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学术界, 一些学者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经过启蒙思想的洗涤才能真正实现。启蒙思想固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全世界有很大的话语权, 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有自身的问题和缺陷:它的无限权力欲、抽象性的理论和缺乏对至善的形而上理想的敬畏等;还有它如何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融洽, 这些都是挑战。西方的启蒙真的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文化必修课吗?在此借助对法国启蒙理性的反思尝试着回答这一问题。
关键词： 启蒙理性; 批判的理性; 抽象的理性;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world, some scholars advocate that China's modernization can be realiz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Although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has made achievedments and has its discourse right in the world, as a foreign culture, it has its own problems and defects: its infinite power desire, abstract theory and lack of respect for the perfect metaphysical ideal and so on. It presents a challenge as to how it blends with our cultural traditions. Is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really a cultural compulsory course that we must experience?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we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Keyword：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critical rationality; abstract rationality;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欧洲的启蒙思想一直很重视, 甚至将启蒙思想和中国的现代化相联系, 认为中国如果要现代化就必须经过启蒙的洗礼。学者们认为, 中国的启蒙尽管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 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启蒙, 甚至认为需要再进行一次新的启蒙。但无论怎样, 这种启蒙都需要借助西方的启蒙来完成。针对这种思想, 我们将予以检讨:欧洲的启蒙思想是否能帮我们达成现代化的目标。在此, 我们仅以法国启蒙理性为例。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是一种批判的理性, 它代表的是一种法国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力图通过否定启蒙之前的精神生活, 克服黑暗和未启蒙的状态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同时, 它还暗含着对抗历史上所有与启蒙相对立的东西:对抗偏见的统治、对抗政治镇压、对抗精神上和宗教上的管制、对抗 (自身和外界导致的) 持续的不成熟状态。面对一个可能还没有完全被黑暗势力掌控, 但也始终没有被“理性之光”照亮的世界, 法国理性肩负着新的使命和责任———传播理性之光的任务。这不仅是为了让人认识到眼前的苦难, 更是要消除苦难, 从而建立起合乎理性要求的世界。这是它们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
一、法国的启蒙理性要求理性拥有至上的权力
由于理性面临如此艰巨的任务, 法国理性因此要求必须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力, 理性有权力对一切事物进行批判和审查。因此, 其权力意识非常强, 它绝不接受任何的限制, 否则就失去了理性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其实, 对权力的追求是与它对自身的定位与爱好密切相关的。法国理性不喜欢超验的理想, 不愿追求至上的善, 而只喜欢普遍性的理想及其法则、原理, 而它们因不能与超验世界发生联系, 就无法获得合法性;在抽象的世界里, 无论是抽象的理想, 还是其原则、原理, 都不能通过自身获得确证。因为作为抽象的东西, 如果不能与某种现实对象发生关联并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为了自身的存在价值而言, 法国理性也必须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和发挥作用的对象, 这种对象肯定不在抽象世界里, 因为这里不缺少它们, 它本身就是无数的这种东西的堆积仓库, 它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对象, 以便于贩卖自己的理论, 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 超验世界也不会有这种对象, 因为法国理性根本就不喜欢超验世界, 那里对它而言, 既太过遥远, 又不切实际, 也无意义。其实, 这里也是它最不擅长的领域, 或者说没有能力跃升到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所以这个彼岸世界是不会有其施加影响的对象的。那么, 其对象就只能在现实世界了, 而现实世界最缺的就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 而抽象的理论却不少, 但仍然受欢迎;而且理论越抽象, 似乎对现实的解释度也越强, 影响也越大。在现实世界里, 主要是封建王权在操纵着具体事务, 而宗教神权则主宰着人们的思想世界。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罪恶, 对启蒙思想家来说可谓罄竹难书, 理性尽可攻击它们, 但并不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来取代之, 因为思想家不擅长政治的艺术, 故只能用理性的武器抨击它们, 呼唤光明;而对那些普通民众而言, 他们饱尝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之苦, 也希望能够改变现状。因此, 当启蒙思想家们开始贩卖他们的主张时, 普通民众感觉这声音还是悦耳的, 这似乎就是他们的心声, 因为封建王权造就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以及宗教神权加诸他们心灵上的枷锁和经济上的盘剥, 都让他们感到痛苦和仇恨。尽管启蒙的号角带有更强的资本主义的声音, 但这种音调听起来还比较悦耳, 因为它的诉求好像是普罗大众的共同心声, 他们希望社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启蒙的声音就显得合拍, 民众们也乐意倾听。托克维尔因此说:“整体意义上的人之伟大、理性的万能、理性启蒙的无限, 这些想法侵入并占据所有人的头脑;在关于整体人类的非凡观念当中, 还混杂着一种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具体时代和他们厕身其间的社会的一种违背自然的蔑视。”[1]10
启蒙思想在广泛的人群中传播, 托克维尔描述了当时启蒙思想如何深受欢迎的状况:“整个欧洲几乎都和法国一样, 所有的知识阶层都在进行哲学思辨、讲授教义。甚至那些习惯和工作都与此类活动格格不入的人, 一旦有闲暇也会乐此不疲。在商业最发达的德国城市里, 如汉堡、鲁贝克、丹泽, 许多店铺老板、工厂主和商贩都会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 去在一起高谈阔论, 纵论人类生存、处境和幸福这样的大事。连女人们虽然家务琐事缠身, 有时也会思考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大问题。”[1]12这种情景显然为启蒙思想家向大众的空脑壳灌输更多的新观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理性对现实的批判从来都不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和素材, 腐烂的社会、糟糕的制度、令人窒息的宗教钳制、无处不在的恶等, 都在为启蒙思想家锻造武器, 他们随时都可以奋力一击, 捣毁这些破败的东西, 即便是一声呐喊, 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因为批判的理性已经唤起人们无比的热情, 旧制度和宗教神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中, 它们的坍塌和崩毁只是时间而已。而理性一旦获得轰动的效应, 就会更加激越, 必定会迸发更大的激情, 它不但要燃烧自己, 也要燃烧别人, 甚至要燃烧一切可燃烧的东西;它要扫荡一切, 将尘世间的一切都化为灰烬!它希望在这种无尽的燃烧中, 理性能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者, 任何东西都会在它面前发抖, 都需要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理性就是它们无上的法官, 它有权力审判一切, 并做出最后的判决;理性才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尺度, 无论什么样的权威, 哪怕是宗教神权、封建王权, 在它面前都必须低下曾经高傲的头;理性本身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它具有真正的神圣性, 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无冕之王。唯此地位, 才能与理性相匹配, 唯有赋予理性这种地位, 理性才能完成其使命。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理性是以理想的尺度来审视现实的。这种理想无疑是理性自己精心打造的, 它既来自抽象的原则、原理, 又带有启蒙思想家所夹带的情感配方, 把自己的希望、诉求、偏好、喜爱的情趣、丰富的想象力都赋予这种理想, 最后汇集到理性的价值上;作为这种理想尺度的评判标准, 这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进步、自然法、理性法, 等等。所有这一切, 几乎涵盖了法国乃至欧洲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因此这种批判的理性必定是全面的、彻底的, 不可能留下任何死角。所以批判是不能受到任何的限制, 对理性批判的限制, 就是对自由的限制, 就是对自由思想的限制, 就是对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剥夺, 也是对人类无限美好愿望的践踏。因此, 唯有批判, 才能启迪人之智慧, 才能带来光明, 召唤出精神的力量来颠覆这个罪恶的世界, 以便用理性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才是其真正理想。
二、法国理性是一种缺少约束的抽象理性
法国理性推崇演绎法及理性的普遍性, 但此普遍性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普遍性, 因为它来自经验, 但又离开了经验, 只在纯理性的领域里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它是一种抽象的理性。而其普遍性也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因为它割断了自己和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的关联性, 它不知道自己必须和它们建立密切的关系, 理性才有基础和可靠性。同时, 法国理性还缺乏理性的终极目的性。法国理性以自身为目的, 理性就是一切, 它没有悬设最终目的, 这样, 理性就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限制。理性自身就是法官、审判官, 理性本身也成为终极目的本身, 因此, 没有任何包袱或羁绊能够阻挡它, 即使上帝也无可奈何, 因为它眼中根本没有上帝。正因此, 其行为既没有特定的指向性, 也没有任何的禁区或限制性的东西, 一切全凭自己的爱好和判断, 这种特性使得它的形而上追求往往是浅尝辄止, 不追求彻底性和终极性, 于是, 理性既无要追求的目标, 也没有要照顾或服务的对象, 如同没有妻子和儿女、也失去了父母双亲的鳏夫, 他不需要上尽孝父母, 下照顾妻子儿女。但一个没有任何亲眷的鳏夫则没有过多需求, 他只有他自身, 没有其他的目的和追求, 最多他自己就是目的。所以这种“形而上”只能是比较世俗的形而上, 它缺乏超越性;虽然它割断了与经验世界的关联性, 似乎没有了经验的羁绊, 但也因为如此, 它也就没有了责任与义务, 毕竟经验也会对理性提出各种要求的。至于它的更高的追求也谈不上, 因为没有目的或终极性的目标, 就只能在抽象的世界中孤芳自赏, 而真正现实性的理性既要有与经验世界的密切关联性, 即对经验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又要有更高的追求, 即对终极性理想或至善价值的追求———这是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保证。由是, 法国的理性就成了一种孤独的理性, 在自我的世界中顾盼自怜, 如同一位孤家寡人, 没有语言的交流, 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 没有目的可供追求, 一切都在任性中随波逐流。它也不考虑至上的善, 因为善和崇高对它只是无意义的符号, 本来至善或崇高的形而上理想乃是理性诉求的至上根基, 是理性的思想之源, 它赋予理性以合理性、合法性乃至神圣性, 是理性无比深厚的根基。但这对法国理性而言都是不存在的。
或许正是由于没有经验世界的牵制, 又没有终极世界或神圣世界的约束、限制, 理性既失去了依靠, 又没有了钳制;尽管它能以自身为目的, 貌似有完全的自由, 但无节制的自由也是一种不自由, 面对无尽的自由抉择, 理性也不堪重负, 因为它无法也无力承担这无尽选择的风险和代价, 其结果是:它会寻找依靠和帮手, 这些帮手起码能分担自由选择的痛苦。不过, 能够找到的这些帮手绝不是高尚或高贵之物, 而只能是情感等非理性, 因为要获得高贵、高尚或者崇高之物的帮助, 需要理性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 理性还需要达到更高的境界, 必须有对崇高、高贵之物追求的崇高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力, 否则便是不可能的。而情感和非理性之物就如同大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不良子弟一样, 很容易得到, 只要能使他们获得利益或好处。当然这里所说的情感是比较低级的情感, 绝不是高尚的情感, 因为高尚的情感绝不是随意就会与它结盟的, 它会认真地选择和甄别, 绝不会与低下的东西为伍。高尚的情感只会选择与高尚之物为伍, 不会放低自己的择友`标准, 否则, 它就丧失了自己崇高和高尚的品质。所以理性能够随意找到的就一定是这种趣味比较一般、甚至比较低级的情感等物。然而一旦与情感非理性绑定, 理性就很容易与之为伍, 甚至为其所左右, 从而表现为理性追求的摇摆、不确定性, 甚至矛盾。由于情感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人都是情感和非理性的奴隶, 以致休谟断言:“反对我们情感的那个原则不能是理性, 而只是在不恰当的意义上被称为理性。当我们谈到情感和理性的斗争时, 我们的说法是不严格的、非哲学的。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 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能。”[2]499在《道德原则研究》里, 休谟更明确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 人类行动的最终目的都绝不可能通过理性来说明, 而完全诉诸人类的情感和感情, 毫不依赖于智性能力。”[3]145这种强大的内驱力使得理性不得不与情感、偏好、情绪、欲求、欲望, 甚至无意识相妥协, 有时还会结成比较松散的同盟, 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再加上抽象性的理性本就没有坚实的根基和终极的目的追求, 对不朽、永恒、绝对、崇高、高尚根本没有觉知, 就更使得理性这种朝三暮四的摇摆成为常态, 甚至成为一种积习而肆无忌惮, 或许这就是法国理性的宿命, 它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就像彼得·盖伊所描述的那样:启蒙哲人在冷静反思的时候, 会抛弃他们通常乐于采用的幼稚的二分法, 会认识到时代不仅仅是批判者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持久较量。狄德罗与耶稣会的贝尔捷之间有友好的通信往来;休谟指出, 圣公教教义的热烈辩护士巴特列主教曾经向人推荐他的论文;伏尔泰公开斥责耶稣会教士权迷心窍、阴险诡诈、凑在一起做龌龊的鸡奸勾当, 但是他私下里承认, 曾经教过他的那些耶稣会教师为人正派, 是可敬的学者。哲人们之所以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 现实中常常出现危机时刻, 或者启蒙哲人要力战群敌, 或者虔信者摆开阵势对付无信仰者。此外, 从长远看, 启蒙哲人向往的世俗世界与他们置身其中的宗教世界是不可能达成妥协的。尽管如此, 启蒙哲人还是与他们的文明———至少与这个世界的开明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启蒙哲人过于执着于意识形态, 不愿承认这种联系。他们宣称完全没有从基督教文化受益。在政治方面, 他们的错误意识则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他们不把自己的时代简单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而是极力攀附权力。他们与敌人称兄道弟, 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做导致它们的策略发生扭曲, 长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还诱使他们陷入唯心的认知, 最终磨钝了他们的激进锋芒。他们对殉道者的历史烂熟于心, 因此不愿加入牺牲者的行列。与此同时, 启蒙哲人显然常常误判了时代的潮流, 也不理解启蒙思想带来的后果。为了突显自己, 启蒙哲人不愿意消除所有的特权标志;为了让自己受到尊敬, 他们根本不想破坏社会的尊卑规矩。他们说到群众时小心翼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越来越不加以呵护。这种态度揭示了他们对旧秩序的依恋以及对社会巨变的恐惧。在这种变动不居的形势下, 无论合作还是敌对似乎都不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启蒙哲人和当权者们不断地合纵连横。孟德斯鸠扞卫高等法院, 反抗国王;伏尔泰稍后则扞卫国王, 反对高等法院。这迫使孟德斯鸠与不赞成他的自然神论的詹森派站在同一阵营, 而伏尔泰则与痛恨任何启蒙哲人的掌玺大臣莫普结成统一战线。[4]20—22对此, 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指出:这些矛盾的思想和行为, 说明“在这些Philosophes的着作中却有着比我们的历史书, 所曾梦想到的更多的基督教哲学。”[5]37这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法国理性的独特思维方式是导致启蒙哲人的思想和行为混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即其抽象性的理性所带来的。
三、法国启蒙理性虽有其理想, 但缺乏对至善和崇高的形而上理想的追求
法国理性也有其理想, 比如试图构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 用理性打造一个理想的天国世界。但由于缺乏对至善或超越性的形而上终极性价值的追求, 从而使得法国理性缺乏至善或终极价值的引导和规约, 致使理性追求缺乏终极性或来自根源处的保证, 法国理性因此缺少一往无前的超越精神和向往至善的冲动。
事实上, 人的思想和行为之所以缺失善而放纵无忌, 甚至趋向于恶, 就在于他们远离了至善, 以至于在其心灵世界中没有了绝对的至善纬度, 只有世俗的私善尺度。后者永远是相对的、属于私人的尺度, 因为这种私善仅仅是某种机缘条件下对个人或某些人来说较为有利、较有优势或好处的境况, 所以它将因时因势而变。如果人们只有这种私善尺度, 那么, 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就只有成功和失败的区别, 而没有善与恶的区分。[6]87因此, 倘若人们远离或疏离了至善的理想或信念, 就会使人们丧失掉至善的纬度, 缺乏神圣世界神圣价值的引导和规范。一旦没有最高行为规范和理想价值的约束, 其信念只能选择平庸的世俗价值、甚至是低俗乃至恶劣的价值尺度作为其行为规范, 一切判断都是以功利性的对个人是善或是恶、有利还是不利来评价, 也就是说, 仅仅从私善的纬度来思考问题或评判事物, 那么, 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甚至不会从善恶角度去评判、反省和审视, 而只会有“失败乃成功之母”式的经验总结。换句话说, 没有至善纬度的人, 不可能意识到自身与至善的距离, 或者说, 他不可能意识到在至善面前, 自己在善方面有多少欠缺, 因而不可能承认自己的丑恶和罪过。而对于一个没有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而拒不承认自己的丑恶与罪过的人, 又如何能指望他能改善自己呢?只有能够自觉意识到至善, 才能自我审视, 真正自省, 不断从至善的纬度思考自己的缺失和不足, 才能真正自新和觉醒, 并不断地完善自我。对于只会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成败总结的经验式反思的个人和民族, 不可能指望他们拥有严格而明确的是非观与正义感, 更不可能期望其会在弃恶从善的道德完善中有所进步, 甚至无法指望他们对其曾经犯下的罪恶进行真诚地反省和悔过。即使他们有一天对自己的恶行进行了道歉, 那也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算计, 为了得到好处的权宜之计, 并不是出于善或公正、正义的价值判断, 他们很快就会否认这种道歉;即使不是他们自己, 他们的后来者也会否认。因为这种民族, 在其文化和价值观里根本就没有至善和崇高的位置。在其精神世界里, 只有功利价值的算计和权衡, 而没有正义和良善的尺度, 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其行为对他人和民族所造成的无尽的灾难和罪孽, 更不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忏悔和歉意。因此, 缺失至善的纬度, 无论对个人或一个民族都是一个重大缺陷, 是一种没有至善的缺陷, 这样的人或民族是不会有罪意识和反省意识的, 他们只能去追逐功利价值, 而对崇高和至善则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和无视。所以不少哲学家不认同出于功利、好处或结果, 乃至被迫做德性之事是道德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合乎德性的行为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 譬如说, 公正的或节制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 一个人还必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首先, 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 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 并且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第三, 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7]42
可见, 真正的德性表现出的是牢固的行为趋向, 它是持续而稳定的, 不会因为所面对的对象、环境、后果而改变本该做的行为。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 他的德性行为就会自动地从他的德性之中流溢出来。当他遭遇任何困难的时候, 他不需要经历任何理智和情感的挣扎就能自发地做出有德性的行为。康德拒绝承认出于各种功利的计算和某种目的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是道德的, 只有纯粹出自敬重和义务按道德法则行事的行为才是道德的, 所处的道德等级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使人有责任遵循道德法则的那种意向就是:出自义务, 而不是出自自愿的好感, 也不是出自至多不经命令的、自发乐意作出的努力, 去遵循道德法则, 而人一向都能够处于其中的那种道德状态就是德性, 亦即在斗争中的道德意向, 而不是在自以为拥有意志的意向的一种完全的纯洁性时的神圣性。”[8]90因此, 哲学家们都反对基于功利和偏好、某种自利的目的的合乎道德的行为, 那只是伪善。古希腊人认为幸福就是受到良善神的庇护和保佑, 是灵魂符合德性的活动, 是灵魂处于优秀或卓越的状态。倘如此的话, 神圣世界的崇高和至善价值就是对我们人类的一种来自神圣世界的祝福、庇护和保佑, 因为它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要行善和拒绝邪恶, 要使灵魂过上符合德性的生活, 处于卓越或优秀的状态, 就是把人的功能发挥得最好的生活, 如同苏格拉底的神谕, 时刻地在提醒着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为一样。同时, 神圣价值或至善理想也昭示着一种使命和责任。它不仅使人们获得终极世界或神圣世界的价值认同, 获得一种合理性、合法性和神圣性, 获得根源处、终极价值的认可和支持, 更是以一种使命的方式要求人们予以承担, 而使命由于来自根源处、来自神圣世界, 使它更具号召力、感召力, 并且获得人们强烈感情的认同和接受, 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召力、号召力。另一方面, 由于这种使命也是理性自身的追求, 理性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去执行这种使命, 它会说服意志将这种至善或终极价值作为其法则, 以康德式的敬重和义务的形式去追求这种使命, 并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己的责任去承担。当然, 无论理性还是激情, 他们都会因为履行神圣使命而获得奖赏, 使人们因此更加具有高贵性和崇高性。人的尊严得以扞卫, 人的自然倾向得以克服, 这无疑将使人获得无比的尊荣, 因为在整个宇宙序列中能够真正控制和战胜自我自然倾向的只有人类, 它自然能够使人远远地超越动物世界甚至整个物种的序列, 成为真正的万物之灵, 从而配享它至高的尊荣。所以伟大理想往往是和伟大灵魂结合在一起的, 唯有伟大的理想才能造就伟大的人格和卓越的品质, 因为理想越是高尚, 它传递给信念的力量就越大、越深邃和持久。因此, 我们说,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信念, “就像一座庙, 其他方面都装饰的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9]2要想使我们的庙堂神圣起来, 就必须建造我们通天的神像———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因此, 法国的启蒙理性由于缺乏至善的纬度, 其理性批判尽管极为猛烈, 也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 但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至善价值的引导和规范, 没有最终的目的, 缺乏终极价值的支撑, 没有神圣性, 这就使其合理性、合法性也存在疑问。尽管它可以肆无忌惮攻击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 也能唤起人们的热情、激情, 但终究缺失终极价值的支撑和引导而无明确目标,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不同的价值追求使他们不能形成共识, 内争不断, 这就使其凝聚力不强, 分裂的力量不时地表现出来。因此, 理性的批判最后也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无论是来自宗教的、哲学的, 还是世俗的, 都会不断削弱理性批判的力量。这就是法国启蒙理性无法逃脱的天命。
四、对法国理性的几点思考
当然, 法国启蒙思想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 它对现实社会的直接批判, 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 它是战斗的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一切东西进行批判, 它批判宗教, 否定传统, 颠覆习俗, 更新风尚, 否定旧制度, 创立新规范, 重新审视一切。因为这些东西对最独立的思想家包括普罗大众在思想、道德、情感上形成极大的控制和困扰, 只有破除它们的桎梏, 才能赢得自由, 获得思想或理性的解放。这有助于人们摆脱旧思想的羁绊, 启迪人们的智慧。所以批判的理性要把理性与历史、理性与现实完全对立起来, 使得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理智与愚昧泾渭分明, 唯有如此, 才能唤起人民的热情,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提升他们的觉悟, 启蒙他们的思想, 有助于动员人们参与到革命中来。同时, 它把一切理论都现实化, 使理论由理念变成现实, 实现启蒙的价值追求。因此, 理性在法国表现为对群众的启蒙, 法国的英雄史观使杰出人物去动员和教育群众, 以便使理性之光普照世界, 以便唤起群众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启蒙思想家要用群众对旧世界进行物质的批判, 以便创造一个新世界, 他们要用启蒙的思想理论改造现实, 使现实理论化。法国的理性更重视政治上的自由, 为了唤起群众的现实的物质力量, 法国理性更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并且使得理性和宗教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 以便不仅借此对抗解除宗教对人之思想的禁锢, 破除宗教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 而且也要借此向封建王权开火, 彻底清除旧世界的影响。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其存在问题也很突出, 需要加以思考:
首先, 法国理性观的这种特性使得它对于理性过于推崇, 而没有审查理性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 理性的权力有没有边界?其边界在哪儿?谁来限制或约束理性的无尽要求?其次, 理性重视演绎法, 追求理性的法则和原则, 试图用理性及其原则建构一个纯粹的理性王国。然而理性能否不要经验的支持就能完成独自的战斗?毕竟一场战争需要包括枪支弹药在内的各种现实补给, 而经验就是这种补给。理性及其原则不过是战场指挥者头脑中的一些策略而已, 如果这种策略不能结合战场实际及其需要的话, 注定要遭遇失败;其三, 理性缺少对至善理想的敬慕和追求, 这就使得理性没有至善引导和规范, 理性自身也就无法对自身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审查, 因为它只能用私人的尺度来衡量一切, 最终只能坠落于无尽的情感和其他非理性欲求的深渊中。这是它必然陷入自我矛盾和混乱的原因。
试想, 这样的理性真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它真的就能对我们的现代化给出可借鉴的药方吗?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性、一种外来的思想, 它能移植到中国并能开花结果吗?即使可以, 它如何处理来自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排异反应———文化的抵抗因素?它如何融入我们的传统中?况且它的所谓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来自另一个系统———基督教文化, 它们能够滋养我们的现代化而不导致混乱吗?这一切都是倡导启蒙的学者们没有深思的问题, 在异国他乡的文化中生活似乎高贵, 但那不是中国的。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庇护和支持, 这无疑也是一种悲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镜子或许提醒我们慎待它们, 过往历史所昭示的东西往往比人们简单的思想要更为深邃, 这或许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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