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杜威哲学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就被世界不同文化的社会与国家传播、分享,后来这种传播越来越广泛,从深层分析这是与它自身的跨文化可分享特性直接相关的。这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杜威哲学思想形成本身吸纳了多样性的文化资源相关。杜威哲学思想的跨文化可分享特征表现为,温和而非极端性、非绝对性、非系统建构性、生活与实践性。即便如此,依然会有一些因素影响到对杜威哲学的分享和运用,向社会呈现原本的杜威和杜威哲学思想,让更多人因分享到他的哲学思想而获得幸福,应成为学者们担负起的责任。
关键词： 杜威; 哲学; 跨文化; 分享;
Abstract： Dewey's philosophy was spread and shared b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his time.Later,his philosophy became more and more widespread,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its cross-cultural features.To a large extent,this features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formation of Dewey's philosophy itself absorbs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resources.The cross-cultural features of Dewey's philosophy are as follows:moderate but not extreme,non-absoluteness,non-systematic construction,life and practice.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of Dewey's philosophy,and we scholars should take theresponsibility to introduce Dewey and his philosophy to the society,and let more people get happiness from sharing his thoughts.
Keyword： Dewey; philosophy; cross-culture; sharing;
对于杜威哲学,已有研究主要从文本出发进行内涵阐释加以探讨,对它的外在特征研究相对较少。从发挥其社会效用和传承角度看,完整的研究不应该忽视它的外在特征。
一、从传播效果看杜威哲学
在1919年后的几年中,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先后邀请“四大名哲”——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当时又译作太戈尔、泰谷尔等)来华讲学,轰动一时,对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自觉与否,名哲讲学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而且事实上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构成了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1]
与杜威最具有可比性的是罗素。一是他们都是哲学家,一个来自英国,一个来自美国,属于同源文化体系,讲学的领域接近或相同;二是他们在华讲学时间较长且重叠,罗素于1920年6月受北京大学傅铜教授邀请来华讲学一年,1921年7月初离开北京回国,比杜威在华时间少一年多;三是当时的热度几乎相当,罗素来到中国后,在中国学术界曾掀起一股罗素热,一些学者组建了罗素研究社团,出版发行了《罗素月刊》,讲学社翻译了“罗素丛书”,系统介绍罗素的着作和思想,当时各大媒体对杜威与罗素的报道也相当;四是杜威与罗素都活到90岁以上,在世界的声望相当,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访华过程中杜威与罗素就显现出可分享与可接受性上的差别。杜威访华之前在中国的声名远没有在西方那样显赫,期间受到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毛泽东等立场不同人的一致欢迎,杜威自己在中国也感受到中国人对他的欢迎,以及对其实验主义学说的支持。两年后,胡适在总结杜威到访时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2]梁启超直言:“杜威博士来华转瞬二年,当他来时,正在中国学术界饥荒的时候。现在虽然时间尚短,不能遽见效验,但前途却很远大。”杜威自己也说中国的两年时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到北京“仿佛是到家了”。[3]
罗素到中国则经历了“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4]的变化过程,他到来时人们期待很高,认为他“已经完全成了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论者、世界改造的指导者”[5]“预料于社会改造论一面,我们将大得益处。”[6]在讲学过程中,罗素的数理哲学深奥难懂,难以引起国人共鸣;他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模棱两可的评价,在改造中国之法上一再犹豫,迟迟未给出确切方案,中国知识界对他的看法发生转变。原先支持罗素的张东荪也抱怨罗素不了解中国情形,所说只是“梦话”,是空想,[7]陈独秀、胡适则公开直接批评。之后,罗素身染疾病,又遭受来自各界的误会抨击,心情抑郁地提前带着疲惫与遗憾离开中国。[8]
同为欧美名流,在中国的讲学效果不同,杜威在中国有不少学生,杜威“每次演讲之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会把演讲的主要内容,以书面形式交给口译者,使他们根据内容提前想好合适的中文词汇进行翻译”,[9]这样减少了误解,也迎合了中国听众的某些意愿。但这仅是技术层面的细节,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杜威的思想契合了中国社会的需求,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对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尚有不同看法之时,杜威以第三方身份给予了肯定。杜威带着他的实验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提出理性、温和的批评,提出调和中西文化、找寻中国文化发展路径并助益于世界文明的主张,多次表达中国这个古国不应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这些思想是中国知识界乐于接受的,杜威的演讲使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与中国知识界当时向西方学习的主流吻合,既规避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又拉近了同中国人的思想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中较为积极的经世致用思想。由于很难找到其他可参考的对象,上述历史事实足以说明杜威哲学思想在中国具有更强的可分享性。它在中国持续广泛的影响可能与一众弟子的努力推介相关,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则是杜威哲学的跨文化分享特征。
同样,在世界各国学校教育的革新大潮中,杜威哲学与教育思想成为一种“世界性知识”。杜威来中国之前先到了日本,杜威哲学对日本的影响没有中国大,但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20世纪初杜威思想就被唯心哲学起支配作用的德国试图建立新式学校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学者传播,事后几经波折,影响依存;1928年杜威应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之邀到苏联,对苏联的教育发生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杜威哲学与教育思想通过与各国原有思想互动,以不同方式被吸纳、排斥或重构;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实现国家、社会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对杜威的哲学与教育思想都有一定程度的吸纳与整合;即便在认识哲学传统极为强大的英国,20世纪60年代后在排斥与重构过程中,逐渐大范围吸纳了杜威的思想。
二、杜威哲学的跨文化可分享特征
杜威哲学及其教育思想的跨文化分享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杜威哲学思想形成本身吸纳了多样性的文化资源,这种多样性包括文化类型、学科与实践思潮的多样性。首先,他的哲学对康德、黑格尔、皮尔斯、詹姆斯等人有所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也不难发现他的哲学有受到老子、孔子甚至王阳明、孙中山以及他的众多中国学生所携带的东方文化碰撞的痕迹。其次,杜威主张运用科学方法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统一起来,他是实用主义哲学集大成者,其核心概念“经验”又需要心理学才能清楚地加以诠释,他又是机能主义心理学的代表。再次,杜威本人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中坚,又在中国参与了新文化与新教育运动,并对他所到过的各国革新思潮有所涉猎,这些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他的思想与表达。
从跨文化角度看,杜威思想来源不同于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之间所进行的哲学思想的单一传承,也不同于中国古代老子与孔子、孟子、荀子之间的思想传承,比较接近于王阳明、朱熹等人跨越儒家、道家、佛家所进行的新的生成,由于跨文化生成而自然带有跨文化分享的特征。杜威哲学思想的跨文化可分享特征表现如下。
一是温和而非极端性。事实上,杜威哲学有其所反对的东西,但是他对反对者也是温和的,而非“亮剑”式的剑拔弩张。1919年5月18日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劝告激进的青年人理性应对现实便是例证。温和而非极端性缩小了各地各种文化和各种人对杜威哲学的抵制程度与范围。
二是非绝对性。与罗素早期信奉新黑格尔主义,深信绝对、共相的存在不同,杜威哲学十分注意在什么条件下推导出什么结论,改变条件以后又将会得出什么结论,而非自己给出标准答案与结论,或设定条件让别人通过实证获得结论。它自身不给出标准答案,不在无条件的情况下给出对与错、真与假、是与非的结论,尤其是十分谨慎地做出朋友与敌人的判定,这样的开放特征既能吸引人参与他的哲学之中,又能避免产生被强制的感受,保全了被接受者的主体性和选择性的权利。杜威思想的非绝对性与他平等待人的态度以及深刻思维和尽可能少作情感表达直接相关,他主张教育的无目的性就是一个例证。这一特征可能未必能获得“一见钟情”的朋友,也不会使人们产生对他圣人或伟人式的崇拜,却能赢得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认同者。
三是非系统建构性。与康德、黑格尔以及试图创立分析哲学体系的罗素不同,杜威哲学并不把建立系统的体系作为自身的目标。杜威的知识虽然跨越多个学科,但他也明智地不将自己构建成亚里士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博学的人。正因为此,世界各地在吸收了杜威哲学与教育思想后,没有形成趋同的刻板模式,而是学会了结合自身实际展开思考,利于它在跨时空条件下的筛选、吸收、重构与生成。正是由于这一点,“杜威教育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学校教育革新中的角色,根本不可能一概而论,也没有造成趋同”。[10]而是经过吸收、排斥或重构的过程,经过在各国的语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元素构成的社会系统的过滤,非“集装箱式”的杜威思想总有一部分便于为其所用。由于经过“吸纳、转化、排斥、重构甚或删改的过程和机制”而被借鉴和利用,使得杜威及其教育思想在不同教育文化环境中的角色也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独特性,从而扩大了它的可分享性。
四是生活与实践性。建立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注重与社会的关系,这是杜威哲学及其教育思想具有跨文化分享特征的重要原因。无论哪种文化或哪个国家,生活与社会都是广泛讨论的话题。生活与实践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杜威哲学思想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具有广泛粘连,也给予不同的人在不同文化中理解杜威思想预留了充分的自主发挥空间,从而提高它的可分享性。即便是在语言和文化上很相近的英美两国以及西欧各国,杜威思想所承担的角色也呈现出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使杜威思想在20世纪世界各国社会与教育革新过程中的角色在宏观层面显示出多样性,微观层面保持了个体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而不是促成趋同或强制统一。这一趋势更符合信息化时代的社会趋势,避免人们对未来社会趋同的担忧真正发生。
五是实证性。杜威哲学的特点是较少主观设定,不像叔本华那样将一切事先设定为悲观的而产生对生命的悲悯,也不设定人性善恶,他不同于笛卡儿“普遍怀疑”,却又接受了笛卡儿理性主义哲学讲求证据的现代哲学思想方式。
杜威哲学思想的可分享特征似乎应了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描述,这一特征不仅使得杜威哲学的跨文化可分享特征既具有空间跨越性,也具有时间跨越性。
三、充分发挥杜威哲学跨文化可分享特征的社会效能
杜威哲学具有跨文化可分享的特征并不等于它就被各种文化所充分分享,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1950年起,近30年里中国以绝对主义立场对杜威的批判,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杜威思想的有意排斥,都说明依然会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人们对杜威哲学的分享和运用。
封闭是杜威哲学思想在分享过程中遇到的第一种障碍。除了传播媒介的封闭,思想禁锢是杜威哲学难以分享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一个经历封闭后的社会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必要的意识基础和思考能力,曾经封闭的区域依然难以分享杜威的哲学思想。唯有以开放的视野,经过一段时期的广泛接纳、吸收、辨别之后的自主选择,才具备了分享杜威哲学的基础,才有了分享杜威哲学思想的可能。
非理性是杜威哲学思想在分享过程中遇到的第二种障碍。如果说理性是杜威哲学思想的特征,非理性就自然与之对立。事实上,在一些地区、一些群体、一些利益链或一些权力结构中,非理性成为其维系存在与延续的基础,在这样的社群和结构中,包括杜威哲学在内的各种思想都视为异常,由于不可容纳的态度决定着杜威哲学不可能获得分享,所以,理性包容是实现杜威哲学可分享的必要环境。
个体自主性受到压制是杜威哲学思想在分享过程中遇到的第三种障碍。创造条件让个体的认知处于尽可能自然、自主状态,而非被压制、挟持、强力引导,提高社会中个体自身的自主认识能力,就会有更多的人依据自己客观、准确、完整的认识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境下,杜威哲学思想就会被更多的人选择与分享。
在消除了杜威哲学思想分享的障碍之后,也不存在杜威哲学思想分享的通用模式,更不是仅仅对杜威的哲学进行研究、发表文章、出版着作就能实现杜威哲学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充分分享;而是要依据不同社会的文化思想基础,针对不同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所面临的问题,从杜威哲学中找到有效地解决方略,呈现杜威哲学思想对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所能带来的新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分享者还是需要将杜威哲学进行本土化。让更多人因分享到他的哲学思想而获得幸福,让社会因为更多分享杜威哲学思想而变得更加文明,应成为学者们担负起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J].近代史研究,2012,(2).
[2]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J].东方杂志,1921,18(13):121.
[3] 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N].晨报,1921-07-01.
[4] 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J].读书,1996-01-10.
[5] 冯崇义.罗素访华缘起[J].学术研究,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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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事新报[N].192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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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康.杜威教育思想带来教育革新趋同了吗[N].社会科学报,2017-08-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