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所谓红色经典，广义上指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在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指导下，创作的具有明显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反映普通工农兵生活的文艺作品、戏剧、电影、歌曲等。狭义上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发行的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革命历史小说。
笔者认为，红色经典对后世读者有着深刻的审美愉悦价值、认识价值和思想启迪价值。本文主要从创作主体和客体辩证关系的角度，对红色经典小说进行了浅要的美学探析。
一、个人情感与人类情感的相互征服
红色经典的一个重要美学研究对象就是写作主体，作家的审美情趣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文章的加工组合，之后物化为独特的文章审美样式，而主体的审美理想与其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个人的审美内涵等均有密切关系。在红色经典的创作中，体现了作家的个人与人类二种情感的相互斗争与征服，最终究竟是哪一方为主导，是构成不同审美方式的重要原因。
( 一) 个人情感突显
在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新思想的影响下，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创作大多体现“自叙体”的特点，使作品不再是没有灵魂的文字载体，而是渗透着自己主观情感的艺术享受。《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无疑是带有杨沫自身经历色彩。在杨沫的《初版后记》中曾写道: “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遇到共产党后才“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由此可见，作者最初就是以倾诉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就是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构建的。
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 “文学创造的主体是美的体验者、评价者和创造者。”正是在这种主观创作话语的关照下，《青春之歌》的丰富内涵得以充分的展现。
作品叙述了主人公林道静是如何从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充分再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真实情感过程，并为我们成功塑造了 30 年代革命知识分子勇于反抗、不懈追求，从而实现人生理想与尊严的典型形象。这些无不涌动着杨沫本人的知识分子情结。
( 二) “集体创作”趋势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阶段，回顾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革命时艰苦奋斗的岁月无疑唤醒了人民群众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基于对这种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爱国热忱的宣扬，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对革命历史小说起到了明确的导向作用，有关作家自身的自觉或非自觉的思想改造也成为其具体的体现。在当时，多数作家自然会以“集体主义”的眼光检查和批判自己，以免自身的作品脱离群众基础，形成不合时宜的“个人主义”风格。比如在阎浩岗先生对《青春之歌》的品析中，他认为: “总的来说，《青春之歌》第一部是‘自叙传’性质的作品，而其第二部则基本是更符合主流话语、合乎‘时代共名’的作家个人构思与编辑、批评家及普通读者‘集体创作’的产物。”
同时，在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写作背景的条件下，作品会以知识青年们激情高昂地投身革命为主线，生动地刻画他们如何通过“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后，从一个充满局限的普通人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些青年的“革命”成长过程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读者对“革命”的认识过程，这也达到了作品对读者道德人格、阶级意识、政治观念等方面的有利熏陶和引导。所以，在 30 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如何尽快从自我走向群体已成为一个较普遍的题材。像《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为了适应时代要求，通过群体意识不断对自我进行制约和改造，在阶级意识的认同过程中，达到自我思想和立场上的转变，从而锻炼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 三) 个人情感与人类情感的相互融合
在红色经典的创作中，在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由于个人情感的流露和政府对人民需要看似很难达到完全的统一，但笔者认为两者也并非是不可相容的矛盾。在红色经典中，对《青春之歌》主旨的探讨一直是文坛所热议的话题。杨沫曾感慨道: “被某种说不出的创作欲望推动着，每日每时都想写———一些杂乱的个人经历，革命人物的命运，各种情感的漂浮，总缭绕在脑际，冲动在心头”。我们可以从那情真意切的文字中感受到，作者的创作动机就是对自我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的情感流露。然而，她在《我为什么写 ＜ 青春之歌 ＞ ?》中又提到，“将共产党员的崇高英勇的形象表现出来是自己写《青春之歌》的一点最初的愿望。”初版后的作品，在批评家和读者的批评后做了大量的修改，尤其在第二部中整整增添了第 11 章，无疑这是与作家本人最初的创作动机是毫无关联的。但无论是这种“自叙性”刻骨铭心的情感表达，还是对共产党员光辉形象的塑造，笔者认为这都不会影响整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因为两部作品已采用了不同的创作方式和方法，因而它们也就重新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格。在文学史上，第一部是公认的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地位的，而第二部就可以看成是第一部的补充，以使整部作品浑然天成。
《青春之歌》中，作者将林道静置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不仅彰显了女性独立的审美特质，也与自身难以磨灭的情感经历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正如杰姆逊所言: “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关于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
作家杨沫正是将个人的经验有机地融入到集体的经验之中，并在民族国家的公共叙事中将这种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性别境遇得以充分展现。
二、生活之镜与理想之灯的内在关联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如一面镜子，能照现出自然与社会生活; 文学又像一盏灯，可显示出人的情感和灵魂。
他把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分别比作镜与灯，红色经典的大多作品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而现实主义审美范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客体。实际上，红色经典作家所理解的现实生活是一种渗透了主观性的想象，是一盏渗透着对人生进行勘探、发掘人生精神向度的心灵智慧之灯。就像作品中的那些革命英雄们，在作家们浪漫主义想象的笔端下，全然代表着人类完美而崇高的人性力量和意识。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是具有审美属性的，它包含了作家的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体验及在此基础上的想象和渴望。正是这种主观情感投入，才使客观现实传达出了主观心理意念。这时的客体也就是经过作者主观情感熏陶而重新定义的新物象了。梁斌不止一次谈到他对于某种景色的“感情”: “儿时对于大苇塘是有感情的，不知不觉写进作品里。
水坑、苇塘，不知写了多少次。”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品中那缓缓的白云、广阔的大地、静谧的小河等，已不再是纯粹的物理环境而是浸透了作者对生活的热情，更隐含了对革命美好前景的憧憬。这种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不仅冲击着读者的内心阅读期待，更会使读者超越文本追寻新的情感感受。
文学创作中的主体能动地、审美地反映客体，对客体进行变形、情感投射和观念移注后，在观念中创造出源于客体又超越客体的审美形象。比如“红色经典”的大部分作品多塑造了理想化的形象，并营造了一种乐观明朗的氛围。红色经典的作家正是基于对自己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表达，才塑造了一批理想化的英雄式人物，并呈现出光明乐观的时代前景。例如《红岩》的初稿《禁锢的世界》基调“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未能表现先烈们壮烈的斗争”经过删改后来的《红岩》基调乐观明朗，像“绣红旗”、“狱中新年联欢会”等片段既符合了当时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同时，这些情节也是基于现实依据而非作者有意编造的。诚然，“真实性”是衡量文学创造成就的标准，但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作者的这种主观想象正是“诗艺”的体现，更是一种艺术技巧的表达，即把自己“内在的尺度”充分运用的到审美对象上使其更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
结 语
杜威·佛克马先生曾说: “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红色经典小说是继延安文学后的惯性写作，既是将革命历史化，又是将历史革命化，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的深情回忆与对未来新生活的热切憧憬，可谓是激情澎湃的“狂欢体”。它是“中国式”的经典，是作家们在特定的话语文化中，为达到预期的情感意识倾向进行的“非特定”的艺术创作。其蕴含着的坚定信仰、奉献精神、质朴情感、乐观态度等高贵品格，一直是当下社会人文精神缺失的珍贵补偿，红色精神始终是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红色经典不会被时光所尘封，其经典性的审美愉悦始终能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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