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识论的一切分析和诠证都要从主体方面入手，主体必然成为认识论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课题，关于主体问题的分析是区别不同哲学的方法问题。这里的主体是指一种有意识、思维的、感觉的、认识和行动的本质，它同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是不等的，主体概念是基于逻辑或形式功能方面考虑而被运用的。
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的一个着名论断是“我思故我在”，这一观点对西方哲学史影响巨大。黑格尔说，“从笛卡儿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
笛卡儿为近代西欧各国哲学开辟了一个确定性起点的“我思”。笛卡儿对主体问题有相当的自觉，他有被众人熟悉的怀疑方法。他的意图是要借此怀疑方法求得证明我关于上帝的和外部世界等等的知识及其可靠性的原点，而 他 最 为 根 本 的 目 的 则 是 这 些 知 识 本 身 的 可 靠性。
这种方法引出了主体性的“我思”和“我”，使他的哲学直接进入了主体问题的讨论。
笛卡儿说，思想是可以怀疑思想对象，但却不能怀疑本身。思想的自身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思想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对象和内容，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自身，否则怀疑就无法进行。同时，怀疑活动一定要有一个主体，“我”就是怀疑活动的主体，由于想到“我”在怀疑，可以确定地知道作为怀疑主体的“我”是存在的。笛卡儿的普遍怀疑之所以是可能，因为他不局限于任何具体的知识，甚至不局限于心灵活动的某一个方面，而是直接对这种心灵活动本身提出疑问。如果笛卡儿把这种心灵活动称之为思维或思想，而思维是某种主体性的话，那么笛卡儿对某种主体性或主体的某种特性提出质疑使他的普遍怀疑成为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儿怀疑方法所包含的逻辑使主体性问题展现了出来。从普遍怀疑进而到“我思”，认识论完成了一个转折，认识论的全部研究实质上就是以“我思”为中心而展开的。
笛卡儿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它包括了“我思”和“我在”两个部分：“我思”指思想活动。他说：“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
“我思”包括一切意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或是情感的，这些都是属于“我思”的范畴。他认为，“我思”是没有具体的内容和对象的，它是以意识活动为对象的自我意识，也即是反思的意识。我们从笛卡儿的诸多规定中都是可以看出笛卡儿的“我思”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经验活动，没有“我思”的对象性活动的具体内容，他把“我思”局限在了人的自我意识之中。笛卡儿常常把感觉和感觉对象、思维和思维对象等同起来，这样就会得出两个不同的“我”，发生怀疑的“我”与遭受怀疑的感觉和思维的“我”，而这两种“我”都是凭借经验意识得到的，是通过描述它们各自具体的思维活动而得到的。笛卡儿的怀疑是一种方法，一种哲学思维的技巧，他凭借反思从普遍怀疑里面找到了“我思”的一般性质，但是，却没有摆脱由经验意识分析得出的一般性质。他对于自我意识的问题有较清楚的认识，但是始终跳不出经验意识的禁锢，他的目的就是从具体的经验意识中去寻找一个我的本性来，将它作为一切哲学的原点。那么，这种本性是什么呢？笛卡儿认为是人的精神本性。
他主要是通过对一个特殊的物体蜂蜡的认识得出结论的。笛卡儿完成了一个超越：他在没有什么理论前提的条件下，从经验描述跳到了对于超经验的“我”的实体的断定。他认为“我”是精神的实体，我的本性是精神的实体。
笛卡儿认为，思想的主体和反思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主体就是实体。实体是一个本身有能力存在的东西。精神或者“我”是有能力存在的，思维是直接寓于其中的。笛卡儿关于精神实体的存在是从思想功能或意识活动当有 主 体 而 推 想 出 来 的。“我 思”和“我 在”之“我”是同一个实体，从逻辑上说，“我思”是理由和根据，“我在”是结果和结论。笛卡儿认为，人们只能通过属性来认识实体，每一个实体都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即它的本质。从“自我”思想活动的特殊属性，可以得出“自我”必然存在的结论，“自我”是这样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和本性只是思想。”
笛卡儿从普遍怀疑的现实和可能性中归纳出“我思故我在”，引出“我思”这一个大问题，从而进一步地追问“我是什么”，揭示“我”的本性。“我”的规定依赖于经验意识，因而就有了很多的可能性，就没有办法达到笛卡儿要追求的原点和基础。笛卡儿关于主体的问题在这里就分裂了，没有达到提供其基础所必须的绝对统一性。
二、康德的先验演绎哲学
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批判哲学完成了对“我思”的批判，向人们揭示了“我思”是如何可能的。康德哲学直接表明的任务就是理性批判，就理性对人的本质而言，在康德那里，理性批判也可以说成是主体批判。理性是直接实现和体现在知识之中的，所以理性的批判必然要从知识批判开始。这和笛卡儿有相同之处，他们的入手点都是从知识的讨论来进入主体的。
康德认为知识的存在是理性批判之所以可能和必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康德运用先验的分析方法来进行知识批判。先验的分析方法和经验的分析方法是直接相互对立的。批判哲学在运用先验方法从事认识问题分析讨论时，它既不查对其外在的对象，也不描述具体的认识过程。康德把他自己的学说命名为先验唯心主义，批判哲学它所揭示的主体不是处于具体经验之中的个别的“我”，而只能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和逻辑结构或形式结构。康德的全部批判都是为了最终的先天主体结构，以此来说明一切知识的可能性。先验主体的揭露，开辟了认识论崭新的领域。
批判哲学是理性的批判，它批判的结果不是怀疑和否定人类理性，而是确定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批判是理性的自我审视和反思。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说明感性和知性的纯粹理性在人类知识范围没有客观实在性，认为理性批判的依据不在经验范围，而在于先验形式和能力。批判哲学为了使对主体的纯粹分析得以可能，首先就必须将外在的对象和关于对象的知识区分开来，那么批判的出发点就在于这种作为观念的知识或经验。先验方法就1的主体本身。那么要把外在的对象和关于对象的知识区分开来，就是要把来自经验的、外来的或者是后天形成的东西与先天的理性的东西区分开来，将先天形式中的感性形式和知性形式区分开来。作为主体的理性，在先验方法的解析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些理论抽象的产物，是感性形式的直观，知性形式的概念。对于感性形式和知性形式的认识就构成了关于主体先验知识。他认为作为主体呈现出来的认识形式是极其一般的东西，作为形式结构，它存在于一切知识之中，它不是一种实在的东西，它没有经验的实在性，而是一种先验的观念性，排除了任何经验的“我”的特征，它给我们提供的是我之所以是我的形式基础。“我思”和“我”是在这种形式结构的经验现象。
“我思”和“我”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我思”与“我在”这两个命题中间，“我”实际上都未得到明确规定。在经验层面上，“我”只是对自身身体的规定，因为“我思”虽然是一个经验命题，但实际上并无“我”的经验表象。康德强调，我们虽然感知到思想的活动，但我们并未能直观到实施这种活动的自主活动的存在。“我”
仅仅是从个体思维活动的同一性中分析出来的。任何实体，都必须有相应的经验的内外直观。康德主张一切表象都是“我”的表象，“我”的思维的先天统一是一切表象统一的前提条件，而思维的先天统一则源于先验的统一。康德认为，“我思”规定了“我”的存在的活动，由此存在就已经被给予，但“我”借以规定这个存在的方式并没有被给予。要有此给予，需要自我直观，这种直观是以一个所给予的先验形式即时间为条件的，时间是感性的，并属于在“我”之内可规定东西的接受性。但康德意义上的“我在”是作为一个判断或思维的主体而存在，“我思”是一个判断，而判断必须有主体存在才能进行。
人类的“直观”是感性的，不是知性的，当我用“内直观”直观“我”时，“我”所得到的只是在时间中的感性直观，当“我”用“我思”来整合这些现象时，“我”认识的是现象的自我。当我们抽掉感性直观后，“我”就是一个空洞的表象，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康德认为由“我思”给出的“我在”只是一个思维的主体存在，是一个现象的存在，而不是精神实体的存在。
认识的先天形式唯有在经验之中才有其实在性，而先验分析的可能性并不能使它们具有脱离经验以外的实在性。如果人们要是超出可能经验的范围来规定一个精神实体，这样就会导致出现超验主体，这是非批判哲学的结果。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在理论上成功是直接依赖于主体的先验学说的。康德提出对象必须取决于我们知识的原则。对象之所以要取决于主体，是因为由感觉接受的一切质料如果不经过由直观形式与范畴的整理便不能在主体之中表现出来，这个前提就是对象必须要和主体相符合。对象要是成为我们的知识，则必然要符合主体的先天形式，而认识主体要获取知识，也要通过这样的形式。主体是认识论的中心，对象取决于我们的知识，不仅仅是指对象要以我们的知识为标准，更在于对象之所以成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必须经过主体的规整。主体是认识的中心，但这种中心的地位是由其建立知识和知识的对象的功能和作用确立的。
“哥白尼革命”在认识论上的成功，同时也为认识本身设置了限制，主体先天的形式结构只在经验的范围才有效。作为认识主体的理性一旦试图超越这个界限，它就会陷入到矛盾之中。因为只有在这个经验的范围内，主体的认识形式才能有其得以现实化的经验材料。根据先验哲学的原则，实体表示经验对象的实在性，是知识实在性的规定。经验的东西都是由感觉直接融入进来的。先验哲学在理论上证明了人类可能的认识范围比先前所认为的要小得多，形成这种限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象，而在于主体本身。“哥白尼革命”实际上是整个的理性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理性的主体与周围关系的传统哲学观点。康德的批判哲学所确立的主体中心地位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有效的。“理性无处不立法”。对认识的有效限制是指理性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原理，人的不同活动都要遵循不同的法则，而这些都来自于主体即理性。
三、笛卡儿与康德关于主体问题的比较
笛卡儿在怀疑之前也是先谈知识然后引出其它见解，康德认为理性的批判要从知识批判开始。只从叙述的次序来说，康德和笛卡儿的入手点有相同之处，都是从知识的讨论引出和进入主体的，为了寻求一个最终可靠的根据。但二者在实际过程中确有不同之处。笛卡儿从知识入手是为了引出怀疑活动，而康德从知识入手，认为知识的存在是理性批判之所以可能以及必要的前提，不仅仅是结果而已。同时，康德运用先验的分析方法来从事知识批判。
笛卡儿和康德，他们在进入主体问题与进入认识论讨论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但是，他们在方法、角度和深度方面的差异，导致关于主体的整个观点的根本不同。这就直接影响到主体问题在他们各自哲学中的地位。笛卡儿和康德各自的主体究竟是什么，主体在他们那里究竟是如何得到分析和规定的，实际上他们在一开始进入主体问题的讨论的时候，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体是什么就有了一定的界定，因此在随后的分析中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前面的继续。
胡塞尔曾对笛卡儿的理论表示相当的惋惜：“他站在一切发现之中最伟大的发现面前，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成就了这个发现，却尚未把握它的本来意义，也未把握先验主体性的意义，这样他便未跨过引入真正先验哲学的入口处。”
如果要从“我思”进一步推进，“我思”是如何可能的，理智胜于感觉的逻辑根据何在，当问的不是“我是什么”，而是“我，作为主体，是怎么样的。”康德的批判哲学完成了关于“我思”的批判，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向人们揭示“我思”是如何可能的。
笛卡儿讴歌理性，康德主张对理性进行审视；笛卡儿的“我在”是实体性存在，康德的“我在”是现象的存在；在知识的问题上，笛卡儿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康德企图对唯理论和经验论进行调和；笛卡儿认为认识自我是十分容易的并能够认识人的本质，康德则认为认识自我是十分复杂的，只能认识现象的自我而不能认识自在的自我。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弘扬理性、突出主体作用、开启近代哲学转向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康德的主体学说确立了现代主体理论的根本内容，它一方面指出了哲学关于主体认识的可能途径和原则，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传统观点的根本缺陷。康德的先验哲学从根本上消解了笛卡儿的心灵与物体的二元论，将心灵与身体的联系的讨论逐出了认识论的领域，将主体确定为认识的中心，标志着认识论转向的完成。
［参考文献］
［１］［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Ｍ］．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
［２］［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Ｍ］．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３］［法］笛卡儿．谈谈方法［Ｍ］．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４］［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和巴黎演讲［Ｍ］．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