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头10年王国维哲学美学发生之初，相关研究就随时代或事件而风生水起：王国维的自杀、50年代的引进苏联理论、80年代的美学热及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大量引介都引起大大小小的王国维研究反响，从王国维的学术精神、境界的含义到王国维年谱传记、王国维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等都曾成为学界探讨的话题。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着述目录》、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商务印书馆的《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王国维文集》、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王国维未刊书信集》等做了些材料性搜集工作，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就其中的研究着述而论，其水平、成果多有不如人意者。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囿于时代风潮而一叶障目，因时代局限而对王国维哲学美学任意剪裁。作为1949年后久负盛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在50年代的名文《意境浅谈》中不仅对“意境”与“境界”两个概念不作辨析，而且把“意境”（即王国维的“境界”）武断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学典型”.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就王国维与叔本华、尼采之间的影响关系有所阐述，但对王国维哲学美学冠以“苦魂”之名，已表明其总体思路是以王国维1927年的自杀心态涵盖王氏的哲学美学精神。可是，王氏的哲学美学研究距离其自杀大约相隔20年时间，哲学美学研究时的意气风发与自信进取怎么会等同于20年后自杀时的心态？！没有把握王国维哲学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就只能就表面的影响关系加以勾连。这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拥入中国时的现象。其二，囿于学科界限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王国维多种论述之间的联系，不能发掘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发生语境。多次再版的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从古代文学甚至主要是词的发展来估量《人间词话》的创作，认为《人间词话》的创作目的在于对清代词坛“补偏救弊”;结果在推究“境界”含义时闪烁其词而不知所云.再如徐复观，其古代文化研究享誉海内外，但其《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同样因为从古代文学的“写景”角度解读《人间词话》而无视其创作语境及境界说的多重蕴含，最终得出《人间词话》“受到今人过分地重视”的结论。其三，在众多有关王国维哲学美学论着中，囿于个人眼光而不解、误解王国维的也不在少数，这与王国维的哲学美学着述扎根中西文化颇深且涉及多个学科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有关。因不关本文主旨，恕不详述。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思想上突破极左观念，学界对王国维哲学美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例如杨国荣对王国维观念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研究、赵利栋对王国维《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的解读.但这些单篇文章只是研究者偶然为之，论述的又是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局部问题，因而虽有思想火花但终究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认为，对王国维哲学美学研究的突破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发掘发生语境，从新旧文化交替的角度解读王国维哲学美学着作。
在王国维的哲学着述中，《〈红楼梦〉评论》受到的误解可能是最多的。之所以如此，与王国维的理论策略有关：他借《红楼梦》以“浇自己的块垒”,确有扯虎皮作大旗的功效；不过因此就捅了“红学”的“马蜂窝”.真有“红学界”学人把《〈红楼梦〉评论》算作“红学”成果时，《〈红楼梦〉评论》的问题就出来了：当这些高手从“红学”的角度审视王国维这篇着作时，“红学”透视镜扫描的结果近乎一无所有，《〈红楼梦〉评论》遭受的批评可想而知。文风一向温柔敦厚的叶嘉莹对王国维历来推崇备至，就用“红学”的视角对待《〈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一文，却是从哲学与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的一篇专门论着。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则在静安先生此文之前，在中国一向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文学着作的批评，所以静安先生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
除了“开山创始”的意义之外，叶嘉莹更多地看到的是王国维的错误：
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乃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依据，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说：“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这种说法从《红楼梦》一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合之处。
叶嘉莹又指出《〈红楼梦〉评论》的其他矛盾、疏失之处：其一是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完全建立在与伦理学价值相依附之上……再则静安先生于论及《红楼梦》之美学价值时，不过仅举叔本华之三种悲剧为说，而对于西方悲剧之传统，及美学中美（Beauty）与崇高（Sublime）之理论，也未能有更深刻更正确的理解和发挥。
透过这些抱怨，我们可以想象叶嘉莹在不能把握王国维意旨时的苦闷，以致竟然连王氏的西学学养也一概批评起来。以叶嘉莹之聪颖好学尚且误解王国维如此，那么，《〈红楼梦〉评论》究竟该如何解读呢？要从王国维的问题入手去解读王国维的着述，实际就是重构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发生语境以求把握其着述的脉络。
从王国维的学术历程来看，《〈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其时正值王国维研究哲学美学的高潮时期。
王国维研究哲学美学不仅是求学谋生的手段，更主要原因在于企图以此解决他遭遇的“人生之问题”:自是（1901年从日本回国以后---引者注）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所谓“人生之问题”不是衣食住行等个人温饱问题，而是个体生命的意义问题。生活于某一文化环境的个体，往往受此文化环境的熏染而接受此文化已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一种文化价值受到质疑之时，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则可能发生精神困惑，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发生疑问。对王国维而言，“日往复于吾前”的“人生之问题”即个体生命的意义问题。这不仅仅是他面临的个人问题，这一生命意义问题与时代文化变迁联系紧密，是时代大问题在先觉者生命中的回响；王国维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执着追问而成为历史文化变迁中的典型。1900年前后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1898年，正是王国维来到上海切身接触大时代的时间）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进逼中从守势进而渐趋崩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激烈的反对（如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表明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瓦解而告一段落。而在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等西方文化精神相标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王国维在上海（1898-1906）学习科学后转向康德、叔本华哲学正是传统文化崩溃、西学东渐的具体事件，王国维以其卓越的学术研究和大量着述表征了这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
与王国维同时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同学和同时代人自然不在少数，但王国维以其敏锐好学顺应时代思潮并把此一时代思潮中的某些动向凝化为自己的学术历程。他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从古希腊的哲人到新时代的叔本华、尼采，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理解程度及其哲学水平即便是在今天也为很多研究哲学者望尘莫及。而《〈红楼梦〉评论》正是王国维研究哲学并以哲学方法解决其“人生之问题”的尝试。王国维感触到的人生意义问题是当时中国文化语境所遭遇的问题之一。因而，把《〈红楼梦〉评论》塞入“红学”范围而不能理解它作为解决人生意义问题的哲学尝试所面向的历史文化语境，这难道不是方枘圆凿？
诚然，《〈红楼梦〉评论》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试图以叔本华的艺术观（“寂灭意志说”）解决人生意义问题是否可行，运用《红楼梦》为例的牵强附会等。但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传统文化崩溃之后人生意义何在的角度来思考，从历史文化语境转折时期所遭遇的文化问题来思考，对《〈红楼梦〉评论》的评价就应该重新思考，它揭示问题的贡献比它存在的技术问题自然更为重要，可取成分应该更多。而仅从“红学”的角度来衡量这篇着述必然是削足适履，种种指责亦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除《〈红楼梦〉评论》外，学界对王国维学术着作的解读还存在一些不顾历史语境而由某一学科出发作削足适履式解读的现象，如对《人间词话》的解读。因此重构历史文化语境，跨越学科局限---把王国维的哲学美学着作与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是理解王国维哲学美学着述的必然途径。
第二，要突破学科界限，把王国维哲学美学、诗词创作作为一个整体解读。
重建王国维哲学美学着述的发生语境，具体途径就在于跨越学科限制。因为要重建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发生语境必然要重提其发生之时所面向的问题。而王国维解决所面向的“人生之意义”问题并非一次成功的，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的创作，再到《人间词话》的创作，是王国维不断尝试、不断变换方法解决此问题的过程。所以，若把哲学美学研究，如《〈红楼梦〉评论》《人间词》《人间词话》等着述，作为同一语境下的不同话语文本来解读，就应以王国维的问题意识贯穿这些着述，即跨越学科界限把这一时期的着述当作一个有机统一体。
前文提到的徐复观《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的偏颇就在于其局限于学科范围因而忽略了《人间词话》产生的语境。徐复观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中国诗词中的写景问题”,正副标题合起来显示出徐文的思路在于：以古典诗词的“写景”理论来判断王国维“境界说”的成就。古典文论中不乏“情景交融”的主客一体观念，不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论述，因而徐复观断定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受到今人过分地重视”,并且：他的论境界皆偏在景的自身，没有把景与情的关系扣紧，许多依稀夹杂的说法皆由此而来，王氏自谓“探其本”,恐自信太过。
徐复观轻视王国维的原因还在于他看到了传统理论中“境界”一词的义项多于《人间词话》的论述：
境、境界，原来都只作疆界解释，此一解释到现在还是作为常词来使用。将“境”通于风景之“景”,将“境界”赋予以精神的意义，大概始于佛家，而以在禅宗中为盛行，后来才用到诗文评论上。
《六祖坛经》中所用的“境”字，没有精神的意义；但用“境界”两字时，则很明显的有精神的意义。“善恶境界”“诸佛境界”,是一个人的精神到达点。在诗词中“境”“景”通用，对诗词的影响不大。把带有精神性的境界应用到诗词中，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因诗人、艺术家，他们面对客观景物而要发现其意味时，常决定于他生命中精神的到达点。写景写得好不好，不仅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到达点要高，精神的涵盖面要大，这便说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何以必须归结到人格修养上。……王氏假定是标举词中意义的境界，而将其落实下来，以作批评诗词的标准，他是探到了诗词创作的本源，可高踞于各批评家之上。可惜，在他的全书中，只偶然地、若有若无地沾到了这一方面的点滴，而他主要用的是“境界---境---界”的理路。他在书中所表现的高视阔步的态度，便可说完全失掉了根据。
在徐复观看来，若把这更深一层的有关人格修养的“境界”含义运用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诗学论述，则其理论高度就另当别论了。徐复观这样的硕儒，依他对古代文化广博精湛的了解来梳理古典诗词文论中“境界”的意义走向，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当用这样的眼光来检审《人间词话》时，他却犯下了买椟还珠的错误，作为《人间词话》“境界论”之“人格修养”一面的含义竟然被徐复观漏掉了，王国维确实达到了徐复观所谓的“诗词创作的本源”而徐复观却看走了眼。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在于徐复观只审查了《人间词话》一个文本，没有阅读王国维同一时期的其他着述。从学理的高度找原因，则在于徐复观局限于文论的学科界限，没有把王国维其他的哲学美学着述、文学创作放在一起阅读。而这是学界在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解读中共同的倾向性错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佛雏和聂振斌的相关着述，他们与徐复观的共同之处不难看出。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反思：王国维哲学美学产生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学界何以居然几乎全都犯下了这等方向性错误？是学界的浅薄？还是笔者故作惊人之言？思之再三，笔者认为这样的错误或许与王国维的着述方式有关，而学界在1900年到1990年90年间的着眼点与1990年到现在为止的学科意识则又形成了研究王国维着述的盲点。徐复观作为思想史家的疏漏可能代表了学界的共同之处。
先从学界的盲点来看。从1900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学界风气受到国家建设及经济建设的局限，王国维虽然一再被作为学术巨擘来敬仰，但他的学术建树显然与经济强国、政治主导存在巨大隔阂。
究其实，学界一再掀起的王国维热潮更多属于叶公好龙式的，经济、政治思维与王国维的哲学美学方向南辕北辙。1990年到现在，不同类型的文化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加上其间的现代性观念，学界虽已具备从文化意义及个体人生意义角度解读王国维的知识储备；然而由于学科界限的观念非常分明，学者们往往囿于一隅而固步自封。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建构跨越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几个领域，学科界限成为学界不能深入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拦路虎。
再从王国维的着述历程来看。从1900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王国维的着述包括哲学美学着述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创作如《人间词》、文艺理论如《人间词话》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现在看来各有所属，在王国维其时却根源于一点：王国维的“人生之问题”.在此三个领域的上下求索是王国维不断探索的过程。换言之，“人生之问题”贯穿了三个领域，《人间词话》是历经三个领域的总结性着作。下面就这三类着作之间的联系作详细论述。
《〈红楼梦〉评论》试图以叔本华的“寂灭意志”之艺术观消解欲望的困扰，这是一次以审美追寻人生意义的并未成功的尝试，欲望的困扰即所谓“人生之问题”依然横亘王国维心中；《〈红楼梦〉评论》标志了王国维哲学美学研究阶段的基本结束，即所谓“疲于哲学”时期的结束。与哲学美学研究同时王国维一直从事诗词的创作，《人间词》的创作即在其中。《人间词》的创作是王国维转入下一阶段的直接原因。王国维在《自序（二）》中说得很明白：近年之嗜好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
据此，王国维所谓“填词之成功”是他转入下一阶段的诱因，但并非“近年之嗜好移于文学”之“文学”;重言之，他所谓“文学”与填写《人间词》不是一回事，“文学”应指由《人间词》的填写所启发的文学研究即《人间词话》的创作，或者还包括《宋元戏剧考》等着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填词之成功”何以成为“移于文学”的诱因呢？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这其中包含着王国维学术转向的关捩点，也包含着前述王国维三类着作构成一体的根本要素。《自序（二）》中的另一句话：“近年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直接揭示了其中的关联：《〈红楼梦〉评论》借叔本华“寂灭意志”的“解脱说”以求摆脱欲望的痛苦以理论和现实的失败告终，王国维因“疲于哲学”而别求他途。《人间词》的创作即“填词之成功”为王国维寻求到了不同于“寂灭意志”之“解脱说”的又一种艺术观念---“慰藉说”---在填词的自娱自乐中暂时摆脱或超越欲望束缚。《人间词话》作为王国维的又一个研究阶段则是从理论上对“填词之成功”的慰藉功效所作的理论概括。“慰藉说”在其他哲学美学着作中已经论述过了，《人间词话》主要从艺术论的角度把《人间词》创作的具体经验及“慰藉说”升华为“境界说”.“慰藉说”只是暂时解决“人生之问题”,“境界说”则在此基础之上希求人格境界的升华以更长久地解决“人生之问题”;表面以艺术论为中心的“境界说”在深层次上以人格论为框架，所面向的问题依然是“人生之问题”,这一点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这样，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再到《人间词话》，其中的三个核心“寂灭意志”“慰藉说”“境界说”所面向的是同一个症结：“人生之问题”,亦即摆脱或曰超越欲望获致人生意义。这样，三类着述在根本问题上就统一了起来。而此一根本问题“人生之问题”也是王国维所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王国维时代的文化症候之一。
以上就三种着述之间关联作宏观分析以证明其中的根本一致性，以下就《人间词话》作文本细读以证实“境界说”是以人格修养为基础的艺术理论。
“境界说”的人格修养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首先，就“境界”一词的含义来看。“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词以境界为最上”之“境界”可以理解为艺术境界，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则明显就创作过程而言，指作家的人格境界在创作中呈现于作品而成为“名句”,所谓“高格”就是作家较高的人格修养在诗词创作中显现的结果。“境界”一词实在已包含人格境界、艺术境界（或曰格调）两种含义。就“境界说”与“慰藉说”的关系而言，读者阅读体味“有境界”的创作，修养“境界”得以提高，艺术的“慰藉”效果从而得以巩固。其次，从《人间词话》所褒贬的作者来看。欧阳修是得到褒奖最多的一个，而周邦彦是最受批判的一位。何以如此？欧阳修词作“意深”,而周邦彦词作格调不高。所谓“意深”者，可以从创作过程所具有的慰藉效果来看，创作者深潜其中则能较长久地摆脱欲望纠缠。周邦彦的“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为王国维所诟病，就在于有技巧而缺乏境界。其他如李白“纯以气象盛”,李煜“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也都是从人格境界立论。《人间词话》历数五代北宋词人，可以说大部分是以人格境界为标准，少部分是从艺术境界立论。由此看来，徐复观所谓“只偶然地、若有若无地沾到了这一方面的点滴”,要么是看走了眼，要么是以有色眼镜观物。再次，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也完全与人格境界相关。
“无我之境”即彻底摆脱自我欲望的境界，应是境界的最高一层；“有我之境”似乎低一些，却要在“由动之静时得之”,此类作者虽不能彻底摆脱欲望，但可以在暂时超越欲望时进行创作，此类创作有益于读者在涵泳中超越欲望。
由以上分析可知，《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是建立在“慰藉说”基础之上的理论发展，境界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人格修养层面和由此而获致的艺术境界---分别以潜在和显在的方式呈现于《人间词话》之中。就《人间词话》的字面意义而论常以艺术境界为主，而此种艺术境界断断离不开人格修养的基础。换言之，艺术境界作为“境界说”的字面意义只是冰山一角，人格修养一层意义是水面下的决定性部分，这是王国维所面对的“人生之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作为深层的构造性因素赋予境界的内涵。而要理解这一层含义需要把王国维的哲学美学着作、文学创作、文艺理论着作统一在“人生之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探索这一根本线索上来认知。所以，徐复观的疏漏所代表的学界的错误，从学科关系来说在于囿于学科局限，不能把王国维的三类着作当作一整体来看待。
总之，本文通过对王国维哲学美学着述研究的辨正试图说明：要真正理解王国维，从其着作中获得有益于当前社会文化的启示，需要重构其哲学美学的发生语境以发掘王国维着述所面向的问题，从他所面向的问题即“人生之问题”入手打破学科界限，结合其三类着述是重构王国维哲学美学发生语境的具体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把王国维的问题与当下的时代问题进行联系，才有可能激活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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