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哲学,怀特海曾经有一句着名的话语:"公正的说,关于西方哲学最令人信服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对于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在哲学领域内,没有一个问题不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观点的."[1]
作为西方哲学史的主导和基本理论框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图谱为后世哲学的发展涂上了厚重的底色.之后的哲学家习惯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毋宁说是顺着思想巨匠的眼光)追溯过去,眺望未来,褒扬其所褒扬的,批判其所批判的.柏氏师徒所诅咒者的名单中,最着名的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游吟诗人---之前的城邦教育者,因为在他们口耳相传的诗歌中神的形象被亵渎了;另一个就是"智者",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职业教育者.关于智者群体,其真实面目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压制,已经难以找到真实的证据.在柏氏师徒的着作中,"智者"是论战对手和嘲讽对象.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他们犯了错"[2]8.与荷马等游吟诗人相比,"智者"所受到的批判和讥讽显然更加严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荷马史诗》仍然能够千古传颂,而"智者"的作品以及为其辩护的言论却有意无意间被柏拉图及其之后的学者所剪裁.对"智者"的批判一直持续到近代.直到黑格尔,人们才慢慢学会客观地看待这个被误解两千多年的群体.随后,英国古典学者格罗特(Grote)、法国的弗雷(A.Fouilee)等纷纷跳出窠臼,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术体系记录下来的智者形象.那么,"智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何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憎恶,又为何在后来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和推崇?厘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重要篇章,更是解读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把钥匙.
一、谁是"智者"?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恰逢古希腊城邦的贵族文明发生危机,一股强劲的以人为价值中心的新思潮勃兴于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一批职业教育者游弋于希腊各邦,收费传授有关政治活动和个人管理的技能,并自称为"智者"."智者"(Sophistes)这一概念来自于"智慧"(Sophia),泛指在技艺、政治、学识上具有一技之长或特殊才能的人.最初"智者"称号是他人对才华卓着之士的尊称,职业教育者的出现使这一名称获得了新的内涵.
(一)智者的身份:第一批职业教育家
从个体性格和所持的理论来看,智者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却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的历史地位.
在智者之前,希腊的教育工作者是诗人.当智者诞生之后,背诵荷马就不再是希腊人的唯一精神食粮,这个时期日益走向繁荣巅峰的民主制促进了辩论术的市场需求.要跻身政治、获得权力就必须熟练驾驭语言和辩论技巧,用说服和解释来代替往昔的发号施令.因此,城邦人民---尤其是出身中产阶级且有志于城邦政治的年轻人,迫切需要提高演讲和辩论的技巧.智者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知识需求,他们开创了"教育者"这个职业,研究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知识学科.语法、逻辑、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凡被人们所喜欢的、需要的,都会进入智者研究和教学的范畴.但是,这些博闻强识的饱学之士并不以传播系统的知识为目的---尽管他们确实做出了类似的行动,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对"杰出的公民"进行政治教育.从此种意义上来看,智者在"教育者"的外表下实则跳动着一颗积极进取的政治心脏.
吉尔伯特·罗梅耶-德尔贝认为:"智者其实都是'流浪思想家',不过雅典是他们最成功的舞台.
他们到各个地方教学,从这种流浪中获得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最早触及了批判思想.他们这种带有些许国际性的身份,使得他们脱离了城邦的约束范围,也让他们发现了个人主义,他们客观上促进了观念的交流,可能也正是这种促进交流的工作使得柏拉图将他们的职业看做是追求商业和金钱."[2]9
(二)智者的职业理念:知识是有价的
智者是收费教育的职业教师.在他们之前,智力产出是否已用货币量化,已经无法考证.但就柏拉图对智者收费问题极为反感的态度来看,似乎以往正规的教育活动都是非市场化的贵族教育.因为收费,而且收取数额可观的费用(如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普罗泰戈拉收了100明那,相当于43.33公斤银子),智者就被柏拉图不无嘲弄地定义为"兜售精神产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3]色诺芬也对智者进行了类似的界定:"那些为了赚钱而将智慧出卖给需要它的人,就叫智者."[4]
柏拉图之所以攻讦智者,大致出于两点考虑:其一,他认为知识是灵魂的食粮,就像酒肉是身体的粮食.买知识比买酒肉的风险大得多.买来酒肉可以暂存起来,请来懂行的人告诉你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应当吃多少,在什么时候吃.但购来知识商品却不能放在器皿里面,在付钱的时候,必须把它接纳到灵魂之中.倘使遇到"假冒伪劣"的知识,必定会大受其害.智者们兜售知识商品,以灵魂的医师自居,柏拉图对他们的"职业道德"很不放心.其二,在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家看来,知识是不能被商品化从而批量生产和销售的,或者说真理是无法用货币进行量度的.知识传播属于公益性的活动,理论沉思、真理探寻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的.思辨的生活在价值上高于一切.如果把知识当作商品兜售,这就无异于游荡于街头巷尾的小商贩,玷污了思辨生活的神圣性.
然而,智者本身对教育收费这件事情的看法却很坦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当之处.普罗泰戈拉认为,智者这一职业的宗旨是正当和高尚的,意在通过传授政治技艺把人们培养成好公民.他把"公正的"和"美好的"事物呈现给每个城邦,并坚持认为能以这种精神教导学生,就理所应当地接受他们丰厚的报酬.另外,智者也并非把获取报酬当作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要学生能够学有所获,承认教师的智力劳动是有价值的,交不交学费各随其愿,不是问题的关键.普罗泰戈拉说:"对收费我采用这样的方式:一个听了我的课的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付钱;如果他不愿意付钱,那他只需走进神庙,起誓承认我所讲的是有价值的."[5]328B由此可见,智者的收费行为绝非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颠覆性的思想革命,剥去了笼罩在智力活动上的神圣光环,打破了知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
智者的收费教育可以看做是教育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也是教育的大众化、平民化和实用化过程.
(三)智者的教育目的:知识是大众的
基于"知识是收费的"这一基本理念,智者的教育活动针对不同的需要人群,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将各种对生活有用的技艺传授给最广大的人群.换句话说,在智者眼里,知识是属于大众的.
智者的教育活动以传授修辞术、演讲术和诉讼术为主要内容,注意辩驳论证的技巧,目标在于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思维方法、表达能力和政治素养,这种教育观念和教学实践同传统哲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传统哲学家看来,探索真理和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唯有纯粹的理论知识(episteme)才是有价值的.这种知识观决定了教育的范围和对象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教学方式也必定是封闭的、学园式的师徒传承,其培养目标在于使学生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哲学家,甚至更进一步成为"哲学王".但对智者来说,知识只在构成驾驭生活的手段时才是有价值的,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实际上是可操作运用的"技艺"(tekhne).普罗泰戈拉声称,他传授的技艺是"在私事中如何能把家庭料理得井然有条,在公事中如何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对城邦产生最大的影响"[5]319A.可以说,智者讲的是"学以致用",哲学家追求的是"学以致知".
"致用观"决定了智者的教育对象是广泛的、多维的.智者们信奉"有教无类",坚信人人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美德---即所谓"美德是可教的",可以通过学习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智者们特别关心教学效果,因为他们是一群收费的职业教育者,如无效果就会丢失自己的职业.普罗泰戈拉曾向前来求教于他的年轻人希波克拉底不无自信地炫耀自己的教学效果:"年轻人,听了我的课,你的收获将是这样的,在你听到它们的第一天,你走的时候就会比来的时候更好.以后的日子同样如此,每天你都会不断地改进自己,变得越来越好."[5]318C与此同时,"致用观"也决定了智者的教育方式是多样的、开放的、公众性的.其培养目标不是让学生成为"另一个自己",而是成为一个有实践能力的好公民.智者们或者在富裕的朋友家中,或者在公众集会上进行演说,向所有愿意跟随自己学习生活技艺的大众无所障碍地宣讲观点、讨论事务.有的演说准备得很充分,饰以各种修辞艺术的手法;有的演说则即席回答听众提出的某个主题.这种由大众来讨论宗教、科学、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方式,"其价值是不应当低估的"[6]85.实际上,智者所从事的是一种广泛的、公众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绝大多数的智者来自希腊各地,他们以雅典这个"智慧之都"为中心,在各邦巡回授课,没有固定场所.自由迁徙、不拘一地的教学生活使智者习惯于放眼城邦的墙垣之外,对文明的不同形式发生兴趣并形成对比品评,从而产生平等、联合和大众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智者是泛希腊主义和大众化精神的承担者与传播者.
二、"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思想的最高原则
早期希腊思想偏重于研究事物的客观性和"属神"本性,寻求自然宇宙和社会宇宙的共同基础,思想家们是以神或客体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人的主体性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范围.人仅仅是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同质的部分,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物.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社会文化存在的人的价值和意义,人所创造的文明的本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刻的、有意识的反思尚不具备.在早期希腊思想史中,赫拉克利特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卡西尔指出:"赫拉克利特站在宇宙学与人类学思想的分界线上.虽然他仍然像一个自然哲学家那样说话,属于'古代自然哲学家',然而他相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奥秘是不可能的."[7]7欲想把握外部实在的意义,必先自我反省.因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赫拉克利特哲学:"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7]7但在真正意义上自觉寻找自己的运动是从智者开始,至苏格拉底才臻于完善的.关于苏格拉底,西塞罗的评价是:"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之驻足于城邦,进入家家户户,研究生活、道德、善与恶."[8]364这句话同样也适合普罗泰戈拉.
(一)真实的普罗泰戈拉:传统价值的反叛者
智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种广泛的思想运动.在某些问题上,智者相互之间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对立,但种种分歧在"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最高原则上得到了统一.这一原则的主要倡导者,是古希腊传统价值的反叛者---普罗泰戈拉.普罗泰戈拉大致活动在公元前481-前411年间,出身寒微,起初从事体力劳动,成为智者之后他是"收费回答问题的首创者"[2]12.
关于收费教育,普罗泰戈拉明确表示从事这一职业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叛逆精神.他认为智者术是一门很古老的技艺.从事这种活动会招来流言、嫉妒和迫害,因此便需要用体面的外衣装扮起来.荷马、荷西俄德、西蒙尼德是古代智者,但他们不敢以智者自称,便装扮成诗人.奥菲、穆萨等智者则装扮成预言家,另外还有一些智者装扮成体育运动家、音乐家.普罗泰戈拉认为,试图逃避人们的嫉妒和"城邦掌权者的眼睛"是愚蠢之举,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我走了一条与他们完全相反的 路:我 承 认 我 是 智 者,是 人 们 的 教 师.我 经 过 仔 细 考 虑,认 为 公 开 承 认 比 隐 瞒 要好."[5]
314C-319A普罗泰戈拉公开承认自己是智者,事实上是对古希腊传统价值的一种反动.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智慧是属神的东西,唯有神才有驾驭一切的智慧.神之于人,就像成人之于儿童,无论人有多少知识才能,都是简单的模仿,算不上拥有神的智慧.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同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前者公开承认自己是智者,后者则借德尔菲神庙女祭司之口宣称自己是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们都是传统价值的反叛者.不同的是,苏格拉底遵守了城邦贵族的知识探究方式---以求知自身作为求知的目的,一切都为了"高贵的"、"智慧的"生活方式,求知的过程也是小众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论述的那样,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知识拥有智慧,似乎只有那些被神明加入黄金所创造出来的人(统治者),才有这种天赋.而智者们却依仗"狡黠的聪明"和"浮夸的机智",为了赚钱而将所谓的智慧出卖给需要它的人.因此,虽然同样因为智慧而被宣判为"渎神",慷慨就义的苏格拉底成了耶稣似的圣人,灵活避难的智者领袖普罗泰戈拉却成了"兜售精神产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
相比较而言,普罗泰戈拉对传统价值的反叛更加彻底:他不仅承认自己是智者,而且认为自己的智慧可以传递给众多受到指导的人.甚至,就连普罗泰戈拉逃避惩罚的行为也未必不可视作一种彻底的反叛---既然"神"已经被亵渎,又何必接受其所规训的"正义"审判?
(二)"人是万物的尺度":对普罗泰戈拉命题的解读
普罗泰戈拉的全部观点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9]
对这一原理的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支持者持批判态度,将之归结为相对主义、感觉论.塞克斯都则为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注入了"怀疑主义"的成分,因为按照他的理解,普罗泰戈拉认为人们总是处于不同的状态,在不同的时间理解不同的事物.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理解那些存在于质料中的(en tei hulei),能对自然状态的人所显现的东西;而处于非自然状态下的人理解那些能显现给非自然状态的人的东西.同样的解释也可用于年龄、梦或醒等状态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理解.塞克斯都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归结为"人是万物的标准",因为"任何显现给人的事物存在,不显现给人的事物不存在".
显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塞克斯都过于狭窄地理解了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他们把"事物"简化为可感觉的种种性质,把"人"简化为个体和个体的感知.
事实上,普罗泰戈拉不是一位专业的自然哲学家,从他给后人留下的着作目录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感觉问题,而是由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语言构成的文化问题.因此,应当转换视域,把普罗泰戈拉放在智者运动这一广泛的非专业哲学的文化思想潮流中去考察,从而更加全面地从整体上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意义.
首先,普罗泰戈拉所理解的"人",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单个孤立的人,而是政治人或文化人,是作为群体存在的人类自身.他所理解的"万物"主要是作为文化人或政治人所关注的"精神客体",即同"自然之物"区别开来的"人为之物".譬如,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等基本价值范畴以及城邦自身及其法律制度.普罗泰戈拉继承并发展了德谟克利特有关文明本性的观点,明确认识到"人为之物"不同于"自然之物".不同民族的政治与法律,正像他们的语言以及宗教观念和道德体系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传统因袭的"习惯"(nomos),是以人为尺度、为价值准则所确定的东西.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正是人类逐步习得美德和掌握政治技能的结果,国家和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作品,而非自然的赐予.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在于体现人们为实现共同利益而掌握社会生活技能的睿智.国家、法律、美德等"人为之物"是人类认识和创造世界的最高成就,是人类高于其他自然物,或借用神话语言来说是进入"神的领地"的明证.以人为尺度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化,否定了以神为尺度所强加给"人为之物"的绝对必然性.
其次,承认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不意味着否定"人为之物"的客观性,从而导致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来随意解读和处理国家、法律和道德.承认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主义,承认事物的相对性也不等于相对主义.普罗泰戈拉虽然承认"人为之物"的客观性、易变性和多样性,但城邦公民之间的公共利益可以使他们形成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有益性这样的公共信念,确保"人为之物"的客观性、可信性和非随意性.这也是智者的使命之所在:为保障公共利益而对公民进行有关政治美德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把正义和美好的东西介绍给正直的人民,进而建立良好的城邦秩序.
第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那就是承认人人都有获得智慧和美德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一切人都有成为"尺度"的权利,而不是仅仅"像神那样的人"才有这种权利.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普罗泰戈拉借用了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神话寓言,诉说自己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人类基本权利的获得等全新的、理性主义的观点.普罗泰戈拉通过神话的隐喻,解释了人类从蛮荒到文明、由无序到有序的进化过程,表明了一种社会进步论的观点,与荷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描述的社会退化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一系列的神话故事,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他最精彩、最有价值的观点:互相敬重,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人人都平均享有"尊敬"和"正义";凡不去履行"尊敬"和"正义"的基本义务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不是因为他们冒犯了神的意志,而是危害了城邦的公共利益.在此,普罗泰戈拉再次申明自己的主题:美德是可教的.既然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分享正义,那么便有充分的理由承认每个人都可以做正义的教师.不过,分享正义是一种权利能力,要想真正将之实现,切实履行,须经教育和刻苦学习.
三、契约论与强权说---人类思想的首次启蒙
虽然智者被普遍定义为"第一代职业教育者",但他们的抱负和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
基于"收费教育"的社会实践和"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两个最高原则,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为人类思想谋划了首次启蒙.
(一)高尔吉亚的怀疑论与"个体道德观"
高尔吉亚是早期智者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出生于西西里的林地尼城.师承恩培多克勒,以高超的辩才着称.最初,高尔吉亚希望追随恩培多克勒成为一名自然哲学家,但芝诺的辩证法把他引向了怀疑论.高尔吉亚在《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一书中清楚表达了怀疑论思想,他确立了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假如有物存在,也不能被认识;第三,假如能被认识,也不能传达给别人.策勒指出,整个着作,尤其是第一部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想要以自己的辩证法把爱利亚哲学归结为谬论,无论如何,这部着作是"高尔吉亚对哲学的最终决绝书"[6]94.
告别了哲学,高尔吉亚专注于修辞学、演说术、辩论术这些说服教育的技巧.他对真理和道德问题避而不答,因为在他看来关于具体事物的真知识(包括道德知识)是任何人都无法得到的.而说服的艺术大大高于其他技艺,因为它能使其他技艺心甘情愿地为它忠实服务,无需暴力.高尔吉亚充分认识到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本身既可以塑造一个善良美好的灵魂,也可以致使一个灵魂堕落邪恶,关键在于操作语言的人的动机.高尔吉亚试图使语言的力量朝有利于塑造健康灵魂的方向发展,"城邦的光荣在于勇敢,身体的光荣在于美丽,灵魂的光荣在于智慧,行动的光荣在于品德,言语的光荣在于真理,在任何情况下赞扬那值得赞扬的东西和谴责那应谴责的事情,才是正确的".[8]124由此可见,高尔吉亚并不是一位非道德主义者,他否认的只是一种普遍的统一的道德、政治或宗教存在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高尔吉亚还针对希腊传统价值所普遍认同的两件历史公案进行辩驳,撰写了《为帕拉莫德斯辩护》和《海伦颂》两篇演说词,藉此怀疑和挑战群体价值,宣扬个体道德观.在这两篇着名的辩词中,使人感兴趣的是高尔吉亚对罪过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只考察结果、只做客观认定的做法,他认为只有出于行为主体的"筹划",出于自由选择的罪过才是罪过,其他一切由不可抗的外部或内部必然性力量导致的罪过都不是罪过.由此可见,高尔吉亚已经认识到了人只有自愿或蓄意为恶才是犯罪.这一看法是智者启蒙理性主义和个体价值观的体现.高尔吉亚站在智者运动的分水岭上:他的怀疑论思想的发展结果是对成文法客观价值的否认,其中萌发出契约论思想;而沿着个体道德观继续发展则产生了非道德主义的强权说.
(二)契约论
契约论首先发轫于有关"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相互对立,以及对"人为之物"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思想.普罗泰戈拉使"人为之物"同"自然之物"区别开来,但他没有贬低"人为之物"的价值,而是认为"人为之物"在价值地位上高于"自然之物".因为根据本性或自然(kata phusin),人类总是处于动物般的相互斗争、混乱无序的状态.正是为了公共利益,人们根据习惯或约定(kata nomon)创制了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以及其他一切标记文明的"人为之物".在普罗泰戈拉那里,法律制度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和生成(genesis)的东西,不是自然法,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文法(no-mos),它以道德为基础,或与道德一致,而道德本身也不是根据本性或自然就存在了的,乃是通过教育学习而为每个个体所获取的.
高尔吉亚为普罗泰戈拉的价值理想加入了怀疑主义的色彩.它虽然也把成文法视为人类的精巧发明,但认为还有一种不成文的"正义"---"神圣的和普遍的律法".认为不成文的正义原则作为神圣而普遍的律法,它比成文法更重要,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对"人为之物"不十分信任的倾向.
普罗泰戈拉把人作为普遍的法则,高扬了"人为之物"的价值,高尔吉亚继而把普罗泰戈拉的人的原则个体化,每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言说自己的价值观.高尔吉亚之后,他的学生吕科弗隆和阿尔基达玛在否认成文法的客观价值方面走得更远.吕科弗隆怀疑一切人类创制的东西,甚至在一个判断句中忌讳使用"是"这一系动词.他认为国家组织是人们为结盟而缔结的契约."法律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只是个人权利的相互保证",它不能使公民行善和主持正义.[6]96我们从高尔吉亚及后期智者的契约论中,读到了类似于索福克勒斯着名的悲剧《安提戈涅》的观点.可见,怀疑"人为之物"的可靠性,否定成文法的价值,呼唤神圣和普遍律法,追求自然权利的诉求,已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知识界渐成强音.
(三)强权说
沿着高尔吉亚的个体道德观继续发展,把它推向极端,便产生了强权说.同契约论一样,强权说也是后期智者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强权说的代表人物是特拉西马库(或译"塞拉西马柯"、"色拉叙马霍斯")和卡利克勒.
特拉西马库批判宗教和道德的幻想,力图阐明事物的现实状态.在《论政制》一文中,特拉西马库有感于雅典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悲叹雅典人的荣光已经过去,现在正走向衰败.原因在于执政者们用战争代替了和平,他们的冒险行径牺牲了城邦的和谐一致,带来了仇恨和纷争.按照特拉西马库的理解,政治是显示人的力量和利益的舞台,是人而不是神的活动舞台.现实生活中所说的正义实质上是强者、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成文法并不是什么客观伦理价值的体现,而是在利益斗争中获得统治地位的那些人的利益的体现.特拉西马库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发展为"强者的利益是万物的尺度".
他对此作出了阐释:谁的力量大谁就能统治他人;统治者都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法律,君主政体制定君主法律;制定法律后便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谁就有违法之罪,还有不正义之名.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卡利克勒是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的一个人物,他从平民的立场出发,抨击当权者对人民的暴力统治,揭穿政治法律的实质无非是强者的利益.要求重新建立真正平等的现实秩序.与特拉西马库认为成文法是为实现强者利益的观点不同,卡利克勒认为成文法是多数弱者为了限制强者的利益超过他们而制定的违背自然的东西,强者应当冲破这种限制,追回被成文法剥夺了的自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卡利克勒与尼采具有相似性.因为尼采也试图推翻和重估一切传统价值,凸显强者("超人")的意志.
四、结语
无论契约说还是强权说,它们都贬低或否定标记文明的成文法的价值,要求按自然状态生活,唯一的区别在于对自然状态的理解不同.契约说一般主张人的自然状态是人人平等的,没有文明造成的各种差别;强权说认为人的自然或本性是有强弱、智愚、好坏之别的,公开为强者的利益辩护.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走出了希腊的主流价值,只不过当时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的主流价值压制了一切其他声音,迫使智者的启蒙思想处于边缘地位.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衰落和马其顿帝国的崛起,主流思想的话语霸权地位被削弱,智者当年提出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深入的阐发,智者的启蒙思想也汇入了希腊化思想的洪流,以犬儒派、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特有的面孔呈现出来.
当然,由于智者群体的成员十分多样复杂,其中不免有滥竽充数者和狡黠浮夸者,但这并不能掩盖智者运动的特殊贡献."智者"及其引领的思想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了人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伟大力量,对一些自古以来被设想为必然的、具有绝对价值的存在大胆地提出质疑,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无独有偶,当智者活跃在古希腊世界的同时,遥远的东方也几乎在同一历史时代首次出现了"私学",从而打破了"唯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知识垄断现象."智者"和"私学"教师都是传统社会价值出现危机之后的反叛者,尽管在建立思想体系的主动性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的理念和实践都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教育形态,启蒙了大众的求知和反思意识,撒播了文化批判与思想自由的种子.他们跨越时空的界限遥相呼应,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绚烂的景象,值得后人反复品味,发掘其中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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