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形象是由建筑、道路、交通、人口、文学、传媒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文学叙事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较其他因素具有更多的优势，它们不仅能栩栩如生地展现特定时空中一座城市的物质外壳与精神气质，而且还反映出与之相关的万千人生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与文化选择。在文学作品中隐藏着解读城市的多重密码，这也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化研究热的缘由之一。笔者并不打算继续为这股热潮升温加油，而是选取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至抗战爆发前（即1917-1936）这20年间有关北京（时称北平，下同）与上海的交通叙事，通过考察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作家以各自所在城市的公共交通元素为着眼点对城与人之存在的文学叙事，管窥城市与制度、文化、文学趣味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多重机制。这里所谓的交通叙事，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包括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中物（交通工具、车站）与人（司、乘人员）及彼此关系的书写。通过对现代文学交通叙事中北京、上海城市形象的解读，不仅可以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城市的性格，也有益于推进我们对相关文学文本的进一步理解。
一、人力车与电车：两种交通工具凸显的城市差异
公共交通不仅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也是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今日生活在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的人们享有地铁、高铁、私家车、出租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他们很难想象近百年前北京的城市交通形象竟然是大街小巷穿行的人力车。自新文学诞生以来，胡适、沈尹默的同名新诗《人力车夫》、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一大批文学文本就从不同角度为我们留下了北京人力车和人力车夫的难忘记忆。文学作品对人力车的青睐会给读者留下北京城只有这一种交通工具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城市首先是一个有着其自身力学（尽管这力学已经变得难以确定）基础的物质的现实，然后才是文学的和文化的观念。”
有的研究者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所有重要的现代公共交通形式都被引进到中国城市。机械和电力牵引（铁路和电车）与畜力和人力牵引（轿子、人力车和公共马车）并肩而行。”北京也不例外，它于1915年拥有了第一条环城铁路；1924年成立了电车公司，到1930年，北京电车的营运线路发展到6条，线路总长度为39.787公里；至1932年，北京城的小汽车共计达到2200辆，其中1700辆属于私人用车，500辆属于商业用车;1935年初，北平市政府决定开办公共汽车以弥补市区电车运载能力的不足，同时发展郊区和促进郊区游览事业.这些变化虽然相对于过去的“步行城市”来说是不小的进步，但在当时的城市发展行列中，北京却是远远落后于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沿海城市.
城市公共交通从外在的层面看就是乘什么车的问题，但其涉及的市政建设与城市公共管理最终反映的却是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制度。北京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不稳定的政治局面，还是政治中心南移之后市政建设面临的经济窘迫的困境，都从客观上限制了其交通事业的大规模发展。与此同时，保守的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现代交通的发展，譬如电车的高架电线和庞大形体曾一度被反对者宣称会破坏城市的风水，老舍的小说《黑白李》也记录了人力车夫出于行业保护捣毁电车公司的暴动。另外，封建都城主要为步行而建造的拥挤街道和狭窄胡同，不利于现代交通工具的通行。所以，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洋车）以其形体小巧、驾驶灵活、费用低廉而成为最适合在胡同和巷子中穿行的交通工具。“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人力车成为北京最受欢迎（假如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公共交通形式。”
从公用人力车数量看，1923年北京就已达到24000辆，远超1924年上海两租界加上华界的15161辆.“人力车为那些其职业或闲暇生活需要经常在北京城往来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太昂贵的交通方式，其中包括谋求官位者、新闻记者、学生、政客、商人、游客和寄居在外城旅馆的外地人以及在内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机构工作的人。”
人力车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表现的偏好，不如说是多重因素制约下北京城市公共交通中的一种物质表征。
从茅盾的小说到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充斥在读者面前的是上海形形色色的现代交通工具，如1928年意大利六汽缸的野游车（刘呐鸥《游戏》）和1930年最新式的法国雪铁龙（茅盾《子夜》）以及万国车展式的奥斯汀孩车、爱山克水、福特、别克跑车、别克小九、八汽缸、六汽缸（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又如在五角场，“电车，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到处挤满了人力车，偷空还来两辆汽车，脚踏车”.穆时英也许是最谙熟也最热衷于写上海交通的作家，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上海的交通形象，那是多种形式杂陈而又互不排斥的场面。“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牌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
这是典型的半殖民地上海的交通形象，是一种充斥着压迫的现代交通形象。一方面，相对稳定的租界政体既保证了市政建设的统一性，工业资本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经济保证，使它的城市公共交通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另一方面，洋人与华人、富人与穷人的分化又使得各个阶层享有特定的交通资源与空间。“1908年上海的有轨电车正式通车营业；1914年公共租界出现了无轨电车；1924年出现公共汽车线路；1931年上海租界的汽车达到8360辆。”
当然，人力车也并没有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而消失，在电车与公共汽车不能到达的街头巷尾，它仍然有其用武之地。其中乘坐率最高、普及性最强的当属电车。早在1911年，公共租界的电车全年行车已达360万公里，载客2725万人次，营业收入突破80万元，电车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乘坐得起、乐于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至1927年，上海基本上在当时的市区范围内形成了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南市华界3个地区组成的共有32条电车线路的电车行驶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京的电车公司在1924年运营之后因为乘坐率低而数年处于亏损状态.工业经济发展形成的相对集中的工业区和大体一致的工作时间，保证了城市人口日常活动的空间规律性和时间规律性，这是上海电车区别于北京电车而得以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不仅在工厂做工的产业工人能够担负其费用，分等级的“头等车”对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外国侨民、本国商人等人群也颇有吸引力。虽然“汽车”是一种时尚，但对于“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的上海大多数居民来说,电车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交通工具。
文学文本中人力车和电车这两类看似微不足道的交通符号，凸显的不仅仅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且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心理及历史沿革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二、“骆驼祥子”和“四喜子”:两个车夫见证的城市文化
由于人力车的众多，庞大的人力车夫群体也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毫无疑问，在书写北京人力车夫的作家中老舍是最伟大的，其代表作《骆驼祥子》中酷爱拉车的祥子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即使同为人力车夫，北京的人力车夫与上海的人力车夫也都烙上了各自所在城市的印记。我们不妨对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施蛰存的《四喜子底生意》进行比较，透过两个车夫的眼睛去看他们各自所在的城市具有什么样的外貌与精神以及城与人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拒斥的悖谬关系。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祥子的“乡下人”身份进行质疑，其理由是祥子表现出对北京城那种天然的认同感。不管是不是作家出于对“旗人”身份的敏感而将祥子由“底层旗人”有意错置为“乡下人”,祥子对于北京的感情都是一种家园式的依恋，这与北京半乡土的城市特征不无关系。郁达夫说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赵园也认为：“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
祥子对于北京的观感与认识正是基于其乡土特征。祥子在卖掉骆驼重返京城看到城门洞外的风景时感到：“只有这样的小河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与乡村差别不大的自然风光让他感到亲切，在拥挤着各种各样车和人的城门洞里穿行更让祥子感到如鱼得水。祥子也理所当然地把他所遇到的一切新旧事物都纳入他的乡土伦理中去认识和理解，譬如建立在现代信用机制基础上的邮政储蓄。“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
邮政储蓄既传达出北京由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商业文化转型的特征，而祥子将之等同于乡土中国的老字号商铺又显示了一般市民依然囿于因袭的传统而跟不上现代步伐的状况。当这种极浓重的乡土文化氛围与北京作为几百年皇城的都城文化叠加在一起时，它对人们所形成的巨大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就像叙述者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古城建筑的那种敬畏。“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地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
祥子未必能像叙述者那样体会到“故都的尊严”,他更感兴趣且与他的身份更契合的不如说是天桥。“平日，这里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得算一半儿原因。”
天桥是民间文化的汇集之地，它为老百姓保留了一块自得其乐的领地，是老舍笔下北京市民娱乐与购物的天堂。《骆驼祥子》中的北京荟萃了乡土文化、都城文化、民间文化的多重特征，唯独现代城市的核心元素---商业文化隐而不显。这里虽然已经有了汽车、电车、自行车等各种新式交通工具，但没有商场，没有玻璃橱窗展示的万千诱惑。
巧合的是，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了一个上海人力车夫的故事。在老舍的北京车夫故事里暂付阙如的商业文化成了影响小说主人公行动的主要因素，来自苏北的四喜子在强烈的都市商业文化的刺激之下欲望一步步被激起，最终又被强行打破。像是专门为了展示这个下层苦力对于上海都市繁华的反应，“施蛰存精心地在小说中画了一张上海主要场所和街道的文化地图，但这些地点都是通过一个苏北车夫的眼睛看到的”.小说以缓慢的叙事节奏依次展现主人公在南京路（大马路）上面对各种商行、橱窗，眼睛是如何“红”起来的。这一长段描写也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绝妙材料，它详细揭示了都市消费逻辑的一整套运作程序，即商品如何呈现出强烈的视觉特征，如何激起人们对于商品的崇拜并进而产生拥有它的幻觉。每一件商品都在心里与“我”发生了幻想中的联系。一连串应接不暇的街景继续诱惑着四喜子向前，他在珠宝铺的玻璃橱窗里观看项链、戒指、手镯子，想象着它们戴在女人身上的样子。南京路极度发达的商品文化给他这个不名一文的车夫带来了极大的诱惑与快感，从白日梦中惊醒的他因现实中经济地位的低下而倍感压抑与焦虑。此时，当一个白种女人恰巧坐上他的黄包车之后，四喜子竟把对方用脚踢他的种族歧视动作误读成了一种性挑逗，他的欲望随着外国女人再三的动作而升级，最后他把她从车上拽下来，试图强奸她。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不是这个强壮女人的对手，慌乱中他退而求其次想要抢她的手镯子。外国巡捕很快抓住了他，并将他关进了巡捕房。虽然“这故事表面上是典型的施蛰存式的对男性性欲之探讨”,但从小说浓墨重彩描写的商品文化和殖民语境的氛围中，也体现出四喜子作为一个底层车夫与都市商品文化的紧张关系。他缺乏祥子那种对于自己所在城市天然的认同感，他眼中的上海是一个充满着极端的视觉与色情诱惑的都市，他既无法摆脱都市商品文化的诱惑，又因其弱势地位而被排除这个城市的消费者之列。
其“介入都市文化的程度实际被当作是衡量其男性气质和人格的标准尺度”,所以他最后的欲望爆发，劫色又兼劫财的举动具有多重的复仇意味，既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复仇行为，讽刺性地试图去掀掉‘白种人的压力’”,也带有反抗都市商品文化压迫而重建自我主体性的意味。祥子失败于他对北京文化的驯顺之中，而四喜子则失败于他对上海文化的反抗之中。两部小说不仅通过描写两个车夫反映了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面貌，而且通过他们共同的悲剧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无论是半乡土化的北京还是半殖民化的上海，无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城市因其多样化、新奇性、生动性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掠夺、占有资源的角斗场所，底层劳动者作为其中的弱势群体往往难免失败的命运。新世纪以来一系列的“农民进城书写”、“底层书写”不过是以新的题材与形式表现同样的主题而已。
三、精英立场与时尚魅惑：两类作家迥异的审美趣味
在关于北京的交通叙事中，老舍这个土着作家显然有别于这座城市的“侨寓者”,他意在通过描写一个车夫来反映一座城市的面貌。而对于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作家来说，人力车夫是由于五四“人的发现”这一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才得以进入他们的视野的，“劳工神圣”的理念使他们发现了身边不平等的事实，并由此产生知识分子真诚的忏悔意识。胡适的《人力车夫》发现“我”并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不平等而陷入了“不得不坐”的尴尬之中。鲁迅的《一件小事》第一次将劳动者的地位升高到知识分子“我”仰视的人格高度，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忏悔”传统。接续了鲁迅思路的郁达夫以更舒展的笔墨写下的《薄奠》，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批启蒙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他们发现的劳动者为镜像来表达其反抗社会的旨趣的。在这篇小说中，流寓北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偶然中结识了一个车夫，“他”不计较价钱、谦恭有礼的态度赢得了“我”的好感。时时无端感到悲愤的“我”从车夫沉默忍受的态度中感受到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听他诉说生活的苦楚时，“我真想跳下车来，同他抱头痛哭一场，但是我着在身上的一件竹布长衫和盘在脑里的一堆教育的绳矩，把我的真率的情感缚住了”.
虽然“我”想帮助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他不幸落水而死之后买了一辆纸糊的洋车去祭奠他，实现他生前“买车”的希望。
小说注重的是“我”与“他”之间的精神交流，“车”与“城”的物质形态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但这并不等于其中没有城市形象，人力车这种半机械式的交通工具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城市形象。与之相关的一人一座的运输方式与运输能力决定了彼时的交流也仅限于车夫与乘客二者之间，而且双方一般来说均为男性，女性尚未广泛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的事实也从侧面得到呈现。虽然彼时知识分子纷纷学习西方启蒙思想，但是他们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却表现出冷漠的态度。郁达夫在《薄奠》中向人力车夫致敬的同时还屡屡提到“我”对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的憎恨，“汽车”在此不是先进技术的代表，而是权贵骄横跋扈的象征。在小说结尾“我”将满腔怨愤撒向了“汽车中的贵人”:“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在这一批启蒙主义作家对普通劳动者可贵的精神关怀中，他们忽略了落后的交通方式、狭窄的公共空间等物质因素实际上也限制了精神启蒙。
将1917-1936这20年间北京、上海两地交通叙事的文本进行对比，读者往往会惊诧于二者之间天壤之别的差距。在郁达夫对北京街头达官贵人的汽车表现出憎恨之时，私人汽车已经成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黑婴、叶灵凤等上海年轻一代作家的宠儿，倘若不是借助汽车、电车、特快列车的先进性，他们大半的小说将无法立足。“电车、公共汽车运行的时间，火车的时刻表，红绿灯对街道车流的控制，都构成了现代都市的某种生存秩序。这既是一种道路的节拍，同时也间接决定了都市的生活节奏。”所以，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高效快速不仅成了他们瞩目并力赞的时尚，而且也提供了他们小说中人物时尚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人们是坐在速度的上面的。原野飞过了。小河飞过了。茅舍，石桥，柳树，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刻的存在就消灭了。”
这是刘呐鸥《风景》的开头，以陌生化的手法突出了特别快车带给乘客的新奇感受。与这快速的现代交通相呼应的是“直线和角度构成的一切的建筑和器具，装电线，通水管，暖气管，瓦斯管”.对于习惯了上海都市时尚的主人公燃青来说，沿途车站的景物似乎是几个世纪之前的陈迹。“火车走进车站了。水渠的那面是一座古色苍然，半倾半颓的城墙。两艘扬着白帆的小艇在那微风的水上正像两只白鹅从中世纪的旧梦中浮出来的一样。燃青觉得他好像被扭退到两三世纪以前去了。”
巨大的时间错位折射出的是不同空间现代化程度的极端不均衡。与北京的交通叙事有意无意回避都市的物质性不同，上海的交通叙事无疑承认都市的物质性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及城市的物质性真正独立地成为审美的对象。
快速高效的交通工具随即引发了现代人对于生活各个方面快速高效的追求。对于坚持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新感觉派作家来说，这些新鲜而又刺激的技术性因素直接导致了人们生活方式、情感方式的巨变，无需将其中的繁复细节煞费苦心地纳入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它仅仅是随历史演进自然呈现的一种时尚而已。速度的时尚捆绑上其他的时尚，最集中地体现在青年男女的恋爱速度上。《游戏》中拥有最新式的“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的女主人公，其恋爱的速度与她的车速成正比，她同时应酬于几个男性之间，主张“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令跟不上她步伐的男主人公感到这只是一种“都会的诙谐”.这种时尚之中的男女交往，甚至还不足以称之为“恋爱”或“一见钟情”,称之为“邂逅”更为准确，“它同一见钟情的差异，是以邂逅始，以邂逅终，邂逅贯穿了两性相识的全过程”,是一种时尚的男女交往方式。
有意思的是，在封闭的车厢里这种交往方式只能产生于两个同样时尚的青年男女之间。《风景》中的新式青年燃青受那个欧化的、近代都会培育出的已婚摩登女郎的大胆邀请，与她在一个小车站双双下车，在摆脱了机械束缚的野地里把“地上的疏草”变成了他们“青色的床巾”.而同样是坐火车旅行，在施蛰存的《雾》中，来自上海附近海滨小镇、待字闺中的素贞，即便是遇上了与自己“理想丈夫的标准”完全吻合的青年男子陆士奎，也以保守的眼光将这个上海演艺界的明星归之于“下贱的戏子”之流而终归失望。没有共享上海时尚魅惑的青年男女也无法同步上演邂逅的都市奇遇，这从侧面反映出上海时尚的超前性与独特性。
四、结语
“随着物质的城市不断演进，文学---尤其是小说---对它的再现方式，也在不断地演进。”美国20世纪50年代进入汽车时代之后，曾出现了塞林格、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和厄普代克等一代作家对于“汽车时代”的书写。20世纪中后期地铁小说也伴随着地铁技术的扩展在吕克贝松、村上春树、几米等艺术家笔下出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交通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各大城市逐渐兴起的地铁与日益普及的家用轿车等新兴交通方式的发展，必将带来文学叙事面貌的新变。如近年来出现的常聪的《寻找地铁出口》、韩松的《地铁》以及金仁顺等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私人汽车意象，都已经敏感地捕捉到更加现代的交通方式对人们的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并对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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