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启蒙运动中的仁爱与同情道德观探究

　　〔摘要〕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开辟了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便是率先引领英国走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英国启蒙运动的道德观对英国的现代性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德与现代性启蒙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英国启蒙思想家用充满道德感的语言促进 18 世纪英国社会秩序的构建，以仁爱之心推动自由主义持续发展，以同情催生了情感主义的萌芽，从而使英国实现了与法国大革命理性迥然有别的现代性和平转型。然而，这种道德观过于强调个体的道德意识，由此也隐藏了现代性诸多问题的根源。观照中国现代性进程，在经济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更需要道德的力量推进社会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关键词〕英国启蒙运动，道德感，仁爱，同情，现代性。
　　
　　学术界通常将启蒙运动理解为理性的启蒙，这是因为人们秉持一个先入为主且不言自明的观念，认为启蒙运动理所当然地意指法国启蒙运动。如果将启蒙运动的光环仅仅聚焦于法国，不免会遗漏那段历史留下的其他瑰宝。回顾 18 世纪的欧洲，不是法国，恰恰是英国在各国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得以彰显。英国启蒙思想家用道德感而不是理性在英国悄无声息地掀起了一场直入人心的启蒙运动。与此同时，这场启蒙运动也成为英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英国开启了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率先进入现代世界。因此，启蒙运动不仅是对道德的启蒙，而且也是现代性的启蒙。这种自由、重商的现代性发展模式与基于道德感的英国启蒙运动道德观是分不开的，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与法国启蒙运动崇尚理性不同，英国启蒙运动更提倡道德感。英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道德判断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建立在道德感的基础上，并将仁爱与同情作为道德的一般原则。这就是 18 世纪英国启蒙运动普遍的道德观。以道德感作为奠基的英国启蒙运动既没有“理性”的革命情怀，也没有实用主义的谨慎性情。因而它没能像法国那样发动一场文化战争，也没有废除英国国教和君主制度，而是将英国的现代性引向温和与改良。这与那个时代英国思想家的观念和态度密切相关，正是他们的道德主张才决定了英国现代性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及走向。
　　
　　一、道德感与社会秩序的构建。
　　
　　法国启蒙运动主张理性高于情感，基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律是人的行为准则。这种理性主张可称为先验理性，它具有批判性、建构性的特征。这在法国现代性发展中，直接体现为激进性与革命性的鲜明特色。与法国启蒙运动之理性主张截然不同的是，英国启蒙运动不是关注理性，而是将视野投射进启蒙运动中“每一个所明示或蕴含的社会伦理”〔1〕3.换言之，英国启蒙运动将道德感作为其行动的道德依据，而非实践理性的道德律。它体现的是审慎、改良与温和的精神气质。由于道德与理性的区别，使得凸显革命属性的法国启蒙运动成为一场充满激情的、解放的政治运动；而彰显改良气质的英国启蒙运动成为一场围绕市民社会的文化构建。由此，英国与法国的现代性开始了迥异的发展走向。
　　
　　（一）基于道德感的社会构建。
　　
　　英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道德判断基于情感，因为“一个生物或善或恶，适当地说，只能源自其自然的性情”〔2〕152.“道德感”学派创始人沙夫茨伯里认为，如果一种行为不是因任何情感而驱动，那么这个行为既不能认为是善的，也不能认为是恶的。因此人只有通过情感才能被确证为是善或是恶、自然或非自然。弗朗西斯·哈奇森十分赞同沙夫茨伯里有关道德与自然情感的哲学观点。他从沙夫茨伯里那里拿来“道德感”一词，并且进一步断言：道德判断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感觉，只有具有道德美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愉悦。于是，哈奇森以道德善为原则，建构起其系统的社会理论。
　　
　　哈奇森认为，人类拥有社会共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体现在正义法则之中。我们只有借助道德感，才能认识这些标准和法则。在哈奇森看来，道德感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感觉，使我们能够直接察觉到特殊的东西，并能给予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第二，通过道德感，我们可以合理区分利己的自爱与利他的仁爱之权利要求，道德感有利于指导人们的行为。第三，道德感所感觉的事物，只有通过实施才能发现其感觉的特质。因为事物本身无所谓快乐和痛苦，只有对事物的感知，才会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正如哈奇森在《道德哲学体系》中所阐明的：“我们在凝视中感到愉快，因为我们凝视的物品是优秀的，因此，并不是因为那物体给我们快乐而判定它为优秀的。”〔3〕360.
　　
　　于是，在道德感的作用下，人们会对驱使行动的情感进行调整。通过调整的反思，人们会倾向于追求为保障幸福而设计的最佳生活方式。在哈奇森看来，这是一种以情感倾向为标志的生活方式，这些品性的实践则显示出这些美德。人们由于被赋予了道德感，因此不用担心自己的道德判断会受到理性论证的质疑。因为道德感只有通过自身更广泛的实践，才能够得到改进，而不是通过理性。哈奇森认为道德的改进类似于音乐鉴赏的提高。他指出：“我们自己沉浸于音乐，会遇到更优雅和更复杂的乐曲。在这里我们发现高级得多的快乐，而开始瞧不起那些从前给我们快乐的音乐。”〔3〕362道德感也如此，随着我们道德判断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会纠正这一道德权力中的任何明显失调”〔3〕362.
　　
　　随后的英国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基本上延续着哈奇森的路线。正如麦金太尔所言：他们要么保留哈奇森的道德认识论，在必要的地方加以修补，而摒弃其道德原理、自然法则、正义及对上帝的义务之观点；要么他们可以保留哈奇森的核心理论与神学立场而摒弃其认识论。〔3〕371麦金太尔认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是前一种选择的代表，他们都对哈奇森的道德认识论表示认同。然而，在社会构建的路径选择上，他们表现出分殊。休谟基于“人为之德”的正义建构起规则社会，亚当·斯密则基于同情建构起商业社会。尽管休谟与亚当·斯密的社会构建相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将道德放置在社会理论建构的前端，主张以道德而不是合理性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
　　
　　（二）主张教育推动公共感的形成。
　　
　　在由道德感构建起来的社会中，现代性的危机也相伴而生。英国启蒙思想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主张通过教育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于是，教育尤其是对穷人的教育成为英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社会文化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