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而产生的关键词语、话语体系、文学批评实践丰富复杂，既独特又新颖，既有结构主义符号学介入下的阿尔都塞学派形态，也有与语义学融合的沃尔佩模式，既有哈贝马斯基于普通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基础的交往理论、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义符号学，又有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视野下的列斐伏尔、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学、符号政治经济学、大众文化符号学，既有威廉斯的符号体系的意义生产理论、伊格尔顿的文本生产理论，又有詹姆逊的作为“社会的象征（ 符号） 行为”的文学观念。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性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形成，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生机。这里以詹姆逊为例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所带来的创造性。詹姆逊在20 世纪70 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两本着作奠定了美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梳理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对于形式的关注与辩证的阐释，这为詹姆逊确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奠定了基础。詹姆逊挪用了歌德和洪堡从普罗提诺那里发展而来的“内部形式”概念，确立了具有形式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内部形式”的概念“犹如在辩证过程中由此一时刻向彼一时刻运动一样，它在时间中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因而它所强调的是解释本身的运作机制。
这样，批评家就被召回到自己过程中来，这种过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形式，也是反映批评家自己的具体社会和历史情景的形式”.基于形式符号辩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解读当代文化作品获得了有效性，因为这些文化作品不再是过去的现实主义类型，而是“一种几乎被忘记的代码中的符号，甚至是本身不可识别的疾病的征兆，是我们久已失去感官来察看的一个总体的碎片”.因而这种文化作品呼唤着符号学的破译与诊断。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通过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清理，既看到语言符号模式的困境，也充分认识到其阐释效力。他在格雷马斯的符号意义理论中寻找到具有意味的概念“转码”来建构形式结构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真实就是转码，就是一种代码调换为一种代码---我本人却更倾向于说（ 根据格雷马斯一个类似的说法） 真实 - 效果，包括、或者说来自这样一种概念变换”,这样就从永恒的结构框架中解放了出来，既解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困境，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话语力量。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含着鲜明的符号学维度，其对政治无意识的洞察，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揭示，对电影的地缘政治美学分析，无疑展示出阐释的犀利性与创造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批判索绪尔模式的符号学和皮尔斯模式的符号学，而且也吸收了这两种经典符号学的成果，并对更为多样化的符号学做出独立的思考，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阐释力量，而且成为世界符号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的符号学思想成为世界符号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得到国际符号学界的关注。在 2004 年由米克·巴尔（ MiekeBal） 主编的四卷本《叙述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叙述学、符号学模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被称之为“政治叙述学”,因为“叙述理论本身是政治的”.政治叙述学占据了整整一卷，涉及到对关涉/修辞、政治、意识形态、欲望、时间等方面的叙述学、符号学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 90 年代所兴起的后经典叙述学与“批判符号学”（ critical semiotcis）?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在经典叙述学最具生产力的时期所做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随时保持着与新兴的文学理论、哲学社会文化思潮的对话，这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较为有效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多维形态。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符号学失语
事实上，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各国本土化的创造性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立、对话与吸纳，也体现了与本土经验包括语言表述经验融合的复杂性。这些异质元素的交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阐释力量。这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形态对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问题，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在这种视野下不难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缺失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交锋、交流、融合，这导致了它阐释能力的限度，也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空间中的“失声”.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苏联学者卡冈所编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一书居然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一点声音，而诸如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小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却熠熠生辉。”
1992 年马尔赫恩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选取的是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五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伊格尔顿和米尔恩 1996 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涉及的范围较广，不仅选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理论文本，还选取了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巴特、布莱希特、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甚至涉及到印度的阿迈德（ Aijaz Ahmad） 、非洲的阿穆塔（ Chidi Amuta）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但是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音。
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出“集体的失语”状态?,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深思。
其中缘由是复杂的，但是从学理上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本土化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本土化过程中尤其缺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与融合，缺少符号学维度的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主要关注革命实践层面，忽视甚至反对理论阐释与学理思考。正如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抽象理论的思考，更多地投入到文化战斗之中，主张“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强调实践性、本土现实经验，形成了具有革命功利性的文艺理论形态，成绩是巨大的，也是有独特意义的。不过，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中缺失了与世界文学理论的深度对话，它受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但是没有深入吸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符号学的激烈交锋，甚至没有充分地吸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的符号学思想，按照佛克马和易布思的观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排他性和措辞的不可辩驳性，阻碍了中国作家探索符号与概念或语词与现实的关系”,“结构整体的概念使文本具有不可侵犯性，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是一种叛逆。”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激烈地敌对“形式主义”但又缺乏对形式主义理论深入研究，它以获得俄苏的意识形态基本走向的认同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复杂而深刻的思想撞击，也就在理论形态上丧失了符号学的维度，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观念。因而普遍认为，只要坚持从实践和党性出发，就能走向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道路。令人反讽的是，西方符号学家也思考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如列维 - 施特劳斯对上层建筑的结构符号学的阐释，罗兰·巴特对资本主义的符号神话批判，格雷马斯的“话语社会符号学”,艾柯对《巴黎手稿》的异化理论的符号学理解、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的意识形态的言语行为研究等，而且皮尔斯、莫里斯的符号学也包含了唯物主义元素。但是 80 年代以来符号学进入中国学术领域之后几乎成为纯粹形式结构的符号学，无视了马克思主义维度，这无疑延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考。
事实上，中国学界对现代符号学学科的思考是比较早的，语言学家兼数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在 1926 年的《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了文章《符号学大纲》，在西方符号学研究的视野下提出“普通的符号学”思路，即研究符号的性质、调查与分析各门学术里所用的一些符号系统、研究符号好坏的原则、改良不好的符号、创造缺乏的符号。
这里既有理论符号学也有应用符号学。后来，他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符号系统的问题，有《中国话的文法》《语言与符号系统》《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等着述，其与西方符号学对话而形成的汉语符号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他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皮尔斯、罗素、莫里斯等英美符号学家的影响下形成的汉语符号学思想已经具有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因素。其符号学思想涉及语言符号教育，强调符号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关注符号的价值、政治问题。他指出，“人们能够在语言和政治 - 地理的意义上谈及中国语言。”
20 世纪 20 年代新批评学派、罗素的符号学思想也在中国有着本土化的基础。但是这些新兴的符号学思想并没有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注，更不用说有对峙、交锋与融合的严肃思考。因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形态相比，中国的本土化形态是实践的、行动的，也是相对单一的话语形态，缺乏与符号学尤其是新兴的符号学进行对话的机遇，这事实上直接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力问题。
随着中国模式在世界的崛起与被认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应该弥补本土化的缺失，在多元本土化的实践中突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形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合法性与生命力。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已经开始有所注意，譬如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语言符号维度的深化,但是仍然需要在全球知识视野下深入展开交锋与交流。这可以有多条路径，其中三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交锋与融合的深入研究，从学理层面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的可能性及其对话的有效性，这既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还包括斯特劳斯、托多罗夫等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这是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入对话与融合的问题，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重要维度。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国外代表性符号学成果的研究与吸纳。国外符号学从流派与关键概念到理论实践出现了众多着述，思想新颖，观点深刻，阐释有力，既有欧洲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又有英美逻辑实证主义符号学、实用主义符号学。这些符号学思想在中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没有认真地对待，这无疑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度与阐释力。国外符号学在文本分析、意义阐释、结构机制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之深入对话，无疑会产生新的理论思维与话语形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文学实践的能力。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符号学思想的对话。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有中国特色的丰富的汉语符号学思想，“言意之辨”、名实之论、“道可道，非常道”、《说文解字》《中原音韵》《集韵》《佩文韵府》等，不胜枚举，既有中国汉语音韵符号系统也有文字符号系统、语义语法符号系统。中国学者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视野进入这些符号学思想，仍然是亟待研究的课题。沈约所言： “欲使宫徵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 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见遍照金刚： 《文镜秘府论》） 这包含着汉语符号学的思想。按照赵元任所阐释，汉语符号学具有符号学的普遍性，也是独特的。汉语符号系统“更加微妙的是韵律，诗人可以用它来象征（ symbolize） 某种言外之意”.譬如岑参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官话来念押韵的字“折”、“雪”、“来”、“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用常州方言来念，头两句收迫促的入声，后两句收流畅的平声，这种变化暗示着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两个世界，“这是韵律象征着内容”.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融入汉语语言符号以及中国符号思维，如何与赵元任的汉语符号学进行对话，关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力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结合的产物，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学经验的有机部分。但是这种本土化是有缺失的，尤其缺失符号学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验的有效性。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包括文学实践是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缺失的，中国制度有着得天独厚的现实合法性，但是其文学理论话语远远落后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对话性、创造性、有效性。这事实上表明，当中国取得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权力基础之后，话语合法性的建构也理应展开，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推迟了很久，虽然很早接纳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充分吸收列宁与世界最新思想激烈碰撞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