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对于康德还是马克思，启蒙的视域都是无法逾越的，两人都既是启蒙自由事业的继承者，又是启蒙主义的批判者。启蒙话语规定了现代性的核心逻辑，"作为现代文化最有影响力的敌对理论"[1]（P78）,马克思哲学和启蒙主义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辩证关系。在启蒙主义的诸多批判者中，康德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一方面他本质上仍是一位启蒙哲学家，但却已经开始了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康德对启蒙主义的批判路向蕴含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萌芽，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
通常说来，我们将18世纪法国哲学称为启蒙主义，但实际上整个近代哲学都是以"启蒙"为目标的。启蒙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至上，反对专制、高扬理性，这和近代哲学所塑造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或者说，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启蒙精神。
近代以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都取决于是否符合目的，在伦理上来说，这一目的就是"善",伦理学就是使人从现实状态趋近于"善"的道德规则。这一目的在中世纪被改造后以"上帝"的面貌出现，并被置于基督教哲学的核心位置，道德规则的根据就是来自上帝的神圣戒律。启蒙主义所反对的"专制"自然就是上帝主宰人生命的专断权力，高扬理性即是在树立主体性，实现从"神"到"人"的哥白尼革命，这意味着世界的"祛魅",世界的中心、道德原则的根据由"上帝"转到人身上。
世界的"祛魅"在伦理学上的后果就是道德的世俗化。在基督教的背景中，神圣的律法不仅作为道德目标照亮人的心灵引导人的行动，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惩戒法则，即"你应当……否则就会……".麦金泰尔指出，启蒙主义打破上帝权威的后果是造成情感主义的流行，道德不再具有普遍标准，从而成为"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他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衰微，是严重的文化没落。[1]（P21）显然，康德在18世纪就已经初步感受到了麦金泰尔在20世纪的道德体验，或者说人类道德在现代性中遭遇的困局在康德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19世纪的马克思也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在两人的哲学思想中，对道德世俗化的批判反思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康德将之诉诸于对幸福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则直指"商品拜物教",两人批判道德世俗化的理论对比起来看，不仅是两种哲学道路和哲学风格的碰撞，更表征着一段资本主义市场由兴起到壮大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历程，表征着人类精神文化所遭遇的困境和对这一困境的反思和抵抗。
康德提出，虽然"我们无法设定作为受需要和感性动机刺激的存在者的人类具有神圣意志",[2]（P115）但是人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区别于动物的理性存在者，而如果理性仅仅用于满足感性需求，那就完全没有超出本能对于动物所起的作用，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所以作为人来说，理性在考虑福祸灾难的同时，还应该将理性用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尊严。所以道德不能出自偏好，而是出自责任。一个理性存在者出于对生命的敬重，必须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康德是在表述这样一层含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拥有一个超脱低级欲求的向善的心灵，"幸福主义"的流行使人失去了为人之根本，把人降低为和动物一样的存在了。虽然康德没有使用"物化"这一概念，但他已经点出了其核心意思。马克思所说的"物化"自然就更为直接了，他描述道："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3]（P155）马克思揭示出：在以资本为本质根据的现代社会中，资本原则已经成为价值的标杆，人的存在同物（商品）的存在一样服从资本价值规律，人成为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
物化从道德层面来讲就是世俗化，康德和马克思讲的都这个问题，只不过，前者认为世俗化的根源在于心灵不够高尚，后者则认为根源在于人现实的生存状态无法为其践行道德行为提供足够的支撑，这一分歧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人的感性需求"的态度上。
康德想要寻找的是一种"真纯的道德理想",为此他将人性概念划分为感性和理性两部分，将人性中自私的物质欲求部分归结为感性作用，而人性中崇高向善超于本能欲求的部分则归于理性。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本能是感性欲求得到满足，实现生活舒适，即获得幸福。
要实现"真纯的道德理想",只能摒除感性动机，由理性主宰意志。排除了一切感性动机，完全由纯粹理性主宰的意志就是善良意志。可在人们的真实存在中，完全真纯的动机显然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理想只能是形式化的，只能作为理想存在，无法实存于现实中。在康德看来，它充当的是一种"榜样"的作用，"无止境地趋近于这个理念是一切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唯一有权做的事情",[2]（P34）在对道德理想的向往中，人"维护和尊重了他个人的以及他的尊严之中的人道".康德是想告诉我们：只有拥有一颗向往崇高的心，不断摒弃感性欲求，战胜自己的欲望，才能成就自身。
马克思批判像康德这样的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他指出，康德的道德命令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4]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是有感性需求的，这种感性需求获得满足，需要通过占有外物来实现。"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5]（P105）人的感性需求对人来说就不仅仅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对物的需求也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因此对财富的占有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感性需求也并非只是生存或感官需求，而是人的生命得到"充分完满地、合乎人本性地得到实现"的条件。像康德这样设想出一个"真纯"的人性概念，而把人的感性需求完全当做人性中卑劣的东西而予以拒斥，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虚构，根本不符合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只能沦为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6]（P74）在批判康德的同时，马克思哲学也批判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所以仍然没有把握到人的真实存在。对"感性活动"与"感性对象"的这一细微的区分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直接关系着马克思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也直接体现了他对于人的"感性需求"的态度。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既肯定了人的肉体需求，又不停留于此。人作为"感性活动"的存在，是自然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统一，作为自然存在，人是物质世界链条上的特定环节。人与世界的直接关系是物质的，人在活生生的物质感受中享受生命并与自然建立联系。作为自为存在，世界是属人的世界，是人感性活动创造的世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5]（P58）这一感性活动就有了存在论的意义，对人来说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动物式的活动，更是人本质力量的确证和生成。所以说，马克思既超越了康德主义，也超越了功利主义和康德所批判的幸福主义。
二
自由是启蒙的核心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康德和马克思都批判地继承了启蒙的事业。启蒙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但它所说的理性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古典意义上的理性概念，理性的作用被重新界定。古典意义的理性既可以理解世界的目的，也可以理解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启蒙主义的理性则是一种作为认知能力的科学理性，只能处理客观世界的事实。科学理性遵从的是作为机械必然性的因果规律，当它作为人的根本法则时，人就和自然界的其他物没什么区别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被消解了，结果必然是自由的失落。
作为对启蒙主义的直接批判，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前者适用于认识论领域，起作用的是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原理；后者适用于本体领域，起作用的是自由的因果原理。作为现象界的一员，人必须服从自然必然性，它体现为以"是"为系词的叙述式，没有自由可言；但作为能体现自在之物的存在者而言，人拥有克服感性欲望的能力，体现为以"应该"联结起来的命令式。康德告诫，"理论理性"是认识的领域，"实践理性"是自由的领域，两者不可混淆。理论理性永远也不要冒险超出现象界，一旦其越界到本体领域，就会陷入矛盾中，导致自由的坠落。
马克思将人定义为"社会的存在",自由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能从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出发来谈论。俞吾金教授认为，马克思继承并维护了康德关于"自由"的理念，使之不坠落下来。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即从本体论出发来理解自由问题的。俞吾金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表述："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而不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中，自由才有可能得到"拯救".这一观点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追求"自由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根基。
康德对自由的追问还触及到了启蒙思想内部蕴含的一个悖论。从思维逻辑上来看，近代哲学理性原则确立的同时，实际上个人主体也就诞生了，因为理性总是以个体为载体的，不过近代哲学没有意识到主体的丰富特性，把理性建构成了一个空洞的普遍理性，脱离了具体的人，就使得主体陷入了普遍的抽象，它本身就是排斥异质性和多样性的。这就是启蒙主义思想内部蕴含的最大矛盾：一个同一性的"自我"却要承担起一个多样性（个性）的自由的理想。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
启蒙的"理性"是另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像一个"独裁者"统治了世界，导致了另一种奴役即理性的奴役，这种奴役使得世界牺牲了质的多样性，"这样，没有实质区分的自然就陷入了单纯分类的混乱状态，而无所不能的自我也陷入了单纯的占有状态，即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性。"[8]
这种同一性用到人身上，人也陷入抽象统一从而无法与自身认同。从而以消灭神话为目的的启蒙，最终也变成了神话。这种同一性就是机械必然性，当科学理性统治世间万物，人也被等同于自然存在，就被物化、工具化了。所以，尽管康德并没有像现代哲学家一样直接提出人的同一化问题，但他已经触及到了这一现代性核心问题的实质，他所批判的幸福主义和尼采所说的世俗化、马克思所说的物化，根本指向是一致的，即人陷入物化的同一，从而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将人从"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链条"中解放出来，进入"自己决定自己"的"目的王国",就意在确立人作为"此在"的特殊地位。作为自然的存在，人和他物没有区别。而"人是目的",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而有其特殊价值。
马克思将这种同一性表述为："个人受抽象统治".与康德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批判必须从"自己的真正的现实性的地方"开始，"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P1）而"资本的逻辑"所控制的世界就是最真实的"此岸世界",就是现代人最"现实的历史".
马克思洞察到的是启蒙主义同一性原则和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同构性，两者耦合在一起，形成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现代人致知取向、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启蒙把人从神圣形象（上帝）中解放出来，又使人陷入非神圣形象的统治，金钱已经取代上帝成为世界的新任统治者，人沦为资本的增殖的工具。因此，即便资本主义使人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但仍然是一场"人的本质的灾难"（马尔库塞）。
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人以异化的状态存在，无法与自身认同，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的颠倒。第一，人的价值从属于资本的价值。资本就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3]（P127）也就是说，某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社会生产的作用，取决他生产交换价值的能力。这样，"人的劳动和精神财富都具有了'商品'性"[9].第二，个体价值从属于社会价值。由启蒙开启的现代自由的实质是个体自由。马克思指出，启蒙主义和近代哲学的理性同一性原则，与现实的资本逻辑有某种同构性，使得个体自由无法得以体现。他对商品做了精妙的分析：
商品的使用价值蕴含着个人的独特劳动，交换价则值蕴含着个人的社会劳动。而在商品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个体劳动只有从属于社会才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个人劳动的独特性、差异化都被遮蔽了。对比来看，马克思与康德都意在通过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拯救启蒙主义失落的自由，维护人之为人的超越性，使人挣脱物化，"趋于高尚".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康德对抽象力量的观念批判，转变成了对抽象力量的现实批判，也就是资本逻辑的批判。
三
近代以前，在西方哲学史上占居主流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在这一体系下，第一，人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第二，人是一个向善的存在。启蒙的后果是取消了目的论，接受了对世界的机械主义的解释，与此相应是对目的论哲学的"人的本质"概念的一次解构，并对其进行了科学理性的重构。科学理性的本质是计算，计算就摒除了不可度量之物，只能处理客观世界的事实，所以这种思维本身就是排斥意义的，因为人生意义不同于客观物质，无法纳入计算规则。这样一来，启蒙主义实质上就消解了人的超越性，将人归为和自然物同等的存在，人作为"此在"的特殊性就不见了。康德和马克思都对人的本质概念进行了一次重构，以拯救作为人之根本的超越性。
康德对人的本质概念进行了一次道德理性的建构。
在康德那里，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这种自由选择就体现为人的道德实践，人能够凭借理性克服自然本能崇德向善，而动物则只能跟着本能走，本能无所谓什么选择不选择，是单向的，人的理性能够判断和反思，是一种选择的能力。康德的名言："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2]（P2）也就是说，如果人没有自由，那么一切行为都是受决定的，也就谈不上什么责任了，所以没有自由就谈不上道德；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人认识到心中的道德法则，所以才不会只根据感官需要行事，而可以由理性做出自由的选择。所以人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区别于动物的理性存在者，而如果理性仅仅用于满足感性需求，那就完全没有超出本能对于动物所起的作用，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作为人来说，理性在考虑福祸灾难的同时，还应该将理性用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康德那里，道德法则（标准）与意志自由是同一关系，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他的意志中就内在地蕴含了对"道德标准"的认同和向往，他的人生由于有此向往才获得了意义。这实质上是为人的本质概念赋予了道德理性。换句话说，在康德那里，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向往崇高的心，就不能成之为真正的人。
在对待人的自然性和超越性上，马克思哲学则持有辩证的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对人的存在和动物的存在做了经典的论述：动物的活动是生命活动，只是其维持生存的手段，所以动物只能在一代代中复制自己；人的活动是生活活动，即把生命活动变成了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超越了肉体需求的支配，从而成为了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这里，马克思提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处于异化的存在状态，即将超越性的类生活降格为维持生存的动物式的生产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人的感性需求。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是一种总体性、全面性，他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5]（85）马克思一直强调劳动对于人无比重要的意义。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人是怎样劳动的，人就是怎样存在的。所以马克思想实现的"自由"就是自由的劳动。他描述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