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作为近代西方着名思想家，理论涉猎包括认识论、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为整个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对洛克某一思想进行研究时，在方法上应该打破理论本身的界限，不只局限在对该理论内部的研究，还应该从纵向上结合该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和从横向上关照到洛克不同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获得关于洛克理论全面系统的认识。《政府论》作为洛克重要的政治着作，表达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关于政治国家的基本架构和对基本权利与权力的理论诉求，为后来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模式。然而，在对《政府论》研究的过程中，除文本内容以外，还应该注意到洛克政治思想和他的其他理论思想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选择从自然神论角度对洛克政治思想进行解读和分析，从学理传统上对其政治思想进行梳理。
一 、从自然神论角度对“上帝”和“理性”的重置
宗教信仰是根植于西方社会不可移除的文化传统，在传统的宗教观念中，“上帝”作为绝对权威统摄着整个人类世界。任何人类行为都在上帝的归设和监督之下。尤其是在中世纪，被基督教会无限神化的上帝成了无可挑战的绝对权威，教会假托上帝之名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还以上帝代言人的方式对整个社会进行统治。尽管之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动摇了教会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中介作用，但宗教改革以“因信称义”的方式降低了宗教信仰的门槛，将对基督上帝的信仰直接放置在个人内心，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和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力。然而，后来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觉醒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义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尝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上，英国经验主义以自然神论的理论主张为上帝和理性重新划定了界限，一定程度上解决二者间的分歧，也为英国资产阶级进行后续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自然神论始于 17、18 世纪的英国，在这一时期，以“光荣革命”胜利为标志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确立，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也因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对政治权利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自然神论的兴起跟当时英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背景息息相关。自然神论继承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在理论上不否认上帝存在这一基本命题，承认上帝创造自然世界的理论主张，但坚持上帝创世后便不再插手现实生活而彻底退居世俗以外的理论观点。这样，自然神论就将上帝归置于世俗世界以外，理性代替上帝出场并成为支配现实生活的基本原则。自然神论以世俗世界的建立作为分界线划分了上帝和理性的职能，不仅解决了之前关于这二者间权能关系的分歧，还证明了它们之间并行不悖的存在关系。
洛克作为英国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经验论角度出发，明确反对所谓“上帝将任何真理铭刻在人们心灵”的天赋观念学说。洛克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的任何知识都是来源于经验和理性的推导，他甚至提出“只要一个人稍做思考和观察，形成对于上帝的观念就是如此简单和自然地一件事”[1],这是因为“我们既有感觉，知觉和理性，因此，我们只要能自己留神，就能明白地证明他的存在。”[2]
洛克坚持理性才是“上帝”的肇始，上帝并不具有统摄世界的绝对权威，而那些借上帝之名的天赋观念因此也是根本不成立的，从而为他在《政府论》上篇中反对亚当式的“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洛克看来，上帝从来都不是一个物质性存在，它只创世而不治世，人类理性代替上帝管理世俗事物正是遵循了上帝本身职能的要求。然而，尽管洛克反对上帝的绝对权威和天赋观念，但是他同其他自然神论者一样，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洛克本人非常强调人对上帝存在的信仰，这不是出自于任何政治统治的需要，而是出于对道德“善”目的的追求，上帝是一个永恒的、强有力和最智慧的精神性存在，对他的信仰是人类社会的绝对本质和社会道德根基。在洛克看来，历史已经证明了人类仅凭理性还不足以战胜自身的贪恋、冷漠和迷信，源自上帝的“启示”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效的道德约束力，同时“启示”还为人类行为提供光亮，是一种激励人们进行道德奋斗的必要力量。洛克在厘清上帝职能和人类理性职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精神世界-世俗世界”的划分，一方面清楚地表达了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为他在后来提出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奠定基础。
二、洛克政治理论的一般设定
洛克在意识到之前“上帝”概念所代表的绝对权威的力量后，选择用“理性”替代上帝在世俗世界“发声”,将上帝对世俗世界的统摄转化为理性在世俗世界的权威。通过对上帝的世俗化，洛克将高高在上的上帝拉回到世俗世界，并用资产阶级所推崇的“理性”进行改装，上帝的世俗权威被让渡到“理性”手中，使上帝不再僭越到世俗世界中，这种改换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理论要求，“理性”代表了平等和独立的启蒙精神，即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这正是资产阶级迫切宣扬的价值观，而理性被资产阶级理论家冠以上帝在世俗世界的权威，正昭示着这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初衷。
对于政治国家的设定，首先，洛克提出了“自然状态”概念，即假定人人最初是处在一个完备无缺、自由平等的状态之中。洛克反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人们对哲学教育的反应能力和受益程度差别划分社会阶级的做法，否认这种认识论上的等级制，他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并以对自然状态的理论构想将这条原则确定下来，这充分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诉求。其次，洛克指出个人在自然状态中享有充分自由，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问题，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他人的意志。但同时洛克也强调这种自由由于受自然法的限制和约束，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放任状态。自然法在洛克看来就是理性，它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与福利，每一个人既包括自己，也包括在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自然法教导着人们： “既然每个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除此而外，在自然状态中自由还体现为“人人都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即表明人们一方面有为了制止同类的罪行或获得损害的赔偿而对罪犯施加惩罚的自由，也表明了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充当了自然法的执行人，因而前一方面的自由应以执行自然法为限度。在明确了平等和自由这两个基本原则之后，洛克详尽论述了“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他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个人通过劳动而占有私有财产： “既然是由他来行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一些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3]
洛克承认私有财产作为个人劳动产品的合法性，并坚持私有财产作为个人劳动产品神圣不可侵犯，也正是出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人类社会才从自然状态过渡到了现代国家。洛克解释到当关于财产权的冲突发生时，每一个人既是原告也是法官，还是自我判决的执行人，这种状况会加剧混乱甚至导致战争，人们的财产权不仅得不到保障，甚至连生命权也会受到威胁，冲突的起源正是在于人们在享有自由与平等的自然权利的同时却没有任何公共权力对财产权的纷争进行判决。洛克认为国家的诞生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后果，即“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的保护下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国家作为仲裁人保护公民财产和其它权利不受侵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每个社会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以达成契约，从而保证国家的仲裁作用具有普遍有效性。同时洛克还提出“外交权-立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的观点，即公民有权对立法人员进行更换，以保证国家普遍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害。可以看出，在洛克的“国家”中，劳动创造价值得到肯定，私有财产受到天然保护，人人平等，人的理性得到承认和贯彻，肯定了人的价值，国家也不再是绝对的统治机构而成为一种维持秩序，提供服务的机构，这些都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特点，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理论主张和权力上的基本诉求。
三、“上帝”与“凯撒”间的现实张力及启示
洛克的政治构想基于他明确划分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他不否认上帝存在，将上帝置于精神世界，不仅重申了上帝在道德领域的约束和向导作用，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君权神授”等天赋观念，驳斥了拥护封建王权统治的思想，为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提供了前提保证。并同时在世俗世界里树立理性权威，用理性为个人活动、国家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这种对两个世界的划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梦”一方面坚持着对上帝存在确信不疑的信仰，一方面又秉承着资本主义精神，追求效率和财富的积累。在美国模式中，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互不干扰，正所谓“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然而这却滋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效率和人情关系间强烈落差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这种物质与人际关系间的张力已经开始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何克服由两个世界的划分所带来的人际冷漠已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对以洛克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新探索。
和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想反，在欧洲国家所提倡和践行的“欧洲精神”中，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世俗世界将精神世界内化于其中，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信仰则被逼到世俗生活的边缘而被欧洲人普遍遗忘。然而，这种与美国精神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使欧洲国家避免遭遇社会问题，这突出表现在欧洲社会受“福利政策”的影响，以对少数人的高税率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高福利，致使发达的救济金文化滋生出了无数社会“寄生虫”,而对信仰的放任使得道德领域对社会和个人的约束力减弱，这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在救济金文化下更多社会寄生虫的诞生。这种社会现状不仅使欧洲国家遭遇了新的道德危机，同时还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近年来，欧洲国家罢工、游行地频发也大多都是诱发于福利政策。
可见，无论是欧洲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关于如何平衡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二者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而现有的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都有自身的缺陷。上帝和理性，信仰和物质之间应该如何弥合二者越来越大的张力是现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决不能强行地将二者拉合在一起，马克思以人与人关系为出发点的研究角度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即以合理性作为目标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方法，尝试克服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情冷漠和“搭便车”的社会现象，这也是当代自由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发展与探索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 约翰·奥尔。 英国自然神论： 起源和结果[M]. 周玄毅 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01.
[2]（ 英） 约翰·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614.
[3]（ 英） 约翰·洛克。 政府论（ 下卷） [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