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意义上的调和是弗洛姆理论体系的最大特色，他对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学说的某种调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微观方法与马克思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宏观方法相结合，建立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并将其具体地运用于当代西方乃至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之中。[1]
首先，弗洛姆概括了二者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他用三句话作了概括：1） 我们必须怀疑一切；2）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3） 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亦即，批判精神、人道主义和真理的力量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着作中的指导原则和动力。其中，人道主义是指每一个人均体现了全部的人性，因此人所具有的每个人都具有。
此外，运用动力学和辨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是这两个体系所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总之，他指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想。尽管他们有所不同---弗洛伊德是一个自由主义改革者而马克思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家，但他们对于解放人类都有着共同的、毫不动摇的决心；他们对于作为解放工具的真理都有着共同的、坚定的信仰；他们都坚信人类解放的条件就存在于人类砸碎幻想锁链的能力之中。[2]
然后，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两个体系各自的欠缺之处。他认为，将个人的知识与社会的知识割裂开来，是弗洛伊德以及许多认为两个事情可以分开的分析学家所犯的一个错误。因为，一个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首先要正确地认识他人，认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即，如果一个人要看得全面就要照顾到整个世界。
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也有某种欠缺---过多地考虑了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而忽略了人们行为中的特殊的人性因素。他指出，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是必须要考虑的，但也要考虑人民表达出了什么情感，以及什么内在可能性，不管它们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多么密切。换言之，他认为人们的行为不仅出于经济利益，而且还出于深深扎根于"人类条件"以及人类生存所给予的内在需要、感觉和目标中。他举例说，要想了解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为什么采取这样那样的方式，我们就必须透彻了解经济动机与特殊的人性因素，而这两个性格都包含在"社会性格"之内。[3]
接下来，他以人道主义为纽带对二者的思想进行某种调和。在他看来，弗洛伊德无法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为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但让弗洛姆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在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传播的是一种被歪曲和被贬低了的'马克思主义'"[2].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被歪曲、被贬低的原因。弗洛姆指出，马克思关心的是人，他的目标是想让人从物质利益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从人自己的安排和行为所造成的束缚自身的囚笼中解放出来；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人是什么而不是人拥有什么或利用什么"的社会；他想消除极端的贫穷，因为极端的贫穷不能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他也想防止极端的富裕，因为人在极端的富裕中有可能成为自身欲望的囚徒；他主张人不应大量消费，而应适度消费，以满足那些基本的、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较完善和较富裕生活的人性需要。而经济机械论者不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这一关注点，就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
不过马克思没有过多强调人性的方面，弗洛伊德虽然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但他所创立的动力心理学对马克思的分析具有一种补充的功能，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一种人的心理学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补充马克思的分析。然而事实上马克思不可能把动力心理学即精神分析学应用于人的问题之中，因为它的创立者弗洛伊德在马克思逝世10 年后才开始出版自己的着作，这在弗洛姆看来是非常遗憾的。
他认为，必须用弗洛伊德所创立并需要作较大修改的心理学来补充马克思的分析。这样的心理学必定是一种涉及到推动着人的行为、动作、感情和观念的常常难以为人们察觉而必须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去推论的内驱力的动力心理学，必定是一种将内驱力的进化看作人的需要和人置身于的社会、历史实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心理学，必定是一种从社会心理入手的心理学，必定是一种批判的、特别是对人的意识的批判的心理学。
在他看来，这种调和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必须满足人为某一制度献身的需要，必须研究人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何在等问题。社会主义必须成为伦理规范和精神发展的基础而超越那些空洞的陈述，这些空洞的陈述认为，善就是为革命 （工人的状态、历史的进化等） 服务……只要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同人的现实保持密切关系，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没有心理学的理论".[4]
弗洛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进行的这种调和是为他的和谐社会思想服务的。因为在他看来，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健全的社会，它必须能够满足人的真正需要，必然关注人本身，必然以人为中心或者说以人为最高的善；也只有到了和谐社会，人道主义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
因此，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同人的现实密切相关，那么它就应当是一种包含了涉及到推动着人的行为、动作、感情和观念的常常难以为人们察觉而必须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去推论的内驱力的动力心理学的理论。既然这种心理学为马克思的理论所欠缺，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动力心理学又不完善，那么弗洛姆对两者的调和就顺理成章了，"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由此得以创立，并成为他探索社会和谐之道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东方的或西方的，现代的或古代的，一切包含人道主义内核的思想，都成了弗洛姆进行理论调和的对象。他将包括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母权制、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众多思想和宗教教义的合理内核统归于"作为全球性人的哲学的人道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内部统一"既然是它们共同的主题，也就表征了迈向新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理所当然地，一切人道主义就应该而且能够求同存异，团结一致。
不分析弗洛姆的这一思想动机，我们恐怕难以理解他的那种跨越时空、国度、民族、种族、宗教、意识形态以及学派界限的理论调和。
参考文献：
[1] 万俊人。代序 // 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M].王泽应，刘莉，雷希译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2]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张燕译。赵鑫珊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 弗洛姆。生命之爱[M].王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4] 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M].王泽应，刘莉，雷希译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