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在着名的《我与你》中说： “泰初即有关系”[1]（ P1）.这种原本的关系不是人与物体、客体或“它”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与“我”与“你”生命的直接相遇。“当我诵出你时，事物对象都不复存在，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中，真实的人生，都是在这种直接关系中的相遇。”
[1]（ P19）在现实世界，一切关系中最直接、最自然的关系是家庭亲缘关系。人首先诞生于家的宇宙，栖身于亲子关系之中，并以之为中心，拓展可能的行动领域。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爱乃“泰初”之“关系”,应为幸福最丰沛的源泉。但是，如今这种“关系”正面临“致命的死亡威胁”,即“家庭要死了”的威胁[2]（ P11）.这一威胁正波及全球范围。即使具有深厚家庭伦理资源，重家庭人伦情感的东亚社会，也难敌“家庭危机”的多米诺效应，频频呼吁“拯救家庭”.法学、社会学、家庭史学的相关研究，为该“家庭之死”的哲学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并对其原因作出深透分析。然而，哲学追根溯源式的究问，更有利于切近现代家庭处境这一事实本身的路径。从哲理层面上看，“家庭之死”根源于“超时间的现代性及其高科技”,损害了以“家族生存时间”为典型的“传统时间”和“艺术时间”[2]（ P11）.这就是说，家庭陷入危机，“超时间的现代性及其高科技”难辞其咎。那么，“超时间的现代性及其高科技”到底以何种方式致使现代家庭面临“死亡的威胁”? 本文尝试两个内在关联的主题，即现代技术以及与其伴生的货币经济，对之深入探讨。
一、“技术的宗教”下的家庭处境
无论人们是肯定技术还是否定技术，都面临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人类的命运已经越来越悲哀地被系缚于现代技术。人作为现代技术的创造者，同时是现代技术的守护者，更重要的，人们唯技术是尊，成为技术的价值和信仰坚定的拥护者者。埃里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曾指出，随着近代科学宇宙观确立，自我意识觉醒，追求个性自由的政治革命和女权运动瓦解了传统的父权秩序。以父权制基础的基督教在解释自然界和道德准则方面失去效力。上帝不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再是诸如爱邻人、克制贪婪心等价值说教的宣讲者。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现代技术，满足了人的宗教幻想和信仰情节，使人超越于动物性的生存。弗洛姆说，“我们实际在发展着一种新的宗教，我把它叫技术的宗教”[3].与传统宗教相比，“技术的宗教”有两个独特的特征。一方面，它促使人借助现代技术科学，探索自然的奥秘，企图控制自然，摆脱上帝的束缚，让人成为自己“上帝”; 另一方面，它不断地满足人的贪欲，腐蚀人的创造精神。“技术的宗教”促使人类超越自身局限，向人“成为自己的上帝”迈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
这一步，就其对传统价值和信仰的颠覆而言，可谓自创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它对传统的价值和意义的颠覆，深刻地体现在对人类家庭处境的影响上。
家庭无处不在，“就像语言一样是人存在的标志”（ 列维 - 斯特劳斯语） .前现代的思维中，身体、家庭和宇宙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人们相信，宇宙是身体的延伸和放大，身体是缩小的宇宙，婚姻乃天地之合，所谓“婚姻仪式的宇宙结构，也是人类行为的宇宙结构”[4],家庭是身体和宇宙的具体化，家宅既是人体的形象，又是宇宙的形象，巴什拉（ Bachelard Easton） 说： “家宅是人的第一个宇宙”; 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亦指出： “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 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
①此即身 - 家 - 国 - 天下四位一体，相互感通的互联体结构。然而，当现代高科技渗透现实生活领域，家庭这种相互感通的互联体结构，受到巨大冲击。
其一，当现代技术破解一切自然界的和人生命的秘密，无论是宗教的创世说，还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生生”之道，在现代技术面前都失去了原始的神秘和存在的根据，被降格为一种可供消遣的创世神话或传奇故事。现代高科技无所不能，它降服自然，将人的身体降格为待加工的材料； 它像加工自然产品一样，加工并批量地平庸地复制生命。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曾论及新时代技术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在现代技术主导下，“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总有一天要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的物质……即有计划地按照需要生产出男人和女人。与文化方面的此类文献相对应，赤裸裸的结果是施行人工受精（ 在这里，人们并不规避就是在两性关系上的羞涩而强调差别，差别已不复存在） ……美国化学家斯坦莱（ Stanley） 说道： 化学家掌管生命的时刻已经临近，化学家对有生命的物质随意地分解与化合，并加以改变。人们已不加评论地注意到这一裁决。”与此相比，“氢弹爆炸也算不了什么了。”[5]
科幻电影《黑客帝国》就上映了人被成批从管子中生产出来这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这虽然是预言，但谁又能肯定预言将不会演变为事实？ 按既定程序生产出的人，不知其父母，没有亲子关系，没有身世、家世及世代概念，没有长辈的慈爱与晚辈的孝敬，更遑论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情感、道德和审美境界，这还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吗？
其二，现代技术一个主要的特征在于其客观性和标准性，以抽象的数字、图表、统计表格，或虚拟界面，取代了亲切可感的、生动的现实性。人的身世、姓名、年龄、代际和亲属称谓是被给予的，是人之为人的先验性特质。正是这种个人与家庭共在的标志架接起个体的有限性与永恒价值之间的桥梁。姓名总是携载家族的标记，姓氏的世代延续不断重申和强化家庭的情感价值，其作为“象征性的祖传遗产”,要求每一个家系成员扞卫姓氏，不辱没姓氏，不应有任何损害家庭之恶事发生，因而姓名赋予家庭在精神和肉体上的统一和一致，以保障家族的绵延不息。亲属称谓则规定着人的行为和处世之道，传达着人处身情境和道德情感。每一个合法出生的人经由姓名和亲属称谓获得在其族类和社会中角色和定位。家系中关于出生、生日、婚礼和葬礼日期的记忆，证明家庭源远流长。然而，当人类进入了通过一个读图、读表解读事物本质的时代，与之亦步亦趋的是，人的身世、姓名、年龄、亲属称谓、处身情境、世代生成性等个体与家庭共在的标志，也被数字化、图像化、表格化、功能化，从而被平面化，并被编码进固定的僵化的角色系统之中。在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出生证、身份证、工作证、手机……等等无不表明非人格的数码取代个体性。这种无身份特征的“我”,可以透过网络媒体，依据“只要我愿意”的原则组合或解体家庭，而不受任何道德和禁忌的约束。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描述了由现代科技带动的经济繁荣时代，人的家庭性被消隐的情景。他指出，人通常通过社会经济角色而不是家庭性来标码自身的价值：
“如果你问一个人： 你是谁',他会回答我是一个工厂主,我是一个职员,我是一名医生,或者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回答与能说话的事物的回答几乎有相同意思。
……他的肉体、头脑和灵魂是他的资本，生活的任务就是有利的投资，使之为自己创造出利润。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慈，被转变成商品，成了人格包装,有助于在人格市场上卖出好价钱。”[6]
其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带动经济的巨大繁荣和物质的富足，物质的富足刺激了消费欲望，而欲望具有不确定性，需要一系列的物质才能维持其生存，满足欲望的动机又带动了物质的流动性。欲望的不确定性和物质的流动性，共同动摇着家庭永恒的价值。就像人的身世、姓名、年龄、代际和亲属称谓标志着人的家庭性一样，相册、家庭器物同时承载着家族记忆。前现代的家庭之物与一代又一代的家人相互守护，伴陪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衰老、故去的记忆。故去的人们留下的物质财产---城池、村庄、房屋、家具和生活器具都坚固耐久，并投射着不同世代的人的情感、兴趣、价值取向等精神和生命内涵。其通过代代相传把有限个体追求和永恒价值连接起来。而在当代世界，人们看着物、看着器具不断地陈旧、过时、老化和被弃。物质体系比人、比社会制度的其他方面都要更加快速老化了。人们不停歇地更换衣物、家具、家电，不是因为它们破旧，而是不入时了； 人们不断更新电气设施，因为许多老东西的配件和配套的服务消失了； 人们甚至尽心竭力地调换住房，因为住房的理念也在变化[7].不仅如此，“对于越来越多的人们来说，家庭生活已变成一个未必比个体生活更长的事件。在个体的一生中，家庭多次建立和拆散，家庭几乎难以成为通向永恒物质桥梁---坚实稳固，可以信赖。……今天家庭所发生的一切都反映出人类境况的其他方面所曾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这些方面曾经支撑起桥梁，以便从个体的生活通往耐久甚至永恒的价值。……永恒本身往往变得瞬息即逝……几乎任何一对伴侣都不会相信海誓山盟。越来越少的家庭能经得起解体的考验。”[8]
其四，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不断把世界整合成一个巨大的城市，而城市的壮大瓦解了以亲缘关系为内核的有机共同体。在前现代社会，家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连接着邻里、村庄、庄园、宗教领域，将居住松散的人和彼此相异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构成以亲缘关系为核心有机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建立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认为，共同体中的相互结合的关系的一般根源是“与生俱有的无意识的生命的相互联系”,并且“由于身世和性别，人的各种意志就是相互结合在一起，而且保持着相互结合，或者必然会变成相互结合。”
[9]（ P48）这种结合的最强有力的形式，通过三种最直接的关系得到肯定： 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由之，家庭关系是共同体的胚胎。以亲缘关系为核心，拓展延伸出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精神共同体则为“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亲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构成连接着数代人的肉体 - 精神纽带。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一种真正的共同的生活，是一种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统一体。共同体的本质是积极的关系的结合，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然而，随着城市迅速膨胀，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系统瓦解了。这个巨大的城市由纯粹自由的个人组成。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依靠契约，依靠权利和义务来维持。契约关系平静的外表掩盖着尖锐的阶级对抗和利益冲突。货币和资本以及斤斤计较的算计充斥着这个被称为“世界城市”的地方。滕尼斯写道，“在世界城市里，货币和资本是无穷的和无所不能的，世界城市能够为整个地球生产商品和科学，为一切民族定制法律和制造公众舆论，它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世界工业集中在它那里，它的报纸是世界的报纸，地球上的一切人都怀着金钱欲和享受欲汇聚到它那里，不过，也怀着求知欲和好奇欲汇聚到它那里。”
[9]（ P335）在世界城市里，家庭走向衰落和瓦解，它“愈是能够更多地发挥它的影响，家庭制度的残余就愈是必然成为偶然现象。……大家都因为生意、利益和各种欢乐，远走他乡，分道扬镳。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感到自己是随心所欲的自由人，总是有强烈的兴致去突破习俗的限制。”
[9]（ P335）海德格尔指出，在实际生活被淹没在技术化和物质化的当今世界，家变成“一种扭曲、脱轨的现象，仅等同一个房子； 可以是在任何地方，它屈从于我们； 并且能够简单地以金钱价值的数目来衡量与表示。”[10]
这种家的意义普遍丧失的悲剧，在货币经济主导的现代世界表现得更为彻底。
二、货币经济时代的婚姻家庭
现代文化是一种被金钱塑造的文化，现代社会以追逐货币为生活的直接目标，现代生活以货币为基础。货币的普遍性在于它的“本质的万能”.它充当着人与自我、与他人，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万能”的媒介。它既能“使冰火难容的人亲密起来”,又能展示其“挑拨离间的手段”,“离间亲生父子”[11].就以普遍性、纯粹客观性对生活秩序的改写和重组，从而颠倒人情世故，背离生命的意义而言，货币是现代生活中“最普遍的技术”[12]（ P302）.这种“最普遍的技术”,对人的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的关联的影响，深刻地表现在其对现代婚姻家庭观念的重新塑造上。
同技术以客观性作为万物的标准一样，货币经济时代，货币以客观性成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成为衡量生命全部价值的尺度。货币作为“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最无情的东西”,夷平了事物的差异性、丰富性，“它彻底地淘空了事物的内核、个性、特殊的价值与不可比性。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13]
这意味着货币以其至高无上的冰冷理性，凌驾于丰饶的感性生活和情感世界之上，“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中，同情心在达到其真正目的之前必须要拐个弯，结果经常是在半道上就力竭而衰。”
[12]（ P190）货币的这种理性功能，铸就了理性思维的主体，而“在理性的花园里，感情是杂草”[14]（ P54）.理性主体在货币经济下凭借“算计的特征”,赢得利益和金钱以获得生存上的优势地位，而不是依赖于情感、亲缘，或感性生命的直接相遇，成为“幸福的栖居者”.由此可见，货币经济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这样一个经由金钱中介组合的社会中，人没有确定的交往对象，婚姻的对象也流动易变。在齐美尔看来，货币的理性功能最大程度地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发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这是因为一方面，理性“既追随近代利己主义也拥护肆无忌惮地贯彻个体性主张”[12]（ P353 -354）; 另一方面，货币经济生活时代，货币尽可能广泛地把遥不可及的人与事物连接起来，人与人之间却前所未有的陌生。人们的交往是祛身化的，建立在众多无名无姓的被货币中介了的他人之上。这同时又为个性和内心的独立感觉打开了自由空间，于是产生了强大的个人主义潮流[12]（ P12）.众所周知，个人主义泛滥是现代家庭最大的破坏因素。家庭的衰弱，就始于个人主义的兴起。以货币为终极目的的社会建构，助长了单独的个人机械组合起来的社会，进而一步步促使家庭共同体解体。当然，在一个由人组合起来社会中，并不乏和睦形式。繁忙的街道上或者商业购物中心中存在一种易变的和睦，火车车厢里，或者飞机航舱里，或者候车厅里的稳定的和睦； 在办公大楼或工厂车间里有一种适度的、调和的和睦，各种兴趣相投的人的聚合体里乔装为起作用的和睦，还有一种由于“思家病”,一种对家的体验而“推定的和睦”.但“思家病”所思的家，只是“在远方的对家的体验”,是一种“使人轻松自如感觉像在家中一样，使人认同自己的处境并且归属于它”,它毋宁是一所以金钱为后盾的房屋，一个关于永恒住处的梦想[14]（ P48）.
金钱化、物欲化，以及对纯粹个人价值的诉求，抑制了琴瑟和鸣的人间情感，滋生出被异化了的现代“金钱婚姻”的观念，演变出比前现代更深刻的“文化悲剧”.齐美尔（ Georg Simmel） 关于货币发展史与婚姻关系的分析认为，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阶段的婚姻，其经济动机都具有根本性。“金钱婚姻”古已有之，而不只像恩格斯所认为的阶级社会的产物。“权衡利弊的婚姻”也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专利。只要货币不退出历史舞台，买卖婚姻就一定是这个舞台上必然上演的剧目。所谓婚姻缔结的双方“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5]（ P78）,终将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妙设计。在齐美尔的分析中，前现代社会，货币极为稀有，使用领域狭窄，货币只被使用到极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中。用货币来交换的商品在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具有擢升商品地位和品质的作用。这样的背景下，婚姻中买卖妇女的现象不仅体现了女性的存在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例如，在南非的卡菲尔部族，“女人根本不认为被卖掉是什么屈辱的事情。相反，女孩子为此感到自豪，对方买她时付出的公牛母牛越多，她就觉得自己越值钱。”[13]（ P293）那些未经买卖的妇女，不仅她们自己，而且她们的家族和孩子也会受到歧视。此即表明，在未被货币经济入侵的生活领域，买卖婚姻并不违背道德，反而是婚姻社会化的标志，它不仅无损于个人的尊严，而且还具有伦理、情感上的合理性。只是随着人们生活被卷入现代货币经济的洪流，分裂了金钱和人的价值，即一方面货币变成“一般等价物”,金钱被认为是“低俗”的，在人们心里的位置降到最低，另一方只有当个人自由和价值备受推崇，买卖婚姻才被认为是“低俗”,是人身被物化的表现，有辱人格，极端贬低了自我价值，使得出于非个体化的婚姻感到“反感”或“丢脸”.这实际上是婚姻缔结的社会动机被迫取消，由个体双方的内心来引导纯粹关系越来越重要，金钱越来越不适合充当个体化原则下婚姻的中介，并以庄严的体面掩盖了婚姻的经济动机。但究其实质，货币经济下，金钱成为生活的终极目的，拜金和拜物的宗教遮蔽了真挚的情感。犹如宗教情系上帝，现代人情系金钱。婚姻的缔结，并非两情相悦，“金钱的顾虑经常把真正心心相通的两个分开。”
[13]（ P89）金钱婚姻无异于滥交，它内在地剥夺了男人的和女人的尊严。早在十九世纪，恩格斯就指出，买卖婚姻“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15]（ P75）.
然而，在齐美尔那里，金钱婚姻并不像乐观的道德家所预言的那样，会随着阶级的消除和自由平等社会的到来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只要现代人生活不脱离货币经济的常规，婚姻中的金钱性质就会始终存在，而且在货币关系中，男女分化将前所未有的加剧。齐美尔分析到，公共劳动领域的男性化特征，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女性仍被隔离在财富和权力之外，随着家庭经济职能和生产功能逐渐丧失，家庭财产变成个人的工资收入和薪金收入，家庭从生产单位变为消费单位，更依赖于男性化特征的生产技术领域，致使市场和金钱牢牢控制和主导着女性的婚姻。人们一般认为，金钱婚姻无异于慢性卖淫，婚姻中被金钱利益操纵的部分同等程度地剥夺了男性和女性的尊严。而实质上，现代金钱婚姻对女性剥夺得最深刻、最彻底，而并没有对男性造成伤害。这是因为，现代文明的性别关系的构成中，“习俗给予已婚男人一份更大的自由，其个体中本质性的部分一开始就没有进入婚姻关系，而是被职业所侵占”[12]（ P302）; 但女性一旦进入婚姻，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精力，就将自己的人格、中心和边缘都毫无保留地投进婚姻。这决定了女人对男人的依附远甚于男人对女人的依附。没有爱情的婚姻对于女人命运是残酷的。金钱趋利附势的特点决定了它只偏向于男性文化的一边。如果说迄今为止的文明都是男性中心文明的话，那么货币经济进一步强化了男性话语，却对女性实行最广泛、最彻底地盘剥。
齐美尔对嫁妆随货币经济到来所发生的历史变迁的考察指出，嫁妆亦印证着货币的理性功能对女性价值的剥夺。嫁妆的本质在于保证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性。前货币经济社会，经济生活以家庭为中心，男女之间的分工不明确。妻子直接参加家庭的生产劳动，消费品直接来源于家庭自给自足的产品，因此妇女体现了一种直接的经济价值。然而，随着货币经济的兴起，家庭的经济利益形成了面向市场生产和面向家庭经济生产之间的对立，这同时加剧了性别的劳动分工： 丈夫承担家庭之外的事务，而妻子越来越成为男人劳动成果的支配者和使用者。如此一来，在经济丧失家庭性的同时，女人也丧失了她们从前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她们好像依靠男人的劳动生活，成了男人的“负累”.为了保障“不赚钱的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以便从“赚钱的丈夫”那里获得某种安全感，嫁妆原则产生了。与前货币经济时代买卖婚姻相比较，嫁妆原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一种可怕的贬低，它彻底否定了女性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
现代金钱婚姻的本质在征婚广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根本上说，在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天作之合的婚姻难得相遇。征婚广告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可以补其不足，为天各一方个体提供相遇和相互了解的机会。但只要经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不是个人的相貌、品质、才智或情感占据广告的重心，而是个人的财产状况为征婚广告的兴趣和焦点之所在。征婚广告纯粹金钱的本质，将那些真正需要通过广告文化相遇相识，在彼此身上找到幸福源泉的男女拒于千里之外，“恰恰对于那些真正最迫切需要征婚广告的阶层来说，金钱财富的这种真正方法论的优先性使征婚广告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使征婚广告打上纯粹金钱兴趣的烙印。”[13]（ P91）诚然，在一个奉金钱为上帝的时代，以货币为本位，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探讨导致情感和现代婚姻家庭扭曲的原因所在尤其必要，但是仅仅局限于货币考察，往往看不到货币本身无力抵达的领域。例如人间亲情、友情、理想、信念等这些人所具有的具体的现实性，在深沉的理论兴趣中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金钱以无可比拟的力量，作为一种“最普遍的技术”支配着人类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但如果一味地沉浸于建构理论体系之旨趣，而忽视人追求生活意义的现实力量，搁置现实的人类家庭之爱的源泉，祈求彼岸世界超世俗的救赎，难免陷入不可自拔的悲情主义。
三、结 语
美国着名学者福山曾乐观地预言，技术的潜力是无限的，也许能够恢复我们生命中被剥夺掉的完整性和一体化的东西。这便意味着，在现代性和技术力量下处境堪忧的家庭，不会一直恶化下去。尽管我们不能准确预知技术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修复遭受困扰的人类家庭，但不可否认，家庭顽强地抵御着现代技术负面效应的侵袭。她不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而且在现代技术和货币经济的风暴中显示其作为人生命之根基的力量。这一切是由家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决定的。
家是人存在的标志，这不仅是生物学上的事实，而且是文化上的事实。人类的生命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宅最初安顿并庇护人的生命和灵魂，“失去家的庇护，人便成为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16]（ P5）在这个“最早的世界”中，人首先作为亲属被出生，出生后最先说出的语言是亲属称呼，最先掌握的知识是自身在亲属的关系中位置，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的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因此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家乃是人最真实、最不可还原的现实性。如同天地之间，万物各居其所，各成其性一样，人在自己的处所---家中成为人自身。现实也在表明，至少在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设计能够超越家庭中人与人之间亲密对话。远在天堂的极乐世界固然美好，但天堂只是让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 马克思语） ,人不可能在彼岸世界栖身。彼岸世界不会告诉我们人生身于何处，在何处安身，如何规划生命的历程，如何深切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关怀整个族类的命运连接起来。人只有立足于“此时”、“此地”给予我们生命最坚实根基的家，才能真正在此岸世界“建立自己的现实性”.由此，人的本性首先在于其家庭性。如果说“泰初即有关系”话，那么首先“泰初有家”,泰初有以家为轴心的人间情感。中国古人言： “伤于外者，必返其家”.在任何时候，人经受伤痛，都不假思索地返本归家，向家回归也构成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正如本文分析，现代技术与货币经济侵蚀着家庭的原生态结构，造成背离家庭本性的“内离”和“内伤”.此外，加之一些“末日”情结的理论家们，不是致力于拯救家庭，而是不顾人与家彼此隔离后对人和家产生的共同伤害，惟恐家之不乱，推出危言耸听的“家庭消失”的概念，并企图从理论上把家庭推向深渊，致使家庭这一人之生命最重要的处所，无论从现实生活还是从精神世界，都难于真正使人安身立命。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坚信，家作为一种先天的人类生命之基，在沟通人类的内在情感，为社会生活提供方向感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让原本的家的形象，重新矗立在技术影响下的文明世界，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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