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监生的形象一直带有“吝啬鬼”的标签， 从最初的卧评逐步传播接受， 至今而成普遍共识， “两茎灯草”一事更是被引为铁证。但细读文本， “两茎灯草”的情节实为吴敬梓刻意插入， 甚至不惜破坏文本的艺术完美。究其原因， 其中既有作者的身世自况， 更有严监生作为儒林社会普遍现实下一个极端缩影的批判意义， 故事越荒诞， 批判越深刻。
关键词： 《儒林外史》； 严监生； 吝啬鬼； 经典化；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形象长期以来都被界定为吝啬鬼， 然细读文本， 前期的严监生更接近于一个家资不菲但胆小怕事， 恪守礼节， 事事花钱消灾的软弱形象， 却难以称得上“吝啬”, 而“两茎灯草”的文本似与整体形象相矛盾， 给人以生硬突兀之感。因此， 从严监生贪吝形象的确立过程入手， 不失为研读《儒林外史》的一条路径。
一、严监生“贪吝”形象经典化的过程
清人《儒林外史》评论基本上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方式出现， 提到严监生的不过寥寥几处；近人评论， 更是零零散散。
最早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五回评语中写道：“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 偶然拈出一个富字， 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 一一画出， 毛发皆动。”[1]74又言：“ （严） 二老官空拥数十万家资， 时时忧贫， 日日怕事， 并不见其受用一天。”[1]74以此观之， 卧闲草堂评语 （以下简称卧评） “看财奴之吝啬”之语无疑是对严监生的评价， 而卧评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评点是今见最早、影响最大的《儒林外史》评点。……清代各种《儒林外史》的版本都把它当作小说的组成部分加以沿印， 有的还加以评点。”[2]17那么基本可以确定， 卧评中“看财奴之吝啬”之语即是严监生“吝啬鬼”形象确立的源头。
清人张文虎也将其定义为“守财虏”, 进一步强化了其“吝啬鬼”的形象。张文虎在严监生“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 自觉得心里虚怯， 长叹了一口气， 把脸朝床里面睡下”[1]73评道：“可怜！守财虏收场大率如此。”在其临死伸两指时又评：“写守钱虏临死光景， 极情尽致。”评语处处不离“守财虏”.但与卧评不同的是， 张文虎着重强调“守财虏”之最终下场， 除严监生本身文学描写的成分之外， 实与张文虎本人的生活经历相关。据《清儒学案》记载， 张文虎“少孤， 初为里中童子师， 藉修脯以养母”[3]6499.张文虎在金山钱家坐馆三十年， 靠他人资助过活；严监生家财千万， 却执念于两茎灯草， 体味个中滋味， 便不难理解张文虎为何一再强调“守财虏”下场了。
近代文学大家钱玄同、陈独秀等人均对《儒林外史》十分推崇， 然而提到严监生的似乎只有胡适一人而已。胡适在《吴敬梓传》中写道：“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想要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衷的可怜， 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 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 匡超人那样辣。”[4]160-161“贪吝的可鄙”便是胡适对严监生的评价。胡适更多的是将严监生与“国民性”相挂钩， 而严监生的种种痛苦与矛盾正是源于对“功名富贵”的极致推崇。
文学史教材以及语文类教材进一步确立并传播了严监生的“贪吝”形象。《儒林外史》首次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为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 将其列为高级中学应读书目， 从而促进了《儒林外史》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与扩散。1956年《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 （草案） 进一步将《儒林外史》列入第一学年课外阅读参考书目， 使得更多青年学生了解《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据统计， 自1956年后， 《儒林外史》几乎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必选内容。进入21世纪后， 随着部分省区如江苏、上海、湖北等开始独立编写中学语文教材， 使现行的语文教材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 如沪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选录《严监生疾终正寝》， 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语文》选入《严监生之死》， 2003年《临死前的严监生》开始进入人教版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则深入丰富了严监生这一人物形象：“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 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茎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 但又有‘礼’有‘节', 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 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5]351这一论断虽然强调其有“礼”有“节”, 但仍不脱“悭吝成性”之形象。
“教材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长期性、基础性， 并且将传播对象扩大至更广的人群， 因而其传播效应是巨大的， 20世纪50年代后， 《儒林外史》在普通读者中的传播，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材教学”[6],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 严监生一直是带有“吝啬”标签的批判对象， 因此， 在最普遍的读者意识中建立起来的， 便是作为“吝啬鬼”形象的严监生。
综上所述， 从最初的卧评开始， “贪吝”已成为严监生形象的标签， 张文虎、胡适等人进一步强调其“守财奴”的形象；而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及语文类教材对严监生“贪吝”形象的进一步确立和传播， 则使得最普遍的读者意识中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中国“吝啬鬼”形象的严监生， 依赖文学类教材的传播效应， 严监生“吝啬鬼”形象最终确立并被广泛接受。
二、“两茎灯草”文本的独立性
尽管严监生“贪吝”形象被最终确立并得到广泛传播， 但细读文本， 严监生却难以称得上是贪吝的人。近年来， 其“吝啬鬼”的形象也受到较多学者质疑。其中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林外史》第五回文本中的严监生是颇舍得花钱的， 不论是其为兄长严大了结官司、为王氏看病、扶正赵氏、馈赠二王、殡葬王氏等都花费了不少银两， 临终“竖二指”事似与前期文本相矛盾。此外， 虽然卧评本距《儒林外史》成书不过50年左右， 卧闲草堂评语最为契合作者吴敬梓的创作意图， 回评作者或是吴敬梓密友亲朋， 但我们仍然不能将卧评视作吴敬梓对严监生最初的形象设定。那么吴敬梓是否有意将严监生刻画成贪吝形象呢？显然是的。
《儒林外史》行文， 有主干思想而无主干故事， 以短篇故事连缀而成， 冥飞《古今小说评林》即认为“《儒林外史》之布局， 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 故其书处处可住， 亦处处不可住”, “处处不可住者， 灭之不尽， 起之无端故也”[7]466.松散的布局导致小说具有很大的可编辑性， 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 随机插入相关的或者仅仅轻微联系， 甚至毫无关联的故事， 《孽海花》作者曾朴称之为“谈话式”结构：“《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 谈乙事不管甲事， 就渡到丙事， 又把乙事丢了， 可以随便进止。”[8]471而“随便进止”的结果， 便是“起之无端”, 显得生硬而突兀， 这也是笔者读到严监生临终竖二指事的最大感受。这种自由的可编辑性， 为作者刻意地插入严监生故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实际上， 《儒林外史》除了作者自撰之外， 许多故事均“摭取他籍”, 有的甚至只是简单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而已， 而临终二指事所出有本， 更进一步确定了吴敬梓实刻意为之。
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载：“吴杉亭言：扬州商人某， 家资百万， 而居处无殊窭人。弥留之际， 口不能言一字， 亲友环视， 至夜忽手竖二指， 攒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 不治生耶？‘摇首不然。子又曰：’虑二叔欺儿凌孤耶？‘摇首不然。众皆愕然。其妻后至， 四顾室中， 向语云：’欲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耳。‘富翁缩手点头， 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亲见其人， 非杜撰者。”[9]18
吴杉亭即吴烺， 吴敬梓的儿子， 经常随父到扬州， 不管此事是吴敬梓亲见， 还是吴烺提供， 至少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即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本是一个独立的文本， 而非吴敬梓原本的计划中的。
此外， 两茎灯草文本实为吴敬梓刻意插入的另一理由是：严监生前后行为判若两人， 而作者却没有任何过渡， 其前期行为与其他典型吝啬鬼相比同样差异明显。
赵峻在《中国吝啬鬼之谜---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10]中， 统计了严监生的“花钱”行为：1、打发差人， 两千钱；2、了结严大官司， 十几两银子；3、为王氏看病， 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 都是人参、附子；4、为扶正生儿子的妾， 送王德、王仁每位各一百两；5、为娶赵氏为妻， 请客备席， 五十两， 仍交与二王；6、殡葬王氏， 用了四五千两银子；7、送二王乡试盘费， 并向二王托孤， 赠每位各两封银子， 具体数目未详；8、亡过前叮瞩赵氏为严大一家准备了些“别敬”等等。
如果单看这个账单和两茎灯草的文本， 我们很难将两者联系起来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与此相对照， 元杂剧中《看财奴》中的贾仁， 年老无子， 想买人家一个男孩， 只肯出一贯钱， 临死前嘱托养子将自己的身体砍成几截， 好装到废弃的石槽里， 还要借别人家的斧子， 免得损坏自家的斧子。世界四大吝啬鬼之阿巴贡放债居然放到自己儿子身上， 葛朗台拿出一文钱等于抹他的脖子， 泼留希金连一片破布也舍不得给人……与前期的严监生相比， 似乎《看财奴》中的贾仁更应该享有“吝啬鬼”的世界声誉， 而前期严监生形象的文学感观则更接近于一个家资不菲但胆小怕事， 恪守礼节， 事事花钱消灾的软弱形象。严监生前后形象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而作者却没有任何铺垫与过渡， 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突兀生硬之感。那么， 为什么吴敬梓不惜破坏文本的艺术完美也要强行插入这件事呢？
三、插入“两茎灯草”文本之原因
孟子云“知人论世”, 任何文学作品背后或多或少都留存着作者的影子， 吴敬梓对于《儒林外史》亦不例外， 其笔下的“两茎灯草”文本实寄寓着吴敬梓对金钱的态度。吴敬梓23岁时， 嗣父吴霖去世， 随之爆发遗产争夺， 近房中有人率领打手， 闯入吴敬梓家中抢夺财产。这场变故对吴敬梓刺激很大， 族人愈争夺， 他就愈不把钱财放在眼里， 开始轻财放浪， 过了一段“杜少卿式”的日子。《儒林外史》中借杜慎卿之口说杜少卿的父亲“去世之后， 他不上一万银子的家私， 他是个呆子， 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 他都不认得， 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 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1]381, 这杜少卿实是作者自况。
自身经历如此， 《儒林外史》即“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而第五回正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 偶然拈出一个富字， 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1]73.
其次， 夏志清先生认为这个故事太妙了， 以致吴敬梓容忍了艺术上的罅漏。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评论道：“这个故事太妙了， 以致难以割爱， 这样， 严致和就作为一个极端的吝啬鬼而死去， 尽管这与前面的章节给人的印象相矛盾。”[11]299
再者， 严监生之形象实勾联着作者对儒林现实的批判。八股取士制度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异， 在“一登龙门， 便身价百倍”的价值观影响下， 功名富贵成为社会衡量人的唯一标尺， 极大地助长了趋炎附势的世风， 毒化了社会人情。世风浇薄， 斯文零落，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严监生虽是一个有着十万多钱的财主， 到底身份相对较低。
再看严监生花钱行为就会发现， 其花费的地方要么是应付官府， 要么是王氏及其兄弟王德、王仁， 其中严大是优贡， 二王分别是府学廪膳生员和县学廪膳生员。“在国子监生中， 最为人们重视的是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 合称五贡。由五贡出身而任官职的人和举人、进士一样， 称之为正途， 和杂流出身者不同。”[12]42至于廪膳生员也是国家办事人员， 每年从国库领取白银四两。而严监生的身份地位与之自然不能相比， 他的监生是不是捐来的， 作者并没有明说， 但第五十六回《幽榜》中有严贡生而无严监生似是一个曲折的暗示。再加上严监生又自言“终日受大房里的气”, 可以说， 面对着家庭地位、社会身份的差距， 即使吝啬如严监生也不得不花费巨资与世周旋。在吴敬梓笔下， 严监生正是这样社会普遍现实下的一个极端缩影， 故事越荒诞， 批判越深刻， “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 知道官的丑态”[4]160-161.
四、结语
后世对严监生“吝啬鬼”形象的认定， 从最初的卧评便已确立， 至今而成普遍共识， 通过梳理严监生吝啬鬼形象经典化的过程， 我们会看到后人对经典形象的阐释与解读， 更应该看到严监生形象勾联全书的主旨所在， 那就是其悭吝而又不得已的一生：“自奉极俭， 而被诈极多。”[13]59整个社会都以科举功名为价值标准， 出身低微的严监生也就只能用自己珍视的“金钱”来与世周旋， 可以说， 他的痛苦与矛盾就是社会的症结所在[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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