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打破了封闭自守的状态，开启了与世界接轨的浪潮。与此同时，中国学术也出现了为人们所熟悉的西学东渐现象，中西文化开始了持续性的碰撞，中国学术界涌入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概念、理论、范畴等等。西方近代审美范畴中的“崇高”在中国美学学科初创时期被引入进来形成稳定的概念。如果将时间回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遵循历史的逻辑脉络以及“崇高”范畴线性发展中，可以发现作为理念形态存在的“崇高”范畴，其概念内涵的演变呈现出中西美学总体状态的此消彼长。
一、西方历史语境下的“崇高”: 审美主客体冲突与统一的精神体验。
“崇高”一词希腊文为： hypsos,原意为“高尚”,与“魅力”（ Charis） 相对。欧洲语言中“崇高”最早出现是作为一种修辞格。公元一世纪古希腊着名演说家阿波罗多尔·蔡齐利的《论崇高》一文指明“崇高”是一种修辞格，此后朗吉努斯用希腊文将其写作 PeriHypsous,他在《论崇高的风格》中称“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1],已有将“崇高”从修辞学转化到美学范畴的迹象。16 世纪中叶，布瓦罗将其翻译为拉丁文 DeSublimate.18 世纪英国经验派伯克在《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认为“后者以痛感为基础，而前者以快感为基础”[2],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把“崇高”与美严格区别开来。康德在《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以及《判断力批判》中分别在经验观察和先验哲学的层次论述“崇高”（ 德语为 Erhaben） ,认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 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3].黑格尔以其“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哲学命题，认为“崇高”“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而在现象领域又找不到一个恰好能表达无限的对象”[4].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崇高”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与人的精神无关； 马克思主义认为“崇高”是人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乃至后来利奥塔直接是“反崇高”.可以看出，西方语境下的“崇高”表现为一种与美相区别，是审美主客体在审美实践中双方压倒内在冲突后的统一中所具有的伟大崇高感，“崇高”范畴形成和发展是理性主义张扬的时代，即以审美代宗教。
二、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崇高”: 高尚的修养和情感。
汉语语境中“崇高”一词中的“崇”与“高”这两个字体之间可以同义互训。《说文解字》中解释“高，崇也”.“崇”由“山”与“宗”组成[5].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如下几层含义： （ 1） 地位的特殊、优越。如《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贵”[6].朱熹注道： “富贵谓有天下，履帝位。”“崇高”是阶级地位的意味，未成描述美的用词。（ 2） 高大，高。《国语·楚语上》记楚灵王建筑章华台后，以“台美”而自鸣得意，伍举则认为： “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7]
这两种意思不仅是“崇高”常用之意，而且也更符合最初的含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高尚之意。此意和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已经相差不多，现代汉语中“崇高”意思是“最高的； 最高尚的”.在平常的用语中，一般作为形容词表达情感可贵。或许在字面意思上的“崇高”中西方有着共通之处，但是，作为审美形态的一种，在之前的中国还是没有出现。
三、“崇高”范畴在中国的生成和流变。
“就某个学科领域而言，个别范畴的诞生，意味着这一学科的理论形态正在形成、成熟之中。而围绕着一个基本范畴的范畴群落的出现，则无疑是一定理论网络的生成。”[8]美学思想的引进，美学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在此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理论的不确定以及意义的衍生性。
“崇高”理论出现的名称，却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崇高”这一词语命名，承接这一范畴的相关汉语词汇有“壮美”、“宏壮”、“崇宏”、“刚大”、“阳刚美”等。王国维在 1902 年翻译出版的《哲学概论》说： “美之中又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 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9]
虽没有对“壮美”作更详细的分析，却是最早从美学方面对应了西方美学中的“崇高”一词。此后，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了这一来自西方的范畴。随着一些理论着作的涌现，美学思想、术语和各形态的类别得到相当程度的区分，在 20世纪 20 年代，“崇高”的范畴确立了。至此，“崇高”无论是作为思想，还是作为美学学科理论形态在中国的确立，都表现出与西方美学理论接轨的态势，中国由此也进入了美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崇高”范畴发源于西方，从朗吉努斯到博克，从康德到黑格尔，以至于现代派的利奥塔，在历史的逻辑脉络中或隐或现。作为美学形态的“崇高”范畴在中国近代被引入，并且不同程度地在思想、学术、哲学方面产生了影响。在其流转中有一条相对应的汉语语词的生成轨迹：
借译： 宏大、壮美、宏壮翻译： 刚大之美、崇闳之美、雄美、威严、高、壮丽等就当时情况而言，对“崇高”词语的翻译大都是对应于英语 sublime,而对名词“崇高”的德语erhaben、拉丁文 DeSublimate、希腊文 PeriHypsous,都没有做相应补充翻译或者补充理解。这或许是面对新思想的不适应性，或者说翻译能力、技巧的不具备性。
我们试以“雄美”为例，来分析这些语词深层的意义指向。“雄美”一词是个偏正词组，这里的关键词语是作为名词的“美”,而“雄”只是作为“美”的修饰，从语义上讲，就是美的一种形式。
《说文解字》中，雄，鸟父也； 从隹，厷声。雄本义是公鸟的意思。《诗经·小雅·正月》中“谁知鸟之雌雄”、李白《蜀道难》中“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这些都作为名词释义，而作为形容词“雄”经常与其他词语结合，而表现出某种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如“雄浑”、“雄健”等等。
《周易·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从某种程度上说则是开启了中国有关“雄”的品格、文学传统。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美学范畴的是“雄浑”一词，唐司空图《诗品·雄浑》： “雄浑：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10]5-9此处“大用”与“内充”并对，“虚”与“浑”并举，也是表现出“雄”的至大至刚。正如其内在和外在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中国“和”的思想充盈哲学、艺术、文化、文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几乎所有的领域。
上文所述无论是借译语词，还是翻译语词都或多或少地趋向“以和为美”的美学思想。但是，在更深刻的理念原则构成上却又不同以往，或者说对以往“和”的思想一种趋于解构的态势。另一个方面，“崇高”一词在西方一经出现便具有了一种独立存在的状态，无论是作为修辞学的一格，还是美学的审美形态，“崇高”在西方美学中可以做严格的区分，包括严格的概念定义、清晰的演变轨迹、明确的应用范围（ 自然、数量、建筑、绘画、雕塑等） 、不同的心理机制，而所有这些“崇高”源有的品质在近代进入中国之后都部分或全面地改变了。如果说王国维先生依据康德对“崇高”的分析而表现出了西方这一概念的心理机制，那么在他之后，包括鲁迅、徐大纯、蔡元培以致吕澂，所有关于“崇高”的定义在学习西方概念定义原则的明确性之中，也一定程度上是远离西方的论述而趋向于中国传统中“阴阳调和”的阳刚之美，进而作为一种综合了宗教、伦理、道德、文化的不可言说、只能会意的“美”的形态。而缺少了康德“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而在现象领域又找不到一个恰好能表达无限的对象”.那种严格将“崇高”和美区分开来的刚性之感，将西方“崇高”观念中“无限表达”感受性削弱。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大量的美学思想，但作为独立的审美学，在这之前是没有的。审美的范畴、术语、思想“一般都没有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只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多义性和模糊性”.而西方美学则是“理性美学”,审美范畴“都有严格的理论界定”,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11].
在美学开创时期的近代中国，文化交流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论的错位和移植，尽管这种错位和移植大多数情况下为一种不自觉的形式而存在着。其中，“崇高”范畴的生成最为典型，背离了以“和”为中心思想的中国美学观念，总体表现出近代美学在成立时期以西方观念解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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