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和《必须保卫社会》等一系列文本中，福柯发掘出疯癫、监狱、性、身体、知识、真理与权力等许多极具冲击力的思想主题，对性话语、知识话语、真理话语与权力话语等各种现代理性话语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启蒙、理性等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福柯对各种现代理性话语的批判为他对现代规训社会的批判清除了路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通过对性话语、知识话语、真理话语与权力话语等各种现代理性话语的分析和批判，福柯始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规训社会。
一、拒绝对启蒙的讹诈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大旗，大力宣扬自由、平等、解放、理性和科学等现代性思想，破除了西方中世纪以来笼罩着人们的各种神话和迷信。启蒙思想家及其传人坚信，随着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能力就会日益增强，人类社会最终必将走上自由、解放和进步的快车道。启蒙运动的宗旨本是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和盲从，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愚昧状态，从而获得自由与解放。
然而，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人们陷入了对理性的近乎宗教式的盲目崇拜，人们认为随着理性与科学的发展，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一来，启蒙思想家们又为人类编织了一个新的神话即理性的神话，从而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理性变得过于张扬和骄横跋扈。如何对待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就成为自康德以来二百多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对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也成为西方哲学的重大主题。自 18 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卷入对理性的激烈论争之中，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斯·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德勒兹、福柯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与西方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对启蒙与理性的全盘否定不同，福柯反对对理性、启蒙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做法，他对理性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而是肯定之中有否定。他把对理性采取非此即彼的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称为“对理性的讹诈”,他指出： “人们经常讹诈整个理性批判或讹诈批判性的思考： 要么接受理性，要么堕入非理性主义。”
①因此，福柯拒绝对启蒙的讹诈。他既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解构的极端做法，也不赞成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始终对理性过于张扬与无限膨胀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人类堕入理性的对立面---非理性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自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等启蒙的基本精神始终推动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它们走在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前列。然而，吊诡的是经过启蒙了的西方人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之后就再也无法控制现代性这一猛兽，20 世纪上半叶短短的五十年之内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实际上也是西方社会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它同时也表明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开始对启蒙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而使启蒙重新成为当代关注的中心问题。在对启蒙精神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当中，福柯对启蒙精神的反思与批判颇有特色，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福柯主要从科学技术、社会革命以及后殖民时代人们对启蒙的基本精神的质问三个方面分析了启蒙运动与西方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内在关系。
首先，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控制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西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失业率、犯罪率、精神病发病率和自杀率不断攀升，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豢养了一支巨大的“技术人员大军”,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日常生活领域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全面的规训与控制，科学技术越来越执行起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理性与科学成为资产阶级用来对整个社会进行规训与宰制的重要思想工具，在现代规训社会科技理性等工具理性日益肆虐，人们已成为现代规训权力的囚徒。
其次，启蒙精神以及以启蒙精神为主导的理性主义哲学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在启蒙精神指导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然而很快又引发了新的极权与暴力，这一点历来遭到以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攻击。启蒙思想家们及其传人坚信，随着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必将走上自由、解放和进步的快车道。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启蒙思想家们及其传人的迷梦，福柯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战后法西斯在欧洲的复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仅如此，福柯还对苏联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集权统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福柯指出，纵观世界革命的历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日益走向其反面而成为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进行规训和控制的思想工具。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后殖民时代，一场质问启蒙精神的运动开始出现。与此相伴随，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在殖民时代，西方资产阶级奉行“西方中心主义”,把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解放等当作普世价值强迫非西方国家接受，并且常常将“反理性”和落后愚昧的罪名加诸于各被殖民统治的国家。在后殖民时代，获得民族解放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开始对西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理性、科学、自由、民主等启蒙精神进行质问与反思。西方资产阶级凭什么把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当作普世价值要在全世界推广？ 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理性与自由难道真的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有效性？ 这些质问与反思表明获得民族解放的亚、非、拉等许多国家的广大人民思想上已经觉醒。
福柯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是深刻的、有力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福柯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启蒙精神。相反，总体上来看福柯对启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福柯强调指出： “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制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它是一个特殊的分析领域。我还认为，‘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②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启蒙精神并没有过时，仍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
福柯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是从康德对启蒙的态度的分析上着手的。1784 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启蒙作了非常经典的解释，他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③在这里，康德把启蒙理解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从不成熟状态脱离出来走向成熟。福柯通过对康德这一文本的解读，认为康德是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给启蒙下定义，把启蒙看作是一种“出口”、“出路”.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从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要敢于认识，而不是服从任何权威，从而逐渐走向成熟。福柯还对康德关于理性的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区分作了详细说明，康德把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称为理性的私人使用，而把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种使用称为理性的公共使用。福柯认为，只有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才会有启蒙。
他指出，康德的启蒙定义仍然没有跳出启蒙的魔咒，片面强调了启蒙的理性主义原则，没有真正抓住启蒙的实质与精髓。
福柯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同他对理性的性质与历史作用的思考密切相联。在他看来，启蒙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理性精神。前文提及由于人类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因而导致了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肆虐，造成了人类深重的灾难与痛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反思理性的性质、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就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批判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已然蔚然成风。在当代西方众多对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思想家、哲学家当中，福柯也是一员主将。
福柯对理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对理性的专断极为不满，对法国大革命中理性扮演的专断角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斯大林集权统治的思想理论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 “西方的文化、科学、社会组织以及最终它的理性本身，有何种权利要求取得普遍的有效性？ 这难道不是一种同经济统治和政治霸权联系在一起的海市蜃楼吗？ 历经两个世纪，启蒙又回潮了。对西方来说，这根本不是一种意识到自己现时的可能性和可能取得的自由的方式，而是一种询问西方的方式，它的限度和它所滥用的权力。理性，犹如专断的光芒。”
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对理性的专断及其滥用的不满浸透在他的字里行间。其实，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一书中，福柯就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在该书的前言中，福柯开宗明义地指出： “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不再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
⑤根据福柯对疯癫史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疯癫还有几分宽容，疯癫与理性之间相安无事。然而，到了 18 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精神疾病，大批的疯癫者被关押在禁闭所，疯癫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在理性的话语霸权下，疯癫陷入了沉寂，福柯通过对疯癫史的追溯揭露了理性的野蛮与暴力。不仅如此，福柯还揭示了理性压制疯癫的哲学理论基础即自古希腊柏拉图开创由笛卡尔等人所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从此福柯踏上了反对理性主义的漫漫征途。
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作为非理性主义的祖师爷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把理性比喻为太阳神阿波罗，而把非理性（ 情感、意欲等） 比喻为酒神狄奥尼修斯，他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只有非理性才能激发出生命的无穷潜力。不仅如此，尼采还把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一切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都归咎于科学和理性。尼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哲学的颠覆与批判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自此以后西方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与哲学家都加入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行列，法国当代文学家、哲学家布朗肖、巴塔耶、德勒兹和福柯等都号称是尼采的忠实信徒，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理性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理性的批判方面，福柯的思想与尼采的思想一脉相承，在福柯的许多文本中能够发现尼采思想的痕迹。福柯通过对性话语、知识话语、真理话语和权力话语等现代理性话语的分析与批判，向理性主义哲学的堡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非常深刻与尖锐，但是他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启蒙的基本精神，他对启蒙和理性从总体上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福柯批判启蒙与理性，实际上是要为人的理性设定界限，要对骄横跋扈的、过于张扬的理性进行纠偏和矫正。实际上，福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理性，因为即使是对理性的批判也要运用人类的理性，彻底否定理性必然陷入非理性主义的泥潭。
福柯对理性的肯定，我们可以从他对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的“合理性”形式的肯定上看得很清楚。
福柯在接受罗莱的访谈时指出： “我认为实际上有一种理性的自我创造，正因如此，我一直致力于分析的是合理性的形式，即各种各样的建立，各种各样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变革。正是通过它们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合理性，而它们之间则相互对立、相互驱逐。”⑥正因为理性的自我创造，因此福柯一直致力于分析各种合理性的形式。还是在与罗莱的对话中，福柯指出： “从马克斯·韦伯到哈贝马斯，我认为，是同样的问题被提出： 理性的历史是什么？理性的统治是什么？ 理性的统治通过哪些不同的形式起作用？”
⑦在这里，福柯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合理性问题。针对人们对理性的讹诈，福柯指出： “人们经常讹诈整个理性批判或讹诈批判性的思考： 要么接受理性，要么堕入非理性主义。好像不可能对合理性进行理性的批判，不可能写出关于所有分枝和分岔转向的理性历史，好像不可能写出一部关于合理性的偶然的历史。”
⑧由此可见，福柯反对对理性采取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方式，虽然福柯对启蒙与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对启蒙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仍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二、对现代性的批判
毫无疑问，“现代性”（ modernity） 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之一。围绕着现代性，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在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各种思想流派，在这些思想流派中，既有捍卫现代性的，也有彻底否定、全面解构现代性的，福柯对这些思想流派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对现代性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
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彻底解构现代性不同，福柯并不主张彻底否定现代性。当有人把福柯也看作是后现代主义者时，福柯很不以为然，他一再声称自己与他们不是同路人。福柯甚至说他从未真正理解在法国人们给“现代性”这个词赋予的是什么意义。福柯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分也不以为然，他指出： “我知道，人们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总体来谈论； 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
⑨在福柯看来，许多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仍然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争论得很热烈，但其实质没有什么不同。福柯对当代西方颇为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后现代性理论并不怎么热衷，除极个别的情况外他很少卷入后现代主义的众声喧哗之中。因为福柯思想的前卫性、批判性与颠覆性极强，国内外都有学者把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明确表示自己与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在同一条道上。
前文提到福柯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因为启蒙的基本精神包括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与自由精神等都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现代性的内涵十分丰富，远非启蒙的基本精神所能概括。
总的来说，福柯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是矛盾的，用一句成语来概括就是“爱恨交加”.对于现代性，福柯爱的是它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叛逆精神与创造精神等，恨的是现代性所倡导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等日渐走向它们的反面，成为统治阶级用来规训和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工具。福柯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而是要指证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知识话语、权力运作以及道德等方面的专断与蛮横。
在具体论述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他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理解。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福柯指出： “当我参考康德这篇文章时，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关系方式： 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 ethos（ 气质） 的东西。因此，与其设法区别‘现代阶段’与‘前’或‘后现代’时期，我觉得更值得研究的是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后现代性“的态度相对立的。”
⑩在这里，福柯说得很明白，就是不能把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相对称，不能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历史时期，而应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
为了简明扼要地说明这种现代性态度，福柯以现代性文学的创始人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为例。在西方社会，基督教主导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基督教强调某种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永恒，反复论说人类历史经过人世间罪恶和拯救的连续不同阶段之后，最终到达永恒的天国，因此要人们放弃现时和今生的幸福。波德莱尔一反传统对于永恒的看法，强调一切都基于瞬间，他认为如果离开瞬间，一切永恒都变得毫无意义，离开现时和今生幸福，来世和永恒的天国就变得虚无缥缈。波德莱尔认为，只有把握瞬间才能达到永恒，只有把握现时与今生的幸福，来世和永恒的幸福才有保障。与基督教误导人们追求永恒不同，波德莱尔极为重视现时与瞬间，在他看来，现时当下的瞬间才是最真实的、最可宝贵的，而离开瞬间的所谓“永恒”是虚假的、骗人的。波德莱尔曾把现代性的精神概括为以下这句名言，他指出： “现代性是短暂的（ transient） 、易逝的（ fleeting） 、偶然的（ contingent） ; 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 eternal） 和不变的（ immuta-ble） .”
波德莱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就极力贯彻了现代性的精神。他创作的《恶之花》就表现出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大无畏的反叛精神，他特立独行不顾世俗的道德与偏见，热情讴歌那些被常人或当权者视为疯子的叛逆者。
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精神的概括以及他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所体现的反叛精神给福柯以深刻的启发。启蒙思想家及其继承者始终相信，人类借助理性的力量就能摆脱宗教与迷信、专制与王权的束缚，从而建立起一个自由、解放、科学和进步的理想社会。然而摆在人类面前的残酷现实是，在现代规训社会，统治阶级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现代理性话语对被统治阶级的规训与控制更为严厉，启蒙思想家们的迷梦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在当代西方社会，现代性被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视为一项失败的工程，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群起而攻之。在对现代性进行讨伐和批判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哲学家中，米歇尔·福柯便是一员主将。
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全盘否定、彻底解构现代性不同，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难能可贵的是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他不只是仅仅停留在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的一般批判上，而是通过对性话语、知识话语与权力话语等现代性话语的剖析与批判深入到现代性的骨髓，深刻揭示了现代规训社会的极权的本质。
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性经验史》与《必须保卫社会》等文本中，福柯对统治阶级制造的各种现代理性话语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福柯运用考古学、系谱学的方法对疯癫、监狱、性、知识、真理与权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无论是精神病学、医学、性科学与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各类相关知识逐渐积累起来的产物，而是统治阶级依靠权力编造出来的各种现代理性话语，这些理性话语并不是什么自然的、永恒的真理，而是统治阶级依靠权力生产出来用来对整个社会进行规训与控制的思想工具。福柯在许多著作中明确地把各种现代理性话语与现代规训社会的规训与控制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阴险、狡猾与冷酷的本质，向人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一书中，福柯通过对疯癫史的研究揭示了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与压制。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惩罚史的研究揭示了现代统治阶级运用各种规训权力技术更巧妙、更隐蔽、更阴险地监视、控制被统治阶级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残酷现实。在《性经验史》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性话语、知识话语、真理话语与权力话语的研究揭示了权力运作与各种现代理性话语之间的共谋关系，充分展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内在理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反抗这种权力---知识关系的可能性与具体路径，从而体现了福柯对现代性批判的独特风格与特点。
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哈贝马斯的密切关注，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对福柯的现代性思想最为看重，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专辟三章研究福柯。我们知道，哈贝马斯是一位坚定的现代性的捍卫者，他认为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启蒙的基本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现代性事业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我们不是要把它推倒重建而是继续完成这一未完成的事业。由于哈贝马斯与福柯在对待现代性态度上的差异，因而在他们之间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交锋。哈贝马斯对福柯进行了批判，认为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主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因而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把权力理解为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共同意志，把知识理解为通过交往而达成的共识，那么权力就是建立在知识和真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象福柯所说的那样，权力生产知识，知识生产权力。
哈贝马斯曾经把福柯说成是非理性主义者，笔者认为这显然是哈贝马斯误解了福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我们知道，福柯并不一般地反对启蒙、理性等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他既反对对启蒙的讹诈，也反对对理性采取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方法，他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全盘否定、彻底解构现代性的做法也不认同，福柯对哈贝马斯加给自己一顶“非理性主义者”的大帽子也不接受。通过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福柯既不是启蒙主义者，也不是反启蒙主义者，既不是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哈贝马斯所指责的非理性主义者。福柯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为人类保留下了现代性精神的珍贵火种。福柯曾经把他对现代性的批判的旨趣概括为这一段话，他指出： “要具备真正的现代性态度，问题并不在于使自身始终忠诚于启蒙运动以来所奠定的各种基本原则，而是将自身面对上述原则的态度不断地更新，并从中获得再创造的动力。”福柯把现代性态度归纳为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进行永不停息的批判。
三、对现代规训社会的批判
福柯不仅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且对现代性以及各种现代理性话语也进行了全面的讨伐。无论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还是对现代性以及各种现代理性话语的批判，福柯始终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规训社会。
在《性经验史》一书中，福柯提出了生命权力与解剖政治学两个新概念，用以揭示现代规训社会统治阶级更为阴险、狡诈的实质。根据福柯的研究，管理生命的权力自 17 世纪以来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第一极是肉体（ 身体） 的规训，主要是通过规训惩罚技术对身体进行规训和控制，福柯又把它称为人体解剖政治学。第二极是人口的调整，它通过调节技术对人口、生育进行调节和控制，福柯又把它称为生命权力（ biopower） .生命权力以人口、生命为中心，关注整个社会的人口、生育状况、出生率与死亡率、人口的寿命和健康状况等。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统治阶级把生命权力的两大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对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体进行严格的规训与控制。对此，福柯指出： “在古典时代里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 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 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
在现代规训社会，如果资产阶级不对人口进行调整而是任其自然增长，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如果不对肉体（ 身体） 进行规训和控制，那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统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就会被扰乱。正因为如此，所以“它（ 指资产阶级，引者注） 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
它还要求能够增强各种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权力手段，而不至于使得它们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生命权力的两种形式相互为用，规训技术用以对个人的身体进行规训和控制，调节技术用以对整个社会的人口进行调整，而把生命权力的两大机制结合起来的是对性的管制和调节。福柯指出： “性处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切政治技术都是沿着这两条轴线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性属于身体的规训： 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和分布，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它属于人口的调节，它引起的所有后果都是关乎全局的，于是同时被整合到这两个方面之中。它引起了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性同时是进入身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大家把它作为规训的基础和调节的原则来使用。”
由此看来，在现代规训社会，曾经被资产阶级大力倡导的个人自由、人权已彻底丧失，规训权力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出统治者如来佛的手掌心。对此，福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一边，过去君主专制绝对的、戏剧性的、阴暗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而现在，由于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君主专制使人死，让人活。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反，要使人活，让人死。……然而现在，权力越来越没有权利使人死，而为了使人活，就越来越有权力干预生活的方式，干预‘怎样’生活，权力特别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干预，为了提高生命的价值，为了控制事故、偶然、缺陷，从这时起，死亡作为生命的结束，明显是权力的结束、界限和终止。它处于权力的外部，它落入权力的范围之外，对于它，权力只能普遍地从总体上、统计上进行控制。权力控制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率。在这个意义上，死亡现在落入私人的以及更加私人的一边是很正常的。因此，在君主制的权力中，死亡是君主绝对权力，它以一种最明显的方式放出光芒的点； 相反现在，死亡是个人摆脱所有权力，重新回到自身，可以说退回到最私人的部分。权力不再知道死亡，在严格的意义上，权力任死亡落下。”
在现代规训社会，统治阶级不再需要象封建专制统治者那样使用杀戮、酷刑等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而是依靠更为隐蔽、更为狡猾甚至在表面上更为自由的规训权力技术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现代规训社会，被统治者遭受的压制与控制实际上比君主专制时代更为严重。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君主专制使人死，但让人活，而现代规训社会却相反，统治阶级要使人活，但让人死。
资产阶级为了更加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和一支庞大的“技术人员大军”（ 科技人员、医生、精神病学家、刑法学家、监狱管理人员、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等） 建立起了极为完善的、系统的现代监狱制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惩罚史与监狱史的研究，揭示了现代规训社会如同一所大监狱的实质。在福柯看来，现代规训社会犹如一所大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兵营、养老院、收容所、救济所等如同一座座“小监狱”,由许多小监狱组成了一个“监狱群岛”,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监狱群岛”之中，各种现代化的监视设备与监视手段同时采用，权力的眼睛时刻睁开，对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进行严密的监视与控制。在这部书中，福柯还重点研究了英国边沁设计、发明的全景敞视监狱。
全景敞视监狱是采用先进的建筑技术与设计理念建造起来的，借助这种全景敞视监狱，监管人员可以在任何角度、任何时候、任意地、隐蔽地、有效地对每一个囚犯进行监视和控制。通过全景敞视监狱的实践，权力物理学、权力解剖学等各种现代规训权力技术日益发展和完善，借助这些规训权力技术，统治阶级可以随心所欲地、有效地对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进行严密的监视与规训。
福柯曾经在他的法兰西学院授课提纲中指出，主权与规训，主权法与规训的机制是现代规训社会权力机制的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如果说在封建专制社会受酷刑、蹲监狱的是罪犯的话，那么在现代规训社会统治者所监视和控制的对象已不仅仅是罪犯而是扩及到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所有的人。不管是有罪的罪犯还是无罪的顺民、良民都成为统治阶级监视和控制的对象，在这里只不过表现为监视与控制的方式与手段不同而已。在现代规训社会，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监视是全方位与全天候的，无数双“权力的眼睛”时刻盯视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社会的精英也难以逃离统治者监视与窥视的目光。资产阶级借助各种先进的监视设备、监视手段和现代规训权力技术对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所有人进行全面的监视与控制，每个人如同监狱中的囚犯既受到严密的监视又受到统治者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在现代规训社会，每个人都成为了权力的囚徒。
全景敞视监狱是现代规训社会的缩影，而现代规训社会则是监狱的扩大形式，是监狱的扩展与延伸。福柯认为，现代监狱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顺从温驯的个人。在现代规训社会里，资产阶级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各种规训权力技术和管理科学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由军队、警察、政府官员和情报人员等组成的规训的队伍，同时也培养和训练了一支庞大的“技术人员大军”（ 包括科技人员、医生、精神病学家、刑法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管教人员和管理干部等） ,试图对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个人进行规训和控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被统治阶级的革命意识与反抗精神，使他们在思想上变得麻木不仁，最终成为顺从温驯、逆来顺受的个体，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现代规训社会，资产阶级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财力建造起来了的监狱表面上看起来就象花园一样，环境优美，如同正常社会里的医院、工厂、学校、军营、养老院，而这些机构也如同一所所“小监狱”,由它们组成了一座“监狱群岛”,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同监狱里的囚犯。资产阶级就是这样通过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豢养了一大批鹰犬与爪牙，也培养和训练了一支庞大的“技术人员大军”充当他们的帮凶，从而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