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不应被人类学和工具性所规定，而是属于解蔽的真理的领域。但是解蔽同样自身遮蔽，“集—置”是在现代技术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发生方式，一切在场者都被纳入“集—置”的循环之中，世界与人都被摆置为碎片化的持存之物。面对危险，“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是海德格尔的应对态度，而沉思与艺术则是其超越方式。由技术的本质而来的危机呼唤我们审视技术的边界，保持清醒的沉思，让技术回归到它本该有的位置。
关键词： 海德格尔; 技术; 解蔽; 集—置; 本质;
Abstract： Heidegger thinks that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is not defined by anthropology and instrumentality,instead,it should belong to the field of revelation truth. However,the revelation also covers itself． “Enframing”( Ge-stell) is a dominant mode of occurrence in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All the attendees are brought into the cycle of “Enframing”,and the world and human beings are placed into fragmented “standing– reserve”. In face of danger,Heidegger's attitude is to“let it alone”and“open to the mystery”,while meditation and art were his solutions. In the end,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calls for people to examine the boundary of technology,keep sober meditation,and let technology return to its original position.
Keyword： Heidegger; technology; revelation; Enframing; essence;
海德格尔在其具有代表性的晚期作品《源于思的经验》中曾这样写道，“世界的黑暗化从未到达存在之光”[1]76。“只要我们眼前有物并且心中有听语言之耳，思就成功了。少有人能足够地经验科学对象与思之物的区别。”[1]77何为世界的黑暗化，何为聆听话语?成功的思是什么样呢?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我们对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进行重新考察。事实上，这是一个技术盛行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技术所充斥。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技术呢?又该怎么去评价技术的效用呢?根据相关学者的分类，目前的技术哲学可以大致分为四个研究流派:即“社会—政治批判传统”“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工程—分析传统”以及“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2]5。而海德格尔则是“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代表性人物，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摒弃了素朴的自然主义立场，通对技术的希腊词源、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等进行重新考察，转换了流行观点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走出了工具性的实用主义理解范式，把技术放在了真理、存在的层面，并明确提出了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集—置”(Ge—stell)1概念，而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哲学史上的经典术语。海德格尔是后世现象学家们讨论技术论题绕不过去的人物，其技术之思对后来的汉斯·约那斯(Hans Jonas)、唐·伊德(Don Ihde)、阿尔伯特·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从原典出发，回到海德格尔的原初语境之中，倾听存在的真理，重构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并对相关思想进行尝试性的解读。
一、技术与解蔽
为什么要深入探究技术呢?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开头就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我们要来追问技术，并且希望借此来准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它就是自由的。”[3]5可见，其对技术追问的探究与其前期基础存在论中的此在(Dasein)思想息息相关。2此外，还可以将其放入其晚期语言思想的框架中来考虑。“陈述的最后形态不是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历史的判断，而是理解为技术当代的信息，此信息已不再可能道说那不道说。”[4]107现代技术就是形而上学当今的完成形态，技术与陈述语言密切相关，这样一来我们就对海德格尔的技术之定位问题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了初步的理解。海德格尔在接下来的文本中提醒我们要特别警惕常见的技术中立论，因其会导致两种后果:第一，听任技术摆布;第二，对技术之本质一无所知。可是，如果技术不是某种中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和技术的本质是两回事，并且“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3]5。流行的观点认为技术有以下两种规定性，即:“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3]6。前者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理解的，亦即“工具的”技术规定，后者明确了技术的使用主体，亦即“人类学”的技术规定。这两种规定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即使现代技术与古代手工技术有显着不同，现代技术仍可以被界定为合乎目的的手段和中介性的东西，而相应的，控制技术就成为人类的一种迫切的诉求。从现实生活中来看，这种状况确实普遍存在，且这种观点的解释效力似乎很强，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别样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如若技术并不是手段那么要控制技术的意志又该如何解释呢?
海德格尔对“正确”和“真实”作了区分，正确的东西未必包含真理，比如，被技术化的科学不提供真理，对技术的工具性的规定可以称之为“正确”的，然而这种规定并不揭示其本质，比如，现代技术普遍被认为是由机械所造成的，但是，这种表象方式并不能把握技术的本质，“现代技术之成其所是，不是由于机械;相反地，机械之成其所是以及如何成其所是，只是由于技术之本质”[5]100。技术的本质一直都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而不同时代技术的不同表达形态是归属于技术的本质的。为了探究技术之本质，需要进一步思考，何为工具性的东西?工具性与手段联系在一起，而“手段之特性据以获得规定的那个目的，也被看作原因”[3]7。目的、手段、工具皆与因果性密切相关。由此，海德格尔回溯到古希腊着名的四因说，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但是，为什么就是这四个原因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所谓的‘原因’，罗马人所谓的causa，在希腊人那里叫做α'ι'τιον，是招致另一个东西的那个东西。四原因乃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致方式”[3]9。海德格尔举了一个银质祭器的例子来解释招致，作为质料的银亦即质料因、银盘的外观亦即形式因、作为界定者的祭器亦即目的因、银匠的工作亦即动力因这四者共同招致、引发、带出了银质祭器的产出。而进一步，招致(Verschulden)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今人们对此流露出两种倾向，即:(1)道德层面上的过错3;(2)某种作用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堵塞了我们追问因果性原初的意义的道路。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四种招致方式使得“不在场者”保持“在场”，招致即引发(Ver-an-lassen)，带出，“产出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中而带出。惟因为遮蔽者入于无蔽领域而到来，产生才发生。这种到来基于并且回荡于我们所谓的解蔽(das Entbergen)中”[3]12。由此，技术就被理解为一条解蔽之路径，技术的本质与解蔽领域，亦即知识、真理领域密切相关。
而这么一番探索也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技术”一词究竟在言说着什么。海德格尔回顾了“技术”(techne)这个名称的历史内涵。“技术”一词来自古希腊词τεχνικο'ν，而τεχνικο'ν意指τε'χνη(技艺)的内涵，τε'χνη不仅指手工业和技能，也有艺术的意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τε'χνη在早期希腊语中和ε'πιστη'μη(知识、科学)意思一样，这样一来τε'χνη还有认识的意思，即对于某物的精通与理解。那么，τε'χνη(技艺)就是一个认识论上“知”的概念了。由此，“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α'λη'θεια[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3]14。这一规定和解释适合于现代技术吗?“解蔽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3]15解蔽是复杂的，与之前的自然和手工业不同，现代技术不再是带出、引发层面上的产出，而有了新的特质。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解蔽是如何在现代社会显现自身的呢，作为现代技术的解蔽的具体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二、现代技术与“集—置”
解蔽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促逼(Herausfordern)和开采，人与自然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之中，人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控制与保障成为突出特征，而之前的时代却明显与此不同，比如，在古代，风车直接听任于风的吹拂，与自然融为一体，而现在，我们为了储存能量而目的性极强地开发风能。对此，伊德指出了此种对于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区分存在的问题，即:之前的技术也存在破坏环境的问题，区别只在于两种技术造成的影响程度与范围不同。[6]113本文认为这种批评是从技术的后果来评价的，而海德格尔则是从技术实施的目的和动机来看的，因此，对于古今技术之区分仍旧是有效的。海德格尔进一步用其特有的术语进行分析，现实的“存料”4经由摆置而存在，一种摆置促逼和征用着另一种摆置，此种征用还是预先秘密地发生的。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条“订置”的链条，但是这条链条是没有结果的，“订置”并不置造链条之外的某种自为在场之物。“订置之链条并不导致什么;倒不如说，它只是进入自己的循环中。唯有在循环中，可订置之物才有其存料。”[5]97“订置”之摆置往往具有开采、开发的特征，比如人类对于石油煤炭的处理，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谋制”(Machenschaft)，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如若我们不去考虑“订置”外在的特征而更深一步思考其本质，可以发现，“订置”总是预先朝向可“订置”者，“订置”具有一种暴力，这种力量预先把一切在场者拉入到可以“订置”的状态之中，“订置”实行促逼和摆置等方式显现自身，但是“订置”并不只是人类的行为或作品，人类并不是“订置”的创造者，而是“订置”过程中的参与者，人类无法避免地进入“订置”的征用过程之中，如此一来，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角色就从主动的掌握者变为被动的参与者。这样的“订置”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种“订置”可能会侵害自然、侵害人类的命运。比如，现今的某些神学思潮“订置”现代物理学的成果来证明上帝存在，这将上帝摆置到可“订置”的领域之中，从而会消解掉上帝，使得某些传统的长期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处于信仰的真空状态。“订置”涉及一切被拉入“订置”状态的在场者，而在场者则被摆置而成为存料。但是，“订置”并不能通过存料来加以解释和说明，“订置”无法进行清晰的回溯分析。我们能做的便是经验“订置”所未经思考的本质。由此，海德格尔引出了“集—置”的概念。
“集—置指的是由自身集中起来的、普遍的订置，亦即对在场者整体的完全的可订置状态的订置。订置之循环发生于集—置中，并且作为集—置而发生。”[5]97“集—置”亦即“订置”的聚集。在这一过程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被“订置”者就是存料的部件，而进一步，“存料—部件的意思就是说:作为部件而被隔离的东西已经可替换地被关入一种订置之中了。”[5]102部件5(Stück)和部分(Teil)不同，部分与整体处于一种有机的统一关系，缺少任何一方对方都会失去意义，而部件则是个别特殊之物，与其它部件相互外在，并且是具有可替代性的。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在当今的技术时代之中，人被“订置”到“集—置”里，人也是可替代的部件，人和物都丧失了其本性，比如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岗位的名称明显地感受到人已经作为一种可被替换的物化的资源而被“订置”了，这就陷入到一种危险的境地，无差别化的抽象同一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成为显着标志。现在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了，技术时代把世界当作原材料处理，人本身也被技术化，技术此时就是“神”，而所谓的黑暗化就是技术化，此时世界变成非世界。技术虽然本身也是真理的展开，但是现在的技术把世界和人都设置为碎片化的持存物，世界和人的本性被遮蔽了。
此外，海德格尔又从命运和危险的角度来阐释“集—置”。“集—置”是解蔽的命运，但是此处的命运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不可回避性、必然性、强制性，它不要求我们一味地推动技术或者决然反对技术，相反，它是一种可能性的道路。命运自身具有开放性的诉求，这种开放性会带来两种可能性:第一，人运用一切尺度，追逐在“集—置”中被解蔽之物;第二，人更本源地涉及无蔽领域。前者会堵塞后者的道路和可能性从而带来危险。那么危险是怎样显现自身、表明自身的呢?一方面人本身被看作是“集—置”的持存物;另一方面人性膨胀，人仿佛是地球的主人。这也就引向了一个吊诡之处，即解蔽自身遮蔽。
三、生长于危险之地的救渡
技术的本质作为解蔽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也促使我们不断地进行思考、追问和探索。事实上，有深度的思想也总是危险的，它不满足于既定的僵死的道路，而是游走在边界处，毋宁说，哲学总是在边界处，但正是在边界之处反而充满着可能性和开放性。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自身之中必然蕴含着救渡，要从技术本质的源头去寻找答案。至此，海德格尔又开始考察起本质(Wesen)的内涵。
流俗的观点认为“本质”表明了某物之为某物的“什么性”(Washeit)，而这种规定性作为普遍之物，包含了现实的和可能的特殊事物。但是，就海德格尔而言，“集—置”作为技术的本质并不是种类层面上的本质。比如，家政(Hauswesen)和国体(Staatswesen)并不就是指家庭和国体的本质，虽然从构词上来看，家政是由家庭(Haus)加上本质(Wesen)而来，国体是由国家(Staat)加上本质(Wesen)而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语词指的是家庭和国家的发展、运行方式。那么又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Wesen呢?海德格尔认为wesen在德语中当作动词来解释的话便与另外一个动词whren(保持)相等同，且这两个词汇在语音方面也是类似的，进而对于本质的关注就转化为对于持续的探讨了。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在观念之中去找寻永久持续之物，但是这种路径本身并无法保证其唯一的合法性，把持续之物等同于永久持续之物，会使得本质窄化为神秘的抽象。而海德格尔发现，在德语中，whren与gewhren(允诺)又有某种一致性，这在歌德的中篇小说《奇怪的邻居孩子》中也有反映。因此，海德格尔说:“只有被允诺者才持续。原初地从早先而来的持续者乃是允诺者。”[3]35这是一种崭新的理解方式，持续是源于“允诺”，实则是让持续，让存在，“本质”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抽象的共相，而是指持续之物的活的动态的现身方式，“允诺”使得持续生成得以可能，而持续生成又使得存在者的在场得以可能，这是纵向的有先后次序的奠基序列。此外，如果我们以动态化的方式去解读本质的话，那么本质不仅存在于纵向的运动，而且有横向的展开。本质在历史进程中把自身表现为非本质，而这种非本质则将人们带入反本质的迷途中。事实上，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就曾把真理比作林中空地(Lichtung)，而林中空地就是无蔽，正如林中空地中光与影的游戏一样，解蔽也自身遮蔽，而这构成了本质的动态横向展开路径。这种双重的动态发展也被有关学者解读为本质的横向意义机制与纵向意义机制，并称之为“元本质主义”。[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质的展开之中，“促逼”与“允诺”有着基本的区别，解蔽的命运从允诺而来并且作为允诺而发生，正如学者张祥龙所看到的那样，“从柏拉图的‘持续不变’(Fortwhrende)到海德格尔讲的‘允让’(Gewhrende)是一种对待持存(Whrende)者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即从‘索要’‘挑战’‘立法’的技术理性的态度转变为‘允许’‘任凭’(Gelassenheit)、‘让渡’的技艺理性的态度;或从形式规范的刚性态度转为引发自身的柔性态度。”[8]296这显然是一处重大的态度的转变，海德格尔的这种处理方式和态度清楚地表明了人的有限性，人凭借着自身就企图完全把握和控制持存者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自西方近代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也是继承了前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会逐渐把人的知性、理性推向无限膨胀的地步，乃至推向神的位置，这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显着的特征。
而海德格尔则与此不同，他不是随波逐流地推崇以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性，他为包括技术本质在内的诸多显现者进行了划界的处理，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而这也与现象学的让显现者自身显现自身的原则相一致，由此，海德格尔拒绝盲目乐观地推动技术，但是，他也反对一味地反抗技术，把技术当作恶魔来诅咒。海德格尔对之同时持“是”与“不”的态度。“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不’，因为我们拒斥其对我们的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的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5]183技术世界的意义显示自身的同时又遮蔽自身，这在普通知性、计算性思维看来是晦涩的乃至不可思议的，这也被称之为神秘，而对于这种神秘我们需要做的即是“虚怀敞开”。海德格尔区分了计算性思维和沉思的思维，前者与陈述性的语言相关，后者则与指引性的语言相关。思想要听命于存在，而命运是存在的命运，命运德语词为Geschick，而动词shicken有派送之意，而其过去分词geschickt则为被派送之意，命运就是存在自身的发生和派送，如若拒绝了派送，就拒绝了自身。而技术作为“集—置”则是当代人类的命运。我们需要聆听指引性的语言，接受存在真理的规定。现代技术的无限制的统治使我们陷入无根的境地，我们借助于现代技术甚至脱离了已经生活于其中千年的大地和天空而进入到外太空探索，现代技术使人类踏入了巨大的陌生的领域。但是，未来哲学不应该仅仅是属于技术的哲学，海德格尔呼唤拯救人的本己的沉思的生命本质，而不是彻底被计算性思维方式所束缚。进一步，海德格尔指出了可能的出路，他重新强调了希腊语τε'χνη的另一原本含义，即除了技术之外的艺术的ποι'ησιζ(产出、创作)，技术与艺术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而如今，我们不仅没有经验技术的本质现身，又没能守护艺术的本质现身，正是这样的双重危险让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艺术本来的位置。相应的，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必须在艺术领域进行，因为一方面，艺术与技术本质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艺术与技术本质有根本区别。至于艺术如何具体拯救危险则是另一项巨大繁琐的课题，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四、批评与反思
技术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对海德格尔的相关技术思想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方法有明显的模糊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的本质不能通过其实用性来理解，而是要通过我们与世界的技术的参与来理解，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这种参与仅仅是一种态度，还是根植于现代技术设施的实际设计中呢?”[9]186由此，他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我们无需改变现代设施而达到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第二，我们改变实际的设施设计。对于前者，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况且一代人的行为会反驳之;对于后者，与技术思维的决裂是如何现实地影响设施设计呢?海德格尔并未给出明显答案。由此，其明确指出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的重大缺陷，即海德格尔通过呼吁恢复与存在的更深层关系来超越技术的集置，但是“由于海德格尔拒绝技术倒退，同时也没有为更好的技术未来留下任何空间，因此很难看出除了态度的改变之外，这种关系还包括什么。”[9]187托马斯·西恩(Thomas Sheehan)也指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如若我们要把自己从技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似乎只能采取一种内在化的抵抗，一种哲学上的无为主义(quietism)，在这种方式中，我们与技术思想和技术行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参与使得我们获得自由感，即使历史与技术的破坏还在继续着。[10]290
本文认为这些质疑是基于对于海德格尔解决方案的实际可操作性来考虑的，这有其合理性，但是同样存在偏颇之处。合理性在于其看到了海德格尔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并提示我们去思考:海德格尔对于危险的应对方式真的足够吗?海德格尔从“存在”的层面来思索技术的本质及其危险性，但是“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这样的态度确实很难被所有人所接受。事实上，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有限度的，海德格尔也不例外，沉思与艺术的解决思路略显单薄，且更为倾向于一种个体式的救赎方案，并没有打开交互主体性的空间，他也并没有穷尽应对“集—置”危险的方式。比如，学者张祥龙就曾指出海德格尔没有明确看到个体主义对于“集—置”的促成作用，并且海德格尔对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太过刻板，从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以交互主体为特点的社团、实际家庭的重要性，[11]而就这点而言，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哲学中去找寻资源。
芬伯格、西恩的反驳思路的偏颇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此种质疑触及到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割裂问题，知与行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比如，一张满分的思想道德试卷并不能保证答卷人相对应的道德行为，用知与行之间无法同一这一缺陷去攻击任何一种理论哲学都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反驳也将变得没有针对性而削减其自身的效力。其次，海德格尔也并非只是态度的转变，其强调了技术与艺术的本源关系，而从事艺术相关行为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其自身就非常喜欢农夫的田园生活，而且时常创作诗歌，其自身就是其理论观点的实践者。最后，芬伯格与西恩的质疑都并未能理解海德格尔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的意义。时代的规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规定性，拉长时间轴我们可以看到，艺术是古希腊的规定性，上帝是中世纪的规定性，而技术则是当今时代的最高的规定性。需要警惕的是，任由一种因素统治世界都是危险的，我们需要某些异质的东西去加以平衡，否则世界将会丧失多样性和丰富性，陷入一种没有活力的僵死境地。
人文学科之不同于自然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其超越性和理想性，海德格尔作为从人文主义路线出发思考技术问题的哲学家，看到了技术本质深处的某种不可控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性，其对于技术的使用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还揭示出来了不同于计算性思维、量化思维的另一种沉思的方式，使我们意识到技术的边界和人类本身的限度，是对于当今技术时代主流思潮的一种平衡和补充，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和热切的呼唤不会产生任何现实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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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e-stell也被翻译为座架、构架、构设等，此文的相关中文参照本为学者孙周兴的译作，其Ge-stellen(集-置)、Bestellen(订置)、stellen(摆置)的译法考虑到了德语中stellen的照应性而翻译为都带有“置”的词汇因而具有某种一致性，此外，为了引用的方便，此文权且采用“集-置”的译法。
2学者张祥龙也曾指出技术与此在的密切关系，“然而，这(技术的构架化)本性却是与人的缘在(Dasein)本性内在相通的，就相当于《存在与时间》中所讲的不切身的缘在生存形态与真正切身的形态内在相通一样。”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96页
3德语动词verschulden在如今也有“对……有过错”“对……有责任”的意思。
4此处的存料即Bestand，有时也被译作“持存”。
5 Stück也被其他版本译为“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