实际上，《东欧女豪杰》在《新小说》上只发表了五回就没有续文了，不同于其他在刊物上连载未完的小说之后另发行单行本，这些小说以后并没有出单行本。
应该说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叙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没有展开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全局深入的文学想象，前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梁启超离开日本赴欧洲游历而无人组稿，使得《新小说》上的鼓吹西方民主革命的历史小说无以为继，而其深层原因恐怕还是由改良派主张实现君主立宪的非暴力社会革命思想所决定的。
这些历史小说取材于外国历史，对英法等国君主专制统治和群众觉醒后声势浩荡的抗议活动为核心进行叙述，而回避把帝王送上断头台的血腥场景，其目的是鼓吹“共和”、“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利用外国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政治变革为中国当下提供借鉴，作为一种想象和建构政治理想的蓝本。小说前几回，作者赋予历史小说的政治鼓动功能已取得了启发民心的应有效果，再进一步叙事将涉及暴力革命，违背其“革命”话语的宗旨。因此，他们对历史的文学叙事仅仅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知识宣传和思想鼓动层面。立宪派的历史小说在强烈的鼓吹社会革命的功利性目的引导下没有区分史学和文学的叙事特质的差异。史学与文学无论古今中外都曾经存在着“文史不分”的同体共生式关系，历史小说和历史学着作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虚构的叙事，历史学着作因为史料的不完整，也存在虚构问题。
指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只在低一级的句子层次，历史小说对于历史的叙述超越了史实陈述的总和，在整体文学想象的层面上，形成表达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叙述话语体系。它与史学着作在叙事形态方面关键的区别在于对情节建构的深入和细节想象的丰富程度。20 世纪初以外国革命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的立宪派小说家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缺乏实际体验，对西方历史文化也缺少情感积淀，其历史小说创作完全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仅仅把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史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范本，一个宣传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媒介来建构叙事。这种叙事既要强化史学的知识传播功能，借英法美等国的史实来指斥中国时政，又要实现其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鼓动功能，借这些史实建构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强烈的功利目的挤压了文学想象的空间和可能性。小说在情节建构和细节丰富性上表现极大的缺乏，从而使得历史小说的小说特质不明显，成为游离于史传与小说之间的文本形式。
20 世纪初，立宪派的革命历史文学想象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和自觉的话语建构意识。这些历史小说从政治斗争史的层面进行叙事聚焦，忽略了革命历史运动中复杂人性的深入观照，严重影响了其文学审美性的表达。其次，在鲜明的宣传鼓动目的指引下，小说中大量政治革命话语的介入形成了议论性、阐释性极强的理性分析型话语，具体表现为大段的时政分析，借人物的对话来宣讲革命思想，以及借历史事件的叙事对革命话语进行图解式阐释等方面。第三，与某种革命话语相一致的隐喻符号包括洪水、烈火等意象的建构，均被赋予固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对革命史的模式化隐喻叙事。这些意象既具有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革命意象摧毁与再生的特定含义，也加入了诸如光明、希望、进步等现代革命话语的新质，被赋予了丰富的感情色彩（爱憎）和语体色彩（褒贬）。第四，这些小说出于革命话语建构目的对历史人物的拔高、理想化甚至篡改其历史本来面目，使得人物成为革命话语的代言人和革命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性，也失去了其作为历史个体的丰富性和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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