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周伯通和黄蓉的人物性格探究

　　摘要：作为金庸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周伯通和黄蓉既有一定共性，又各禀个性。 周伯通身凝“真人”品格，将游世精神发挥到极致，而黄蓉广汲先贤之长，且加以融通，在人格层面可以与传统的“圣人”互映。 “真人”和“圣人”固然有别，但金庸笔下周伯通和黄蓉的互动，却又反映出理想人格的终极沟通性。
　　
　　关键词：周伯通；黄蓉；真人；圣人。
　　
　　周伯通和黄蓉同为金庸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他们“活跃”于《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等文本中，更是通过影视等媒介为几代人所熟知。 金庸笔下的周伯通和黄蓉被塑造得非常饱满，尤其是他们的在世方式， 从不同侧面契合了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的筹划。 因此，透析周伯通和黄蓉形象层面的理想人格情结，对于更深沉地理解人物性格及文本精神，不无积极意义。
　　
　　1 游世而在的周伯通。
　　
　　“老顽童”周伯通固然是艺术形象，但更是极具感染力的在世方式。 他的逍遥游、物我两忘，昭示的是道家的终极理想，但却又跃动着“儒”的影子。
　　
　　虽然周伯通也是王重阳的师弟， 但他却时不时称王重阳的那帮徒子徒孙为“牛鼻子”,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对道家世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庸俗倾向的强烈不满， 故而方以世俗之语讽喻那些庸俗化的道家弟子。 不妨这样说，早在第一次“华山论剑”之际，王重阳的参与并取胜，或许业已为全真教未来“四不像”的样态埋了单，而周伯通则是一个游离于这一样态之外的人。
　　
　　当然，周伯通的“真人”（道家的“圣人”的代名词）品格--全真教是不会认同他是“真人”的，所以此处没有用“地位”,而是用了“品格”一词--的铸就，一定意义上也得益于“东邪”黄药师将他困于桃花岛的那些岁月。 对周伯通而言，那段经历无疑是一个儒道相参相合的熏染过程，纵使“邪”和“疯”更多地集中在后来的“神雕大侠”杨过身上，但在周伯通的言行中，显然染上“东邪”的色彩，不过又不失“老顽童”的风格。
　　
　　略微回眸一下《神雕侠侣》的结局，武林的东南西北之“尊”是这样划分的，“东邪” 依旧是黄药师， 由于一灯大师由皇帝变为僧人，故“南帝”改为“南僧”,而杨过则继承了其义父欧阳峰的“地位”,只是改称为与“东邪”更为契合的“西狂”,郭靖无愧地继“北丐” 洪七公之后被誉为 “北侠”. 最为关键且最为难以定夺的是“中”,一方面是源自“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对候选人所具“魅力”的考究，最后周伯通“脱颖而出”,获得了“中顽童”的称号。
　　
　　但周伯通的“脱颖而出”却是一种消极的“脱”,正如黄药师对老顽童的评价：“我黄老邪对‘名’淡薄，一灯大师视‘名’为虚幻，只有你，却是心中空空荡荡，本来便不存‘名’之一念，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了。 ”言语之中所展露的，俨然是同时代的一位宗师对另一位宗师的拜伏，仅从这一点而言，之初的王重阳也得自愧不如。 若是做进一步分析，从人格塑造的角度而言，黄药师堪为周伯通的师父之一，所引之语因而可以看成是师父对徒弟的赞许，但从理想形态的成就而言，周伯通却又超越了黄药师。 我们固然不能轻易地将“青出于蓝胜于蓝”套在他俩身上，因为毕竟他俩仍是平辈的，但是从“学缘”的关系而言，周伯通之所以能被冠以“中顽童”的称号，显然是与其融通道儒的路向是分不可的，而黄药师（其女黄蓉、其婿郭靖也参与其中）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不可否认，与郭靖和黄蓉相比，周伯通的现实“天下”意识显然黯淡了许多，他的“天下”更多地内涵于“自我”之中，因而狭窄了很多；但相应地，他的“在世”更多地是“逍遥”式的，而相对于以平实的方式在世的人，他更多地予以荒诞不羁之感，因而带有那么多纯属周伯通的特色，这或许正是“老顽童”这三个字的真谛。
　　
　　2 智行天下的黄蓉。
　　
　　若用周伯通的话说，则黄蓉是个“精灵古怪”的人，而与郭靖的“傻”相比，她也堪称是足智多谋，但相对于她那“东邪”女儿的身分，她略显“不够般配”.
　　
　　在黄蓉与郭靖起初的情感征程中，当两人间出现罅隙之际，她不止一次地说：“我爹是黄老邪，我是黄小邪！ ”这显然是气话，但同时也透露了她内心的矛盾。 一方面，作为黄药师的女儿，当她言止不为外界所晓解时，被人们说成是“黄小邪”,也是情理中的事，所以她说自己“邪”,显然有先下手为强之嫌；另一方面，她以气愤的口气说自己是“黄小邪”,展露出的是一种无奈，更暗含着她自身对“黄小邪”这一称呼的不认同，甚至是反感。
　　
　　在对待“邪”的态度上，黄蓉或许远没有她的小女儿郭襄那样豁达，当郭襄被说成是“小东邪”的时候，更多地表露出的是童真而自豪式的认同，这固然是源于对她外公--“东邪”黄药师的崇拜，但更多地是源自两者于思想和言止诸方面的相似性。 黄蓉亲口称自己的女儿为“小东邪”,但起初却又抵触自己身上的“邪”,这种“迥异”的根源在于 “邪”自身的意义，因为它更多地意味着荒诞不经，往往是与现实无法相融的；黄蓉对“邪”的透彻反省，表面上是对其父所走过的路的检讨，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对“易”之由“玄”或“奇”向“邪”滑落的可能性的关注。
　　
　　也许在黄蓉看来，挣脱“邪”的最好方式，便是将她的精灵古怪融入世俗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郭靖充当了精神导师的角色，另言之， 正是与郭靖的磨合， 才使得黄蓉的足智多谋更多地以一种“侠”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也是黄蓉后来被誉为“黄女侠”的原由。 从后来黄蓉教育杨过的方式上，亦可以略窥其端倪，当杨过拜黄蓉为师之后，她更多地是教他读“四书”“五经”,这固然是吸取杨康走上歧途的教训，但更为关键的是她意识到杨过有些古怪，为了防止他以后对自己不利，所以她决定从思想上改造他。 一定意义上，这或许是出于黄蓉的“私心”,但是她选择一种儒学化的途径来感化一个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人， 其中所蕴含的深意不言自明， 而杨过后来对郭靖全家在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致最终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亲人，也从实践结果层面佐证黄蓉努力的成功。
　　
　　黄蓉的“精灵古怪”更多地以其融于现实的形式得以贯彻，她作为丐帮帮主，遵照洪七公的嘱托，将丐帮发扬光大，她自己也因而在丐帮上下及整个江湖上赢得尊重， 这既是黄蓉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她对洪七公之初批评黄药师“过狭”的积极改进，是一种切切实实的行动上的改进。 当然，黄蓉身上存有的现实性的一面，并没有影响她的“精灵古怪”,相反，正是这样的现实性，才赋予“极灵古怪”以更积极的意义。 不妨这样说，翁美玲所扮演的黄蓉，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不朽，翁美玲本人的表演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但黄蓉自身现实感极强的灵怪人格魅力， 才是这种不朽得以塑造的更为根本的内容。
　　
　　或许，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圣人”这个崇高的称呼一般是不会加在女性头上的，因此，此处将黄蓉视为智行天下的形态，或许会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但于此仅需要补充的是，“圣人”作为理想的人格形态，是人不断追求的目标，是人不断趋近的方向，既然我们无法将任何人绝于人这一大类之外， 那么我们就不该否定任何人遐应“圣人”的能力和可能。
　　
　　综而言之，作为金庸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两个重要人物形象，周伯通和黄蓉有着各自的人格魅力，周伯通身出全真又超越全真，黄蓉幼“邪”却终成于智且侠，两者都内契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理想人格的追求。 当然，在理想人格的主张方面，由于各学派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因而周伯通和黄蓉间张力的存在也属难免，但两者在实际相处中使原有隔阂逐渐消弭，并最终达到相融的层次，也是理想人格追求的终极所向一致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金庸。《射雕英雄传》[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　
　　[2] 金庸。《神雕侠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