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深入调查访谈的方法, 采用笔录、照相和访谈等形式, 对我国西部红拳器械的形制及其地域文化特征展开研究。研究认为:我国西部红拳器械形制各异、丰富多彩, 包括替代器械、传统器械、特色器械、辅助器械、原创器械、观赏器械等;我国西部地域的自然人文特征塑造红拳器械形制, 如西部地域鲜明的农耕文明特征、西部人民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含蓄内敛的特性, 西部地区战争多发的特点及西安十三朝古都的优势等都对红拳器械的形制有不同影响, 其独特的地域特点还造就红拳器械长短相依、单双并举、多型混合、一械多形的特点;我国西部红拳器械形制还具有独具匠心、刚劲实用, 因地制宜、凝聚精神, 文化多元、相互融合, 突破惯式、开辟新径, 民间传说、口传延续的地域文化特征。
关键词： 武术文化; 西部红拳; 武术器械; 地域文化特征;
Abstract： By means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and by using such forms as noting, photographing and interviewing,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quan instruments in western China,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structures of Hongquan instruments in western China are in different shapes and colors, including such contents as replacement instruments,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featured instruments, auxiliary instruments, original instruments, and appreciation instruments; the natural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China region have made the structures of Hongquan instruments, e.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inc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rich life atmosphere as well as implicit and res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people, the war-pron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advantage of Xian as an ancient capital of thirteen dynastie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s of Hongquan instruments, their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ave also made such characteristics of Hongquan instruments as long instrument and short instrument paired, signal instrument and double instrument combined, multiple structures mixed, one instrument with different shapes; the structures of Hongquan instruments in western China have such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unique in design, rigid and practical, made locally, spirit converging, multiple culture, mutual fusion, breaking conventional forms, opening up new paths, folklore, and oral transmission.
Keyword： Wushu culture; western Hongquan; Wushu instrument;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百余年来, 西方文化对世界各地文化形态造成巨大冲击, 为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自20世纪末,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兴起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21世纪初中国加入该行动计划, 并于2006年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名录 (其后每2~3年公布一批) , 于201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武术“非遗”保护成为近10余年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 浏览相关研究发现, 大多研究“非物质”方面的不同拳种的具体技术, 而对与武术“非遗”高度相关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少有涉及。在相关武术器械的研究方面, 大多集中于器械的演变、特点、功能及产生的文化现象和“标准化”等方面, 对武术器械形制的研究少有涉及, 更未见西部地域红拳器械的形制与地域文化研究。而武术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相关, 本研究立足于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红拳 (主要流传于西部, 特别是陕西) , 深入研究西部红拳器械的形制及其地域文化特征。
1、 丰富多彩的红拳器械形制
通过对实地调研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 红拳器械可分为替代器械、传统器械、特色器械、辅助器械、原创器械、观赏器械等。
1.1、 替代器械
红拳替代器械是指器械未成形之前的过渡形式, 即武术器械的雏形。西部红拳替代器械形制具有由简入繁的特点。具代表性的有在宁夏调研时发现的无头枪 (图1-a) , 其枪头木制, 配有铃铛, 以增加习练者的兴趣。待习练者穿滑劈扎枪法娴熟后, 再将其置换为金属枪头。在西安芦荡巷还看到了红拳替代器械“杠子”。由于刀、剑等带韧器械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在习练或进行技法探讨交流时, 器械形制可由短棍简化而替代, 手持短棍边研讨边“等搭” (比划的意思) 、点到为止。在甘肃看到80多岁高龄老人手持自制狼牙棒 (如图1-b、图1-c) 进行演练, 狼牙棒上雕画、篆刻七彩云图, 形制优美。图中狼牙棒为木质替代器械。但凡习练武术之人均有体会, 器械熟练掌控一定是经历过替代器械的“涩手”“研磨”“顺手”后而运用自如, 这表达出红拳器械形制由量而质的多重积累, 是习武者掌控器械经验的积累, 是对器械形制、功能了然于胸, 更是个体运用器械由生疏至驾轻就熟的必由之路。
图1 替代器械组图
1.2、 传统器械
历史悠久的“十八般兵器”常被认为传统兵器。武术器械从战争脱离并归依民间, 以民间作为生存空间演化而出多种传统武术器械。由于“在几千年冷兵器时代的发展中, 军旅武艺一直是传统武术的主要形式”[1], 传统武术由军旅武艺脱胎而初, 所以依然“是技击为核心的格斗术”。西部红拳传统器械形制厚重古朴, 种类绝非“十八般兵器”所能涵盖, 仅红拳名家的兵器架就琳琅满目、数不胜数, 而散落于民间的红拳传统器械更是无以计数 (后文详述) 。不同形制的红拳传统器械, 如刀、剑、锏、矛、虎叉 (三股叉) 、竹节双鞭等, 奠定西部红拳深厚的器械形制基础。
1.3、 特色器械
西部地域自然环境复杂, 有高山、丘陵、盆地、森林等。最具特色的西部红拳器械, 是当地人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顺应材质长势而成的原生态的奇异灌木、枣木、栒子等。如鞭杆、枪棍、连枷等 (图2-a) 这些器械形制奇异, 独具特性, 由于形制无刃, 所以可以梢把并用, 单双手互换。西部红拳传统器械流星锤 (图2-b) 、绳镖等, 是红拳器械形制的代表, 流星锤形制有甜瓜、南瓜等不同外形, 其分有瓣, 习练者常年使用器械, 使之外形因朝夕打磨似有生命力注入一般活灵活现, 恰如红拳拳谚中的线锤:“一收一放如闪电、专打人的胸和面”。此点突出表现在当地但凡着名的红拳传人几乎均有几件形制异于常态的红拳器械。
图2 特色器械组图
1.4、 辅助器械
辅助器械是辅助提高身体不同部位力量、技巧以及调整器械、增强红拳实用技能效果之工具, 属于功法 (功力) 练习的工具。实地调查时, 在陕西发现相对原始、实用的练习指力、腕力的辅助器材 (图3-a、图3-b) , 这些器材形制质朴、简洁明快, 是西部地域红拳器械所独有。调研中还发现民间校正铜质器械的工具 (图3-c、图3-d、图3-e) 。
图3 辅助器械组图
1.5、 原创器械
在陕西调查时发现形制似镰刀弯头的器械, 内有侧头、尖头, 外形有“钺”的形状、上下两把手间有拧转丝口, 使用时可将两把短器械合并变成长器械。此外, 还有形制镂空, 图案雕刻、棱角奇特的“锤”, 还有长达4.2米的大枪 (如图4-a) 、超重分量的壶铃, 以及精心雕刻的形制似鸟张嘴状、圆眼睛的石锁 (如图4-b) 、仙担 (杠铃) 等。这些器械在如抡、劈、砍、撩、刺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最大威力。制作者由于对武术器械功能及形制理解通透, 所以更易于融会贯通, 达到“身械协调、身械合一”的境界。
图4 原创器械组图
1.6、 观赏器械
现代社会艺术观赏、藏品收藏进入大众视野。调查中发现红拳器械, 在器械工艺、形制雕刻、地域特性等方面, 不但具有作为艺术观赏、藏品收藏的价值, 而且不脱离武术器械的本质。
不少收藏者对形制中有结节的材质尤为钟爱, 如材质为蜡木、枣木等的拂尘、小梿枷等, 因有结节, 所以手持习练时不容易脱把。这些器械外形独特、独一无二, 深受红拳收藏者钟爱。以西部红拳的“枪”为例, 有“梨花枪”套路, 究其名称的来源, 是民间习武者出于练习时枪缨“摆”的像梨花一样绚丽夺目而得名。形制流传久远的“枪”在西部地域广受红拳习练人喜爱。在民间红拳“枪”的形制中, 颜色各异的龙须 (缨) 成为观赏性“枪”的强力点缀, 武谚所言的“枪似游龙”与练习时枪缨随动作的变化而左右翻飞有很大关系。其颜色有常见的红色, 还有少见的黑色、白色等等, 制作美轮美幻。据说枪缨由白色变为红色有辟邪的作用, 更便于战场上刺伤对方后其血液不凝结、顺枪樱流淌出去。而就枪缨材质选取如拂尘同样, 有牛毛、马毛、现代塑料材质等。枪、棍杆的材质有蜡木、藤木、红栒子等, 形制优美, 观赏价值极高, 不但具有极强的实用效果, 还因较高的艺术价值, 成为珍贵的藏品。
2、 我国西部地域的自然人文特征塑造西部红拳器械形制
拉德克里夫·布朗[2]认为:“一门学科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收集资料上, 它必须要解释这些资料。”全面考察西部不同地域红拳人的习练器械后发现:习练比较集中的有枪、鞭杆、流星锤、大刀、月牙铲等, 犹如红拳拳谚“开场的流星、收场的刀” (红拳民间口传青龙偃月刀含有偃旗息鼓的寓意) , 体现出西部红拳人习练器械的喜好和红拳器械形制特征。
2.1、 农耕文化塑造红拳器械的诸多形制
西部地域辽阔, 大多以农耕为主。诸多武术器械来源于西部农具, 如由农具演变而来每天劳作使用的大小梿枷[3]、镰刀、鞭等。还有由单一农具发展为集数种器械效力于一身的“多形混合”器械。如西部红拳器械“钩镰枪”, 由关中农具中的镰刀、钩和武术器械中的枪结合而成, 并配以长柄, 成为古时战场上钩挂盔甲、砍马腿以及刺杀的武器, 后来将其形制延伸、引申成为红拳器械耙 (扒, 扒为十八般兵器之一) 。耙 (扒) 后端拓展, 使前后形制相互结合, 成为红拳双头器械 (图5-a、图5-b) 。另外, 组合器械形制简单的有勾与枪的混合体 (图5-c) 、形制复杂的有钺与勾、枪混合;还有形制由掷远的“镖”配以长柄的器械, 既可成枪, 也可成金属梭镖 (图5-d) , 镖头形制不同、长短不一。调研中可直观看到诸多西部红拳器械的形制是由当地农具直接改造而成, 这类红拳器械与农耕文化完全融合, 拓展武术器械形制的素材广度, 并且“多形混合”, 体现出武术器械形制适应于当地浓厚的农耕文化环境的发展。
图5 农耕文化器械组图
2.2、 人民浓厚的生活气息增添红拳的器械形制
现实生活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是以“当下存在着”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4], 西部红拳器械与生活器物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西部红拳器械有鞭杆、梭镖、拐杖等, 这些器械采用当地农具、生活器具, 广泛选取木质、竹质、牛毛等材质, 形制特点明晰。如红拳器械有拐杖 (陕西方言为拐子、“二人夺”) (图6-a) 形制, 外形隐蔽, 有直把、弯把, 因人而异。再如红拳器械有日常生活常见的传统板凳形制 (图6-b) , 方法以抡、砸、格、挡为主。再如, 将筷子进行改装, 形成武术器械的新形制 (图6-c) , 其夹、戳、点等方法的使用, 非常具有代表性。筷子的梢头安装红绿彩绸加以装饰, 习练挥舞中彩绸飘逸、鲜艳夺目, 器械形制瞬间鲜活, 真是“俏板” (陕西方言“非常漂亮”的意思) 。通过调查发现诸多红拳器械来源于当地人随手拈来的日常器物, 是生活器物的延伸, 生活气息浓厚。正如《易传》中“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的方法, 表明了地域符号与造物的关系, “象也者, 像也”[5]。
图6 生活气息器械组图
2.3、 人民内敛含蓄的特征铸就与众不同的红拳器械
西部自然环境复杂, 道路崎岖, 因此“赶驮”的人多, 漫长艰辛的赶路练就了赶驮人内敛含蓄、不愿惹是生非的特性。这点在红拳器械中也得以显现。如拐杖剑, 形制为日常用品, 但在非常时刻拔鞘而出, 即为武器。再如大烟锅子、袖标 (装在衣服袖子里) 、竹节钢鞭、鞭杆、流星锤等便于携带, 更有防身功效。红拳器械形制的含蓄运用与西部红拳人含蓄内敛的文化观念相互印证。
2.4、 战争的多发导致红拳器械形制兵器化
西部地域很多地域为历史上的古战场, 出于战事的需要, 西部红拳器械讲究实用。如刀和剑的把有一定的长度, 适合于双手握, 器械前身较薄、械身较厚, 便于扎、刺等。陕西着名的六合枪即为战场上使用的兵器, 枪身较长, 枪杆多为蜡木, 蜡木的特点较有韧性, 故在战场上“长一寸、强一寸”的效果即可显现, 特别是圈枪 (拦拿枪) , 持枪人后手稍有动, 枪头就有较大的拦、拿摆动, 见机就可直刺出去, 后退时拖枪绕摆退走即为六合枪的一大特点。就形制来讲, 不同于钢鞭、棒槌 (民间洗衣棒) 多用于步军, 而枪等大兵器多用于骑兵。
2.5、 多朝古都地位促成了红拳器械形制宫廷化
由于红拳源于陕西, 而陕西的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所以陕西红拳的器械还展现出宫廷器械华丽、美观、观赏性强的特点。如民间口传有牛皮做的刀鞘, 鲨鱼做的剑鞘等。另如柳叶刀比较轻便, 形制讲究刀身前端宽、较薄, 刀身后端厚、较窄, 刀身稍长, 与民间前端稍短、较窄、后端宽、较厚的形制不同, 这样的形制很精美, 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特别是多用于礼器的青铜兵器具有制作精致的特点, 为西部地域红拳器械作为观赏和收藏品奠定基础。
2.6、 独特地域特点促进了红拳器械形制的活态传承
1) 长短相依, 单双并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西部红拳许多传统经典器械如大小梿枷、棍、鞭杆、斧等, 其形制可长可短, 梢把并用、长短相依;铜锤、小梿枷、流星锤等可单可双, 单双并举;还有双钩、双钺、双拐、双锏等双器械形制较常用。红拳器械形制长短相依、单双并举, 显现出西部地域红拳器械形制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特征。
2) 多型混合, 一械多形。
西部红拳不同地域的红拳器械形制不但存在“多型混合”, 如前所述的钩、镰、枪的合体, 钺与勾、枪的合体、镖与枪的合体等, 还具有同一种器械多种形制, 即“一械多形”, 此点在原创器械形制中表现突出。如枪头有“笔尖型、梭形、锥形、箭型以及少见的四棱形”等, 另外, 枪杆也长短不等。而西部汉子常用的大器械如青龙偃月刀等,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形制传承习惯, 如护手有龙头吞口, 更有刀头、刀身、追风 (刀攥) 配有吊穗等, 形制既相似, 又不完全相同。锤有金瓜锤、圆锤、六棱锤等。拐有直把、弯把和上三分之一拐把。月牙铲前端身有实有虚、各种不同图案, 后端为月牙形。生动鲜活的器械形制, 体现出西部不同地域红拳器械形制“一械多形”的活态传承特征。
3、 西部红拳器械形制的地域文化特性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 各地的地域文化在几千年演化中形成各自的风格特点[6]。通过实地调研, 把从不同地域采集到的西部红拳器械形制, 凝练出西部红拳的地域文化特征。
3.1、 独具匠心、刚劲实用的地域文化特点
红拳替代器械虽为成型器械之过渡, 尚没有完全成型, 但替代器械在器械成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不容忽视, 应“探析民间文化自身的独特规律以及自发性在民间文化中的作用与价值[7]。上述的无头枪、杠子、狼牙棒等替代器械形制独具匠心, 是对红拳器械参悟器械的智慧结晶, 是西部红拳人对红拳器械的思悟、顿悟, 凝聚着量变至质变的升华。历史上甘肃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 是古战场之一, 素来尚武之风浓烈、民风强悍。自制狼牙棒等替代器械形制的补充, 折射出甘肃红拳器械形制的选取, 与当地红拳风格如出一辙, 表达出甘肃红拳器械形制刚劲、实用不乏细腻的农牧地域文化特点。另如陕西西安为十三朝古都之地, 为多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形成关中红拳器械形制集大成、大气、包容的特点, 彰显出西部地域文化痕迹。
3.2、 因地制宜、凝聚精神的地域文化特点
着名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凡人类 (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各氏族) 在经营社会活动过程中, 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 人为创造、传承、享用的东西, 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 (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 , 也有精神的东西 (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 ”[8]。西部红拳的特色器械、辅助器械取材于当地自然环境, 制作工艺虽显粗糙, 但形制奇异, 呈现出人与自然、器械与自然和谐的原生态性, 表达出地域器械形制“因地制宜”的显着特征。
特别是地理位置偏僻、经济不发达、生活条件艰苦、自然条件复杂多变等因素塑造了西部红拳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西部人的“顽 (倔) 劲”在特色器械、辅助器械形制方面表现得尤为充分。
3.3、 文化多元、相互融合的地域文化特点
西部地域广袤, 以农耕文化为主的西部红拳文化, 兼有农牧文化、游牧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特征。红拳器械如鞭杆、双拐 (图7-a) 、随身携带的马鞭 (图7-b) 、判官笔 (图7-c) 、绳镖 (图7-d) 等带有当地习俗器物的形制, 显现出陇原农牧文化和河湟游牧文化特征。在四川有“盘龙棍定宋刀、走线银锤马后梢”之说。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 看到棍、鞭杆、流星锤等器械形制, 经过习练者不同环境的反复使用和打磨, 外观油润, 把端沉淀、结节圆滑、色感深沉, 器械周身凝聚着习练者的气息、汗渍, 加之配饰绳索、摔打斑驳、棱角圆滑, 时间感、沧桑感、研磨感十足, 可见西部红拳器械形制在常年的使用和交流中, 已无清晰地域界限, 自然而然、完全融入当地武术器械形制中。这体现不同地域红拳器械形制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图7 地域融合器械组图
3.4、 突破惯式、开辟新径的地域文化特点
当地红拳拳谚有“剑不缠头、戟无花子”之说, 强调“戟”形制较长, 于战车上使用不可采用舞花, 可直接采用勾、挂、劈、斩等方法最为见效。西部红拳专用“青龙戟”“方干 (方正的意思) 戟”为其命名;短器械“剑”之形制由于两面带韧, 拳谚阐明使用方法有别于器械“刀”, 不可用缠头裹脑等方法的要求。正如吴殳《手臂录》中对器械的描述“枪法是对手臂 (拳) 的练习”而拳械共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由于战争的消退, 红拳器械形制、功能发生变化, 需根据习练需要、个体喜好不断进行反复创新、组装。
西部人历来思想观念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但西部地域红拳器械形制, 在秉承传统器械外形、不断积累的基础上, 却是突破常规, 全面融入西部地域红拳人的思想智慧、表达方式及审美情感, 显示出强大的原创性创造力, 为西部红拳器械独特的武术文化现象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奠定红拳器械独特、坚实的地域形制特色基础。
西部红拳器械藏品不但有“枪”, 还有更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器械, 例如, 因形制奇特而具有收藏价值的鞭杆、流星锤、双锏、矛、九节鞭等, 因独具地域形制、多元文化特色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陕西王保印红拳私人博物馆, 收列诸多不常见的器械藏品。民族传统体育往往蕴含在小传统、小社会和异文化之中。描述细微的体育场景, 利用参与观察, 可以折射出某些民族的独特观念和文化变迁[9]。新时期西部红拳人在习练红拳、耍弄家伙 (器械) 、促进身体健康的同时, 与时俱进, 主动将地域红拳器械由单纯的器械属性、实用性而开辟新径, 转化为兼具厚重文化底蕴的观赏品、收藏品, 促进我国武术器械的多元化发展。
3.5、 民间传说、口传延续的地域文化特点
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的研究者都知道, 几乎每挖掘出一个传统项目, 都会牵出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10], 而民间口传是武术流传最原始、最本真的拳种精华, 表达了民间习练者心中美好的憧憬, 更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西部红拳器械所蕴含的地域文化。
实地调研就红拳器械形制, 从红拳习练人口述中整理出许多民间传说, 这些传说原汁原味、堪称经典, 通过心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传承了红拳器械形制的内涵, 这里进行部分解读。如月牙铲的形制传说, 其形制是两面铲子, 并有响环分置器械两端。一说:持月牙铲之人, 大多是出家人, 铲子的一面用于做善事, 一面用于防身, 路途中遇到死去的动物会随时掩埋, 遇到豺狼虎豹可防身, 荆棘遍地时用于劈荆斩棘开路之用;二说:是指云游道人, 铲子一端用于挖药材、济世救人;三说:指出家人每到陌生之地的一种信号, 响环一响, 说明有道人来到此地, 形制中上下各4个响环, 代表八仙, 凝聚着仙气, 器械方法有劈、打、冲、扎, 还具格挡作用。又如“刀彩”“剑穗”的形制传说, 刀彩在刀的形制中, 传说其运用是为了战场上擦拭之用, 剑穗在剑的形制中采用手腕之巧劲干扰对方。再如, 传说中器械“戈”的形制是割开——陕西话“拉开”的意思。另外, “刀尾”形制被称为“刀攥”, 即一把攥住收拢的意思。“大烟锅子”的形制传说更是因为西部地域气候寒冷, 汉子们有抽旱烟的习惯, 实则运用是鞭杆的演化, 烟锅为生活器物、形制隐蔽、有“藏兵于民”之说。剑的形制讲究“避青见红”, “青”即寒光闪闪的剑身, 形制两面有韧、突出剑法不能硬碰硬, 强调注重走身法、以柔为主, 走化 (化解) 劲、躲闪中进攻。这些朴实的拳语及用法体现出《庄子·说剑》中有“夫为剑者, 示之以虚, 开之以利, 后之以发, 先之以至”寓意。而双钩形制古朴, 方法讲究“飘着走”。还有大刀的形制, 拳谚有“关公夜读春秋、熟知天下春秋”之说等等。这些都是“活态遗产”。
西部红拳植根于西部苍茫大地之中, 西部红拳人习练红拳、挥舞器械、凝聚形制、积累功力、展现方法, 传达着心底对红拳的热爱。本研究梳理实地调查资料、纵观红拳器械成型脉络, 发现西部红拳器械材质、形制与其他武术器械进化体系相比有所拓展延伸。西部红拳器械多样、形制丰富, 有别于其他地域武术器械文化, 彰显出西部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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