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 年前的北宋元丰七年( 公元 1084 年) 春夏之交，苏东坡告别了四年零四个月( 共五个年头)贬居的“安身之所”、“安心之所”、“安神之所”湖北黄州，在“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无奈中，暂时结束了“在困顿中崛起的”人生历程。本是量移河南汝州任团练副使，经东坡上奏皇帝恩准，后到了常州，并决定在此买房置地而居。他绝对不会想到，近千年之后，黄州人民还在想念他，纪念他，缅怀他，学习他。而恰在此时，我收到堂弟普生的新着《我说东坡》( 香港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粗粗翻阅，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对家乡思念之情，挥之不去; 对苏东坡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有道是“三句不离本行”，借此“苏东坡的百姓情怀与实践”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对其美学思想，试作盘点，兼评《我说东坡》一书。
“文理自然”的美学观
也许鲜为人知，普生“对苏东坡的一些巅峰之作，从美学视角进行品评”，早在他任职于黄冈市( 地) 委宣传部之初。上世纪 80 年代，他即在我国着名美学家蔡仪主编的《美学评林》第 7 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上，发表过《从东坡赤壁诗词看苏轼“文理自然”的美学观》。文中提出: “珍藏在黄州东坡赤壁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也好，《念奴娇》( 大江东去) 、《满庭芳》( 归去来兮) 、《浣溪沙》( 休将白发唱黄鸡) 、《临江仙》( 夜归临皋) 也好，都闪烁着‘文理自然’就是美这一美学思想的光芒，换而言之，都是实践‘文理自然’就是美这一美学思想的产物。”他紧紧扣住我国优秀传统美学思想“文理自然”这个中心和要点，对苏轼的美学观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多侧面的探讨。
对于自然美的崇尚，是中华民族美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一点与欧美的某些着名美学家显然不同。例如，西方美学理论发展之集大成者、德国古典美学大师黑格尔便公开地否定自然美。他认为“自然美只是为其它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1］3“人们从来没有单从美的观点，把自然界事物提出来排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我们感觉到，就自然美来说，概念既不确定，又没有什么标准，因此，这种比较研究就不会有什么意思。”［1］4他更进而得出结论说，必须“把自然美排除于美学范围之外”［1］156。
而“文理自然”的美学思想，是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美学家都肯定和推崇的。庄子在《渔夫》篇中就说过: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他在《天道》中还说: “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已深信不疑地进一步说明“文理自然”的真谛。陆机认定: “期穷形而尽相。”
刘勰则指出: “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我说东坡》的作者涂普生认为，到了苏东坡那里，“文理自然”便“更明白地形成为一种美学思想，并运用于文艺创作实践。”而且，对于苏东坡来说，这种美学观念，“是比较成熟，比较系统的。”
首先，苏东坡提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答谢民师书》) ，是表示“自然”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文理”的基础。“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发乎自然，理寓于自然，文理畅乎自然”。大自然本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它们是人的美感萌发和产生的本源和根基。从“泉石草木”到“花竹禽鱼”，皆“各当其处，合于天造”。而看似“无常形”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即都具有其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性。只有目见耳闻、亲临其境，对现实美、生活美“深入其理，曲尽其态”，才能创作出感人肺腑、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例如，苏东坡初到黄州前两年，尽管常去赤壁矶上游览，可由于没有月夜泛舟赤壁的体验，未得自然之数，未能激发灵感和激情，便创作不出如《赤壁赋》这样脍炙人口的篇章。只是过了两年多后，他陪同从庐山来黄州看望他的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等人，乘着月色，泛舟赤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才一浑而就，完成了《赤壁赋》散文诗美的建造。
其次，从“文理自然”出发，必然要求艺术的真实。苏东坡在主张“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同时，又强调艺术美更重要的是“神似”。“写真奇绝，见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夺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一般的事物和现象，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照葫芦画瓢，“画马不独画马皮”。而是需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挖掘、发现、认识、再现其中的“文理”，即客观世界的本质真理和规律性。
然后才有可能“有见于中”、“而发于咏叹”，达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境界。
最后，“文理自然”的美学观，还意味着“文如万斛泉源……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就是说，文艺创作要“根据所表现的对象的自然状态、特征、规律，自然地进行描写，不可人云亦云，千人一律，恪守陈规陋习”。苏轼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尤其是在黄州创作的“两赋一词”等等作品，都是“文理自然”美学观实践的优秀成果，是这种思想有力的佐证。追求“文理自然”的美学思想，贯穿于苏东坡整个人生创作过程的始终; 而黄州东坡赤壁词赋，更是集中地、突出地、多维地表现了这种美学观。
“物各有主”的自然美
陆机在《文赋》中写道: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香。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篇即说: “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 此盖道之文也。”艺术思维根源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美、生活美，根基于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存在的自然而然的规律。按照苏东坡的“文理自然”就是美的思路，首先是大自然的美，引起我们的美感、联想、领悟、想象，于是引起创作冲动和形成艺术形象; 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关爱自然、拥抱自然，便成为美学的第一要领。
苏东坡在《文说》中表白: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随物赋形、当行则行，艺术形象来源于自然界，如同苏辙提倡的游名山大川以养气，“充乎其中，而溢于其貌，动乎其容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自然的境界与艺术境界自然而然地达到和谐一致、水乳交融，这才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根本。
在苏东坡看来，自然万物，各有其态，“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是天工造物使然。“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 《巫山》) 。《我说东坡》着重分析了苏轼在黄州创作的“二赋一词”的自然美，提出了苏轼到黄州后之所以强调和崇尚自然美，是和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嬗变密切相关的。
黄州赤壁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等等自然景观，对苏轼从高峰云端坠入深渊的困境解脱，起着稀释积郁、重树信念的积极推动作用。他带着自然的眼光，悟出了人生新的寄托和前景。从刚开始的孤寂无奈(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到终于寻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安心之所，安神之所”，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慰籍和转换。黄州的山山水水、地理环境，正符合和满足他为调协和拨正人生道路所需要的勇气和灵气，带来了从未遇到过的大彻大悟的契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于是也就由此向东坡的艺术高峰奋勇攀登。
大爱惠民的社会美
社会美是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与自然美都同属于客观存在的现实美。然而，尽管人类社会产生于自然界，并与大自然溶合于一体，可自然界事物作为客观存在具有它的自然性和独立性，是可以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社会事物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性，是指参与人力的或依赖于人类生活的。因此，自然美的现实性在于它的自然性，而社会美的现实性便表现为社会性，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可任意混淆和等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美通常所指的也就是关系于社会主体的人的美。人的形体美、外表美属于自然美，人的内在美、心灵美则是社会美。
生活在近千年封建社会的苏轼，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正如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明显地存在着种种矛盾一样，苏轼的美学思想也是相当错综复杂和层层叠叠的。可贵的是，《我说东坡》的作者既没有回避和掩饰苏轼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和弱点，又没有完全追随以往某些苏学研究的老路，一味陷入争辩苏轼思想矛盾对立的主次，或所谓“儒道释的出入”怪圈和悖论; 而是将视野转向它的流动、变化和飞跃的进程中，从历史和发展的辩证观点审视“文理自然”的美学观，由此而得出比较正面、积极、符合实际的判断。书中用大量的文献和事实描述了苏轼人生历练和文学创作的蜕变和转化，从而登上文坛高峰的坎坷历程和历史文化背景。让读者信服地确认，苏东坡美学思想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我说东坡》并未明确地解说社会美、甚至没有提到社会美的概念。可是，从书中对苏轼“文理自然”美学观的分析中，特别是从大量苏东坡精神在黄州形成的描述中，处处都包涵着社会美的解读。例如，苏轼由于“乌台诗案”面对死里逃生、罢官贬职，谪居黄州而没有萎靡不振，没有沉沦厌世，而是努力积极面对现实、主动调节心态，适应新的环境、迈向新的征程。并且自我修养身心，以屈求伸，以直报怨，这些品性，都能或多或少地彰显他的人格美、个性美。
苏东坡被贬黄州，虽有职而无权，但当他发现鄂东地区存在着严重的重男轻女、弃婴溺婴的陋习时，便主动地向当地政府官员献计献策，建议移风易俗、反“溺婴之风”。他带头捐款，发动民间救助弃婴，与当地读书人和僧人成立了收养弃婴的慈善团体; 同时，还请求政府制定措施干预弃婴、溺婴的不良行为。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移风易俗的成效，为广大民众所赞许。苏东坡来到黄州后不久，“连年大疫”，对人民的生命健康产生极大威胁。
他一再向友人讨要祖传治病秘方，不顾失约违誓，公布药方，施药救命，“所全活至不可数”，挽救了不少百姓性命。东坡“初到黄州，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只能“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友人马正卿向州府为其求得“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解决一家老小生活困难。他从劳动中体会和领悟到“平生懒惰今始悔，老大勤农天所直”。“四方天下同一云，甘露不为龙所隔”，“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 。他因躬耕之地在东面山坡而自号“东坡居士”。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动，不能不带来思想感情的变化，苏轼转化为苏东坡，不仅仅只是个人名号的转变、符号的更迭，更多的则是新型品性美、人格美、心灵美的树立和再造。
苏东坡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他抱有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于社会改革志向，屡受打击和摧折不改初衷。正如《我说苏轼》一书所指出的那样，苏东坡在黄州谪居 5 年间，从困顿中崛起所彰显的启迪意义，“对于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着的、且未免遇到曲折和坎坷、困顿和磨难的人来说，无疑具有莫可名状的战术价值和战略意义。”人的言行美、品质美、性格美、情操美的感召效能和示范作用，具有超越时空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从美学角度来看，这就是社会美的普遍价值和社会意义。
千古绝唱的艺术美
“文理自然”中的“自然”是个多义词，有着不同的涵义。它既可指大自然、自然世界，又有“不勉强、不局促、不呆板”，“自然而然”的意思。苏东坡“文理自然”的美学观，同时还包涵“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的多层次的深意。在《我说东坡》一书中收入的《谈谈苏轼〈赤壁赋〉的美的建造》、《野趣美的流光溢彩》、《浅谈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的艺术美》等文中，作者进一步比较清晰和透彻地审视和解读了苏东坡关于如何处理现实美与艺术美的关系; 以及自然美、社会美如何转化为艺术美的哲理，阐述了苏东坡“文理自然”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及其艺术美的特殊魅力。
苏东坡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他曾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皋兰课业本原解》中也指出“凡诗文无论平奇、浓淡，总以自然为贵”。他“强调天工，不饰雕琢”，情由心生，喷薄而出。“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苏东坡在《读孟郊诗二首》其二中说: “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书吴道子画后》) 。他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还“了然于口与手”( 《答谢民师书》) 。他用自身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多才多艺的创作实践，总结了文学艺术和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
《我说东坡》的作者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 165 页) 。“苏轼《赤壁赋》正是通过索理———论理———明理这么一个逻辑程序，把自然美推向艺术美的”。艺术美的创造，是由艺术的认识达到艺术的表现的精细、复杂的过程，也是通过形象思维和想象，通过美的观念描绘和塑造艺术典型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我说东坡》一书从苏东坡作品的分析中，洞察和梳理出美的观念的特异性和规律性。作者赞同当代着名美学家蔡仪的观点: “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客观事物的美，是美的观念的根源。”由此而引伸出“美感的发生是由于事物的美或其摹写与美的观念和谐一致”( 第 166 页) 。作者提出了个人理解和概括的“美的素”的概念，细致地罗列了它们的各种形式: “逸趣美的素、恬淡美的素、爱怜美的素、朦胧美的素、雄壮美的素、反差美的素、省度美的素、思辨美的素、理性美的素、空灵美的素、不规则美的素和穷形尽相的自然美的素，通过冷色与暖色相互衬映，动态与静态交错而陈，直观与理性交替隐现等艺术排列组合建造艺术美的素”( 第 168 页) 。这里总共罗列出 10 余种不同的“美的素”，既有自然美、生活美的“原素”、“因素”，也有社会美、人文美的“元素”、“要素”，还有构成艺术美、综合美的“色素”、“音素”、“味素”。“这首词熔景观美、情真美、气质美、音韵美于一炉，可谓集美之大成。它是苏东坡文理自然就是美的美学思想又一结晶”。由此不难发现，苏东坡的“文理自然”的美学观的系统性、多面性、层次性和丰富性之洋洋大观。
同时，“这些美的素又是通过三条美感渠道———听觉、视觉和思维将诸因素组合起来，进入读者大脑，激起感官的快适及精神的快适等主体的感受———美感。造成轻快闲逸气氛———抑郁悱恻气氛———雄壮伟烈气氛———理性思辨气氛———轻快闲逸气氛这么一种变化的、富有迭宕起伏和深层思维的气氛，形成了情感回环”( 第 168 页) 。苏东坡留下的大量优秀作品不仅气势磅礴、气度不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且还呈现出流动感、时效性，循循善诱、循环往返。这样，也就令人信服地明白，他的作品为什么带来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和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如果简单地、静止地停留于作品思想内涵的解说，或者只从表面词章上去单一阅读和赏玩，便难免会误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说东坡》对苏轼“野趣美”的阐释，也值得一提。作者从《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的对照中，敏锐地觉察和挖掘到苏东坡“对美的殊异追求、对美的精心建造，对美感的奇妙激发，对美的独创的理论视角”。尤其是“二赋”的描写对象，虽同为赤壁矶，却是一山一水、各有奇趣。《后赤壁赋》的主体是写游览夜深中的赤壁之山，夜幕之下，走险探奇，色调朦胧，吊胆提心。东坡真实、生动地“勾勒了山之幽深、之险峻、之神奇、之怪异”。“这当中当然不乏穷形尽相的自然美的素，不乏出神入化的神韵美的素，不乏省度美的素。然而，就其主要而言，赋作者主要靠野趣美的因素和怪异美的因素激发读者美感，满足了读者的探奇心理和开拓欲望，从而产生美感，得到美的享受”。“野趣”通常是指“山野的情趣”，古人有“萧疎野趣生，逶迤白云起”的诗句。按照作者在这里的解说，所谓“野趣美”的美感，是从奇特的大自然的景观中，感受到“野趣横生，有一种特殊的、难于言状的，并且带有一定的惊恐与刺激的乐趣。”于是，前人所说之“若无前篇( 指《赤壁赋》) ，不见此篇之妙; 若无此篇，不见前篇之佳。”得以充分论证和注解。
关于“两赋一词”中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说东坡》的“美学审视”，则是别开生面地从“融景观美、情真美、气质美、音韵美于一炉”来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和释读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作指导，分别就这篇“千古绝唱”中的景观美、情真美、气质美、音韵美，作了细致而详尽的解读，概括性地总结出“情真美是词人的情思的自然流露;景观美是词人‘随物赋形’，依其自然特征、形态、神韵，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 气质美是词人美的气质的自然地再现; 音韵美，是词人文学语言自然地奔泻……”总之，无论从自然美、社会美，还是从艺术美的视角去看，苏东坡都坚持主张和实践着“文理自然”的美学观; “文理自然”就是美的美学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文艺创作和言行举止之中。
《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百科词典》专门有“苏轼”的条目，评价他为“中国宋代作家和政治家。有咏怀哲理、政治和风景的诗词。他的散文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富于浪漫主义激情。”在由苏联着名美学家、我的老师奥甫相尼柯夫等人主编的《美学史·世界美学思想文献》第 1 卷( 苏联艺术科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中，翻译和收入了苏轼的《净因院画记》片断。奥甫相尼柯夫在专为这部《文献》撰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苏轼的“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无常形而有常理”，便是强调要遵循客观规律性，并且肯定了苏轼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应当说，苏东坡在世界美学思想史上，无疑地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仅是四川眉山、湖北黄州、山东密州、登州、广东惠州、英州、江苏徐州、常州、安徽颖州、浙江杭州、河北定州、海南儋州、河南汝州……的骄傲，同时也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骄傲。
普生一再强调: “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彰扬了黄州。”此说似乎已成苏学界多数人共识，我紧随点赞: 苏轼黄州化东坡，诗神颠沛历坎坷;“文理自然”美中美，千秋风韵万代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 第 1 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