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哲学着作种类繁多，各种流派的译本层出不穷。作为中国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的一环，对哲学汉译相关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中西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差异，西方古典哲学文本的自身特点不容忽视。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哲学文本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解读，不仅是语言上的翻译和转换，思想的呈现更是需要反复思索讨论的重要问题。文章从西方哲学的引进历史出发，对西方汉译的历史进行概述，总结哲学汉译的基本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挖掘哲学翻译的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对汉译哲学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文化和沟通日益频繁的今天，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 : 西方哲学;欧陆哲学:学汉译，
哲学的汉译非常重要，哲学文本的翻译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文化的传播途径那样，翻译为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重要因素和条件[1]。怀特海曾如此评价：哲学只是在柏拉图系列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从他的观点出发，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着名哲学家为杰出代表人物的希腊哲学作为欧陆哲学的源头之一，世界各地的翻译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其着作的翻译和阐释，于是便产生了大量英译、德译、法译等各种语言的希腊哲学文本[2]。由于全球化进程，人们的沟通交流更加频繁，现代哲学之间的交流也密切不断，现代哲学的译本也层出不穷，主要方向上，以近现代着名哲学家为核心，译者们产出了大量的德国哲学英、法翻译等。
一、西方哲学汉译历史
哲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庞大的船炮力量与救亡图存的现实压迫之下，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方的思想，翻译西学运动日渐高涨。在此历史背景下，译者成为文化传播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类似于“信使”。由于当时译者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地位逐渐形成，它成了一门重要的哲学思想并传入了我国。这时最着名的当属严复，他曾在这方面做过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并编译过许多哲学着作，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这八大名译为众人熟知。严复就是一个杰出又具体的实例，译者通过哲学汉译，把实证主义带到国内，供有志之士阅读，这时的译者也是我国现代学术界和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中的一员[3]。
五四运动开始，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与学习，人们不再停留于对西方原始的技术的认识学习，而是自觉自发地去探索科学意识与实践，对新科学技术思想强烈渴望，国人直接以科学技术为旗帜进行文化解放运动。这一时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和思想通过它们传入中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并引起反响。改革开放后，许多年轻学者跟随前人的脚步，从古典翻译开始了新时期西方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由于西方哲学的引入，国人对哲学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在理解和解读西方哲学的同时，国人也开始重新理解并构建自身的思想文化，从而为此类哲学的未来方向与发展趋势作出实例补充。大量的哲学译作有助于加强自身文化与外界的沟通的交流，通过不断地发展，现如今，译者们正试图通过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可以说，汉译哲学，或者说哲学翻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西方哲学汉译思路
哲学的汉译，不仅仅是将西方语言翻译成汉语，还要用汉语表达出西方哲学的思想，看似这像是一个分两步走的操作步骤，其中涉及专有名词、哲学纷争、语义理解与思考、语言重构组合等等细节问题，所以人们往往提道哲学翻译时总会用“艰深”“抽象”等词汇去形容。究其原因，从语言层面看，这与语言本身的差异有关。就思想内容而言，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西方哲学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确实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一些不在中国思想和文化中的东西，这种文化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也是上述这种评价的原因之一，这两个原因不仅加重了翻译哲学的难度，也扩大了其意义[4]。
哲学翻译的部分工作，与当代分析哲学所倡导概念分析类似，都是试图澄清思维词语的内涵以及思维句子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些基本概念，即基本的思想词汇，才能去更好地进行语言之间的转换和呈现而这个过程也是进行理论和哲学思考的过程。当然，翻译方面大多数思想词汇可以由先前的前辈经验和约定俗成流传下来，而且人们每天使用的语言中也有他们的身影。思维词作为思维的基础，无论是在理解还是在交际中，对翻译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汉译哲学与意识形态
新思维词汇的形成或习得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有时，它们十分贴近生活，因为在汉语中有相似的概念词。有时候，却又让人远离这些意识形态的话语，也许是一片空白，这会让译者十分棘手，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没有母语理解的干扰，也许更容易接受“不同他人”的想法。例如，中文中“逻辑”一词的翻译。“logic”最早的汉译不仅是“逻辑”，而且常常与“伦理”“伦理学”等的翻译混为一谈，之后，严复率先使用了“逻辑”一词的翻译，但是后面又更正为了“名学”，然而，自然选择之下，“名学”并没有作为“思想话语”在中国世界流传下来。对比之下，张士钊坚持使用严复的旧译本，并最终将其命名为今天的“逻辑”，后来大家都接受了张士钊的翻译。这个例子表明，后人的学术界经常接受一个重要的翻译时，在翻译前后经历了许多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些冲突与时间的冲刷下，人们最终接受了“逻辑”一词，当人们使用它时，“逻辑”一次自然流畅地进入了母语。起初，“逻辑”这个词似乎离我们很远，也许它只是一个音译过来的词语。因此，翻译的难度和好坏的关键往往在于对意识形态词语的思考和选择，这与诗人对诗歌的思考是一样的。这个过程，也像是在反映接受外国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知识时，新思想和传统思想发生的碰撞和交流，这种过程中也许有痛苦和冲突，也许会使译文难以阅读，但也有可能产生奇妙的异域风情之美感。从根源上讲，由于意识形态经典始终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创新，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和碰撞使文本难以理解。
四、汉译哲学常见之误
1.时空错位之误
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现代的视角和认知去思索历史和故人，虽然这也是一种看待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但在时间空间坐标不同的前提下，这样去看待，去汉译西方哲学也会带来很多误解。举一个例子，当提道柏拉图的艺术哲学观念时，人们往往会以自己理解“艺术”一词的概念去理解柏拉图的艺术哲学思想，而他那时候的“艺术”一词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深究当时的娱乐手段，他多指的是希腊悲剧那种艺术形式，而现代艺术的概念仅在18世纪开始形成。希腊语中的“艺术”一词要宽泛得多，也许它可以指“科学”，也许又是今天所认为的艺术形式，在古希腊文本中，哲学家提道畜牧业艺术也不足为奇。这种哲学方面的理解困难，甚至存在于说母语的人身上，而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说另一种语言的人，这种困难会成倍增加。再例如，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学研究中[5]，常常使用的“transzendental”一词，他的批判哲学也被称为“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而关于这个词的汉语至今还在争论。
2.多语言转换之误
而哲学翻译也存在着多种语言转换之间的信息流失和误解。这种情况也为哲学翻译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同时也为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传播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乌龙，现代哲学研究的文章，往往在下面添加大量注释去溯源和解释供读者考究。西方哲学家来源国家不同，写作语言也不同，比如有希腊文的《理想国》，有德文的《存在与时间》，有意大利语的《美学原理》，研究这些哲学理论的学者也许在使用其自身的母语进行表达诠释，其中这些存在的这些语言转换环节不免存在语言信息的流失和误解。如亚里士多德的form(形式)和柏拉图的Ideas(理念)，在转换过程中两者的区别常被忽略，因此有了一些文章里出现柏拉图主义中的form的说法。其实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柏拉图的哲学基础通常称之为理念，大写Idea指理念，小写idea常指观念。柏拉图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可感世界即可见可感的万事万物；理念世界高于可感世界，由诸多完美的理念组成。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也接近于柏拉图的理念。形式源自《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并未如柏拉图一般，将世界严格区分开。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理念与具体事物分裂。形式和理念是先于、还是后于具体事物；开启了此后的哲学世界共相殊相、唯名唯识、理性经验之争。
五、结语
基于之前对西方哲学经典翻译的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阐述，笔者尝试讨论一些哲学作品翻译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对先前译者前辈译文的选择和继承，还是抒发自己对作品思想的理解进行创造性翻译，又或者是尝试考究，去追本溯源，尝试去修正前人传播理解之中的错漏。一个优秀的哲学文本译者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译者，也是一个对哲学有着深刻理解的人。哲学翻译的难点在于哲学思维的深刻性和哲学术语的抽象性[6]。翻译离不开对原文文本背后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因为译者只有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更透彻地了解原作者文字背后所要深邃的思想内容。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抽象”，正是源于哲学这门学术研究对思想内涵逻辑严密地深刻浓缩。翻译能否最大限度地还原作者的深刻思想，自然取决于译者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倘若译者自己都没有对原文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理解和研究，又怎么去向读者传达呢。翻译自然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运作和文字之间的转换，为此，译者需牢记翻译使命，端正思想态度去翻译，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劳作，译者应当时刻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成为历史浪潮中的一滴水，一粒沙子。
参考文献
[1]蔡新乐翻译哲学真的没用吗?从皮姆的《哲学与翻译》看翻译的概念化及西方翻译思想史的重构[J]外语教学,2015(1):103-107.
[2]刘杰对话与反省从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看[A].山东省哲学学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哲学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3]李彤宇论八十年代中国的西方科学哲学翻译运动[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1):61-70.
[4]保罗帕顿德勒兹概念尹晶(译)[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
[5]海德格尔熊伟、王庆节(译) 《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Paul Natorp 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J]. Kant Studien20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