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西方哲学思想与救亡图存紧密关联。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中发生的，换句话说，睁眼看世界与学习西洋是对民族危机的一种回应，正是民族危机才把国人的"自大梦"砸碎。但艰辛的探索告诉国人：仿效西方文化的器物层面是不能解决民族危亡的问题，甲午战争的败北就直接证明了"军事自强无济于事",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得法，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没有把握西方文化的要义，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支撑这种强大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就是西方哲学。一旦国人有了这样的意识，大量传播西方哲学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因此，西方哲学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播实际上是国人救亡图存深入的反映。这也印证了梁启超的说法，"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9]123,当然，西书中以哲学思想更为重要。
最后，西方哲学思潮传播对晚清文化变迁有深远的影响。晚清包括西方哲学思想在内的西学东渐是近代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逐渐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既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又催生了新型的学科体系。就前者而言，一方面，西学（包括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引发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从"中华文化优越论"到"西学中源论",再到民国初年的"西化论"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碰撞与交锋中的"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激荡中，人们对文化体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并逐渐意识到改变思想观念（尤其是作为哲学层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实现救亡图存的前提条件，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国人改变思想观念的一种写照。
就后者而论，经过对西学（包括西方哲学）的传播，晚清时期不但出现了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雏形，而且也出现了按照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传统学术的潮流，这对哲学学科建设有特别大的影响，如：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刘师培、蔡元培分别撰写与出版了《伦理学教科书》和《中国伦理学史》；候生在辛亥革命前编撰了《哲学概论》，它"引入'认识论'、'实在论'等概念，探讨了一些重要哲学原理，是我国第一本哲学通论着作。"[10]84可见，西方哲学的传入无论对哲学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是对晚清文化的变迁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然，晚清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由于处在译介的初期，无论是国人的关注度，还是传播的思想本身，都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人们还未达到共识，即在对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理解上未能达到共识，又在一些专业术语与人名的翻译上未达于一致，显而易见，对国人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然而，不可否认，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它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碰撞、磨合的传播与发展之路，通过梳理与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就能够为推动当代哲学的发展，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其一，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必须反思与引领时代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离不开思想的引领，而承担此艰巨的任务，哲学责无旁贷。
其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必须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晚清以来，哲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学科体系的影响与"支配",但中西哲学的风格根本不同，中国哲学要现代转型，既要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术语，但也不能盲目地套用西方话语体系，这种"野蛮的标准化"只能活生生地割裂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迈进现代就必须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其三，文化变迁过程中思想观念，尤其是哲学层面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晚清由器物层面（经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救亡图存之路无不彰显了"思想解放"的意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中国，思想解放仍须继续推进。
其四，中西文化的交流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针，做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既出现了国人文化自信"丧失"的现象，又出现了对文化激荡"不知所措"的情况，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加强，我们必须坚持"洋为中用",理性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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