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本质的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文艺本质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同时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展现的新面貌，使文艺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发展态势，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困惑，我们应该从自身的研究方法入手。
文艺本质的研究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对象的梳理，二是理论方法的选择。20 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旨在恢复艺术自律的陌生化理论，其本质在于强调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以满足欣赏者的美感需求。我们厘定研究对象时，也应以此为标准，并采取正确的理论导向，这样才能得出具有超越性、富有生命力的结论。
一、研究对象的梳理
在文艺本质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梳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何界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文艺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使其存在表现得异常复杂和多样。本文试图避开对文艺的先验认知，而以艺术活动的创造性特征为导向，在理论上将文艺抽象为量与质两个层面的存在。如此，我们便可以从量与质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同时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来梳理文艺本质问题的研究对象。
首先，在量的维度下梳理文艺活动的存在，其基本原则或目标是保证研究范围足够全面。量的探索可以细化为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即文艺的历时性存在与共时性存在的问题。在这个历时与共时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中进行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量的完整性。
研究文艺的历时性存在的任务是全面搜集、整理各个历史阶段出现的文艺作品及文艺思潮。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发展并不平衡，文艺繁荣的历史时期流行的文艺作品不言而喻地会成为人们的重点分析对象，如唐诗、宋词以及新时期小说等在文艺研究活动中经常被提及。但在文学发展的一些特殊阶段，如萌芽阶段或相对沉寂的阶段，其文艺存在较容易被文艺本质的研究活动忽略或否定。萌芽阶段的文艺与其他文化样式的界限还很模糊，文艺研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当然，各时代的文艺标准存在差异，即使对待同一种艺术类型，也要充分考虑每个时代的特殊性。如诗歌在唐、宋时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两个朝代的文化语境不同，因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审美意境。因而，考察某时代的艺术作品要充分考虑其特定的审美标准。
文艺的共时性主要涉及地域、民族等方面的特征。在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达地区的文艺和汉族文艺一直占据主流，甚至有同化其他文艺的迹象，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文艺研究的重要对象。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人们关注较多的文艺被“现代文明”冲击得最为严重，有的甚至丧失了文艺的本来使命而沦为经济的奴婢。在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人们对文艺的要求和审美着眼点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再关注文艺的艺术性存在，而去追逐经济价值。一些少数民族或边缘地区产生的文艺却更具纯粹性，保存了文艺的本来面貌，它们不仅不应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而且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如山歌是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艺，蕴藏十分丰富，它们保留了文艺原生态的纯净，带给我们一个纯美、自由、轻快的世界。因此，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研究文艺，要注重文艺的各种特殊性存在。
其次，在质的维度下梳理文艺的存在。文艺研究者作为文化精英群体，必然要以精英的立场来思考文艺的问题，思考精英文艺中的精英话语。要想全面地分析文艺本质问题，就应该打破这种立场的局限，全方位地思考文艺存在的问题。
对文艺质的维度的把握是否全面，受制于诸多主体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等因素的影响更易被察觉。精英群体对文艺的阐释侧重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方面的内容，而普通大众更多地关注文艺作品的娱乐、消遣功能。只有少数作品实现了精英话语与大众娱乐的双赢，绝大多数还是侧重于某一方面。
正如当今影视界，很多导演声称要拍艺术与市场相结合的影片，但真正的力作甚少。精英式研究必然局限于寻找精英作品中的精英成分，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地方文艺、历史久远的民族文艺，如东北的地方戏、安塞腰鼓等却被很多研究者排斥。
精英与大众均指向成年人，而儿童文艺的价值同样重要，但其常被文艺本质研究忽略。儿童文艺不仅具备成年人作品的审美、娱乐、教育、认识等功能，还兼具儿童独特的文化视角，符合儿童特殊年龄阶段的审美趣味。近些年较流行的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其故事节奏的安排、矛盾冲突的设置以及角色语言的表现等完全符合儿童的心理结构，能引起他们的审美快感。正如别林斯基所言： “每一个人都有幼年时期，或者是精神上和大自然不自觉地和谐一致的时期。”成年人也可以在作品中感受到内心深处最诚挚的回声，获得成年人艺术作品中难以寻觅的审美体验。
民族、宗教信仰、地域等因素的差异同样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但更容易被忽视。个人文化身份的形成受民族、宗教、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很深，这种文化身份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并作为一种“无意识”影响着个人的行为。以民族性为例，多数研究者民族立场的单一性致使少数民族的很多文艺存在常常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被排斥在主流研究之外。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世代传承的萨满文化中的服饰、舞蹈、图腾等内容都含有浓郁且神秘的文化内容，但经常被人们当作封建迷信活动。更为严峻的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化的问题，不仅人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时易受汉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自身也在悄然变化。由于经济落后等多方面因素，少数民族在文化认知上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汉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艺的这种不合时宜的“开放”使其本然的存在走了样，失去了自身独特的生命，这同样会导致研究的不全面或偏失。同时，中国的本土文化在历史的某些阶段以及某些地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不乏成功的例子。如现代文学史中，鲁迅、舒婷、戴望舒、卞之琳等都是受外国文学思潮影响的优秀作家。所以，考察文本的民族、地域等因素时，要将文化视野放置在中国文艺发展的所有相关因素上。但在研究中要摆脱一味媚外的阐释立场，避免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文艺实践。
在质的维度下梳理文艺存在，除了要关注上述易被忽略的文艺现象外，还要注意文艺的自律问题。文艺的自律存在常常受到政治的干扰和排挤，较有代表性的如文革时期。当时很多所谓“文艺”已经忘却了自身的艺术定位，而沦为政治的工具，其必然导致政治价值远远超越艺术价值的“样板戏”的出现。当然，我们不能全面否定“样板戏”,其中也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经典作品。
文艺存在中量与质的因素并非孤立，二者密切交织在一起，对其中一个因素的分析都不能完全离开另一因素。即使文艺本质研究中不能面面俱到地列举所有文艺，但所有文艺一定要在考察之列。在对文艺研究对象进行量与质双维度考察后，还要探求如何研究的问题。
二、摆脱中西文学理论“范式”的束缚
摆脱中西方理论“范式”不是完全不要理论，而是要超越各理论流派的局限，探索更加客观、全面、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方法。文艺的存在不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全世界的文艺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对话空间。对理论方法的选择不必绝对地强调中国还是西方，只要适合就可以选择，关键是什么样的理论适合研究中国文艺的本质。
基于各自的文化精神，中西方文论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中国文论重视“体”与“悟”,西方文论侧重“思”与“辩”,二者各有优长，如果单独地运用于文艺研究很难得出全面的结论。从文艺本质研究的全局出发，我们应兼收中西方优秀的理论方法，综合地运用于具体的分析实践中，而对于不同类型的文本可以适当地有所侧重。如在小说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从叙事、结构、主题、人物、语言等方面展开研究，呈现为重分析的阐释话语。如针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者多从生态、民族等角度来阐释，缺少对文本自身的直接体悟。而对于诗歌、绘画一类的作品，如果侧重体悟并兼顾分析应该更有利。
对于文艺活动而言，作者中心、文本中心以及读者中心分别侧重其中的一个方面，其理论优势不言而喻，但也暴露了很多局限，不能涵盖全局。我们可以兼顾其理论优势，全方位地着眼于整个文艺活动来阐释文艺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
无论如何求新、求变，传统理论的精华毋庸置疑地成为我们的基石。前进的途中有很多东西将被无情舍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价值，舍弃的过程也是一种批判、重建。其实，新时期进行的文艺本质研究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一直以来人们所面临的老问题，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变得更加复杂和凌乱，这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冷静、客观、全面、扎实的态度。
由于文学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文艺本质的研究势必难以得出统一、模式化的结论，这也正是文艺的魅力所在。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体系之严密、论证之精准，“以对于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人类的精神世界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其研究也不断面临新的难题，但它的独特魅力依然吸引着我们走下去。如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人们探讨了几千年仍未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它依然有生命力，原因在于探讨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文艺本质的研究亦如此，过程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结果。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卷一[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444 -445.
[2]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