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性质、学科属性与定位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文学地理学都已经被当作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广泛运用。由于我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从中外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从事文学地理学实际研究工作的学者，绝大多数都出身于文学学科，来自地理学科的学者则屈指可数。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的这种学科背景构成，造成了他们对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范式比较熟悉，而对地理学学科的主要思想、基本概念则未必十分了解。文学地理学界在对相关的地理学学理资源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挖掘与整理方面，也显得比较欠缺。有学者就此指出，“目前大部分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学者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科，鲜有文艺学特别是西方文论研究者的加入，宣称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又对此并不专注，因而尚无多少学者注意梳理文学地理学的文化地理学血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学地理学汲取和借鉴地理学学科资源的效率及深度与广度。文学研究应该和能够与地理学的哪些学科思想、研究方法结合，以及如何实现这两个学科的有机结合等问题，已经成为亟须文学地理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国内学者对文学与地理学关系的洞见与不见
上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首次在中文语境中把文学和地理明确联系起来。近年来，国内又有陶礼天、胡阿祥、杨义、梅新林、曾大兴、邹建军等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过文学地理学，并试图厘清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和地理学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如陶礼天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地域的文学，即在特定文化地域、具有一定地域空间范围中所产生的文学； 所说的地理也主要是人文地理，即偏向于人化的自然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1]（ P185）梅新林教授提出： “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即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选择：1. 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2. 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3. 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4. 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2]
可以看到，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文学地理学所具有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性质。但是，文学与地理学应该如何实现有效的交叉与融合，哪些地理学核心思想、研究范式可以被文学研究吸收和借鉴并在实际研究中发挥作用等问题，其实较少有人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过。因为，文学地理学学者们关注的重心多在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而非“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的关系。
在论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时，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教授主要借用了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理论。他对此有非常全面的论述：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要地讲，就是一句话，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再具体一点，就是三句话： 文学要素（ 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 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即： “通过文学家（ 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 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构成的影响； 同时考察文学家（ 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 所完成的文学积累（ 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 、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与文学要素（ 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 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在曾大兴教授的文学地理学体系中，“人地关系”被作为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基础，文学中的人地关系成为文学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作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文学地理学重视人地关系研究，这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文学地理学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界有一种把研究的焦点过于集中在人地关系上的倾向，因而遮蔽了文学研究中需要从其他视角关注的问题。因为，文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并不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全部，它只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文学活动中除了作家之外，还有作品、读者以及文学的传播等其他要素，后面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观照和研究。此外，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地理，读者的地理，文学传播中的地理，这些课题也都不能单纯地依靠人地关系理论来解决。我国学者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其实，文学与地理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对应关系，而不只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问题。
文学中涉及到地理学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成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实际研究中，有些文学地理学学者的人地关系研究，没能与传统的“以史证文，以文证史”批评方法从根本上拉开距离，长于个案说明，而短于规律总结，忽略了研究文学中人地关系的终极目标乃是探究文学与地理相关方面的一些普遍规律。此外，我国文学地理学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文学，在理解和探索人类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规律方面，大多缺乏与地理学学科相称的全球性视野。
在近年来较为热门的文学景观研究方面，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借鉴了地理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但是因为对文学景观的理解不够全面，我们的文学景观田野调查，主要局限于对作家行踪、遗迹等实体性文学景观的现地考察。而对各种文学母题、文学类型及其变异的分布、边界以及扩散的地理学考察，则很少有人涉足。
而这一点在文学研究尤其是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恰恰是非常必要的，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中，我国学者对“文学地理”的理解有时是比较狭窄的，主要局限于作家作品与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很少有人以为文学各要素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以及不同地域之间文学的相互关系等应该是文学地理学重视的问题。许多号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只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突出了地理要素，与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文学地理学”仅仅被当作一张时髦的标签而已。与此同时，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所理解和使用的“地理”概念与地理学家所理解的“地理”概念有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的文学地理学学者理解的地理只是地理环境，甚至仅指自然地理环境，这也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总体上说来，我国文学地理学学者对地理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也是不够熟悉的。有的文学地理学学者对“地理”和“地理学”的理解甚至只是停留在中学地理教科书的水平，是偏于常识化的，因而也是肤浅的和不系统的。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应满足于在文学研究中对一些地理学概念和名词的简单搬用，而需要文学和地理学两种学科核心思想的实质性碰撞与交融。文学和地理学要实现这种复杂而立体的融合，就需要我们对地理学的学科思想有系统而深入的了解。
二、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地理学重要思想
西方地理学经过漫长的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现代地理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思想。古希腊时期的“地理学”最初指的是对地球表面的描述。近代地理学时期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提出地理学是一种研究分布的科学，它的目的是研究地球上独立存在和彼此联系着的不同现象的分布。现代地理学家从赫特纳到理查德·哈特向都坚持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地区差异的科学。
现代地理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完备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其他学科相比，地理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本质问题与核心概念，如人地关系思想理论中的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论、文化景观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除此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理学理论还有索尔的“景观形态论”以及舍费尔的“例外论”等。
国内文学地理学界比较熟悉且运用最多的是人地关系理论，对于其他的地理学相关理论还显得比较生疏。因而，在实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我们还很难做到与地理学恰当而深入的结合。在被问及应该如何加强地理学思想对艺术研究的渗透时，周尚意表示： “地理学最为核心的概念是区域（ region） 或地方（ place） ,近年来更为强调后者，因为后者是指地球上任何区域都具有唯一性。认识和理解区域或地方的唯一性是地理学家的任务，有了对区域或地方的认识结果，研究艺术的学者就可以理解，在某地的艺术是如何嵌入或整合在地区文化的有机整体中的。了解了这种嵌入关系，我们才能明白艺术的生命力在哪里，其生命力源自艺术文化的功能”.[3]地域的唯一性本质上还是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差异性。
人文地理学家一般从纵、横两个向度来研究地域的这种差异性，这也是人文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约翰斯顿把这两个向度称为垂直和水平两个方面。他提出： “人文地理学者只研究某些关系，而把另一些关系留给自然地理学者。在垂直课题方面，人文地理学者们研究人与环境（ 有些人认为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是不能分开的） 的相互关系。在水平课题方面，他们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点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本身的流动上。整体的或综合的课题则把这两方面揉在一起，强调组成一特定地方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体。”[4]（ P9 -10）所谓的垂直课题就是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约翰斯顿特别强调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原理被有的地理学教科书称作地理科学的两大“基本原理”[5]（ P140）之一。这个原理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启发至少有两点，一是地域文学应该置于更大的文学空间中来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某一地域的文学时，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它只是更大文学区域整体中的一部分。二是同一地域文学的各种要素（ 风格、题材、语言等） 也是具有整体性关联的，而不应该作为单独的依据去研究某个地方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地域特色。
约翰斯顿所谓的水平课题就是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文化现象的地理格局与不同地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结合文化扩散与文化整合的相关理论，就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观点对我们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中一些旧文体的消退和新文体的兴起，都有文化扩散的因素，不是简单的文学史替代与更迭问题，我们应该从文化扩散的角度来研究这些文学现象。
人文地理学家认为对文化地理现象的研究，除了从人地关系、文化整合与文化扩散等方面进行以外，还需要对现存的文化景观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化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与时空关系进行全面的说明。
事实上，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人文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描述，另一种是解释。描述就是对景观的记录和再现，解释则是从意义的层面分析、解读景观的文化含义。这两种途径中，地理学家们更重视对文化景观的解读，对景观意义生成过程的考察。景观学派强调对文化景观的研究要通过可视的外表揭示不可见的文化内涵和特质。我国的文学地理学学者也注意到了文学景观的重要研究价值，并把它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从文学的角度丰富了人们对景观的认识。我国学者对文学景观的研究主要做的是从指认和分布统计方面入手，也就是描述工作，在文学景观的解释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开拓。
我国的文学地理学学者对西方文学地理学思想的引述，大多局限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以及丹纳《艺术哲学》等少数几部着作的相关论述。对文化地理学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则不是很了解。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地理学家，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家注意到了地理学与文学的密切关联，并试图把小说、游记等文学作品作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德国的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的《地理学》第二编第五章为“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注意到了文学着作中阿尔卑斯山的景观和意大利景观的对比，指出旅行文学中大量的风景描写，认为“这种描写不仅想对人们有所教益，而且也想影响人们的感情。”[6]（ P198）英国的迈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文学创作与地理、文学文本中的空间等问题，并且提出“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7]（ P42）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我国文化地理学者唐晓峰等人也在他们的着作中对文学与地理的密切关联有精彩的论述。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试图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借鉴文学理论。美国学者理查德·皮特在《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提到： “在早期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评论中，邓肯（ 以前是锡拉丘兹大学的地理教授，现在任职于剑桥大学） 利用后结构社会和文学理论使文化地理学恢复活力，在这方面他干得非常出色。邓肯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学教授雷德弗·巴尼斯一起，使后结构理论聚焦于传统地理学的景观概念。跟随文学理论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巴尼斯和邓肯提议扩大文本这一概念，使之包括一系列的文化产物，并使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作为可能阅读的象征性实践'.”[8]（ P233）这体现了地理学向文学靠拢的一种努力。地理学家关注文学，可能会有一种地理学本位的立场，但他们的思考无疑值得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关注。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地理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地理学的发展也很迅速。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地理学理论和研究焦点出现，比如后现代地理学者提出的多维空间、超空间和流空间等相关理论，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文学地理学需要更有效地借鉴地理学学理资源
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设想，文艺的地域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9]
目前，我国文学地理学界对于文学要素的分布和轨迹研究较多，文学的定点研究也有涉及，而文学的播散研究则较为少见。其实，在研究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影响与互动关系等问题时，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扩散、文化整合等相关研究模式具有很强的理论适用性，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唐代的边塞诗最初产生于西北，元代的杂剧起源于北方，明代的南戏发端于南方的浙江地区，都有一个从发源地向外扩散的过程。对它们的研究就应该借鉴文化源地与文化扩散等理论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描述其发展过程中的地理空间特征。再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起源于意大利的“商籁体”也流行于法国和德国，这种跨国界、跨语言的文体流动就属于文化扩散中的扩展扩散。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因就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空间影响。现代文学中的话剧和新诗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文体，也不是中国文学自我封闭发展的结果。它们都只能是外国文学向中国扩散和迁移的结果。比较文学对流传广泛的世界性民间故事，如“灰姑娘”、“蛇郎”、“找好运”等所进行的文类学、主题学的研究，实际上和文化扩散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学者把文学地理学定性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是有一定道理的。
国内的文学地理学学者，主要把文学景观视为文学活动的发生地以及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对我国的文学景观做了大量的指认、统计等分布研究。对文学景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的水平上，而对与之相关的地方感以及特定意蕴则缺乏深入的解释。说到黄鹤楼，人们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而不一定是唐代那座“朱栏粉堞，绿色瓦顶”建筑的具体形制。作为文学景观，黄鹤楼已经被文学作品赋予了独特的情感色彩。我们去西湖，会想到《白蛇传》的爱情故事。西湖本来是一片山清水秀的湖泊，自然风光旖旎，因为《白蛇传》中白蛇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这里，所以西湖就被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成为爱情的圣地。还有不少文学景观与黄鹤楼和西湖的情况相似，如岳阳楼承载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泰山体现了杜甫《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度，等等。从以上几个例子可知，文学景观与特定的文学作品之间具有一种无法分开的“绑定”和“对应”关系。
文学作品丰富了景观的内涵，增添了景观的特定意味，对文学景观意义的累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学地理学应该重视对这种作用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地理学界关于地方感的相关研究成果。
文化地理学者唐晓峰认为： “文学中包含大量地方感受、地方描述，文化地理价值含量大。古代诗词的景观描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山水景观审美离不开诗词。沈从文的《边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都有大量文化地理内容。阅读文学作品是文化地理认知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不少人来说，甚至是文化地理认知的起点。反过来，文辞好的地理描述，常被看做文学佳作，比如《徐霞客游记》。甚至一本虚构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构建（ 创造） 一个真实的地方.”[10]（ P28）文学地理学的景观研究，就是要研究文学对于地方的意义生成和塑造功能。在这方面还需要注意，文学景观不同于一般文化景观的地方。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可以超越语言，讲不同语言的人可以通过景观感受到对方文化的特质。但是在对文学景观的“阅读”中，除了视觉的感受之外，还需要有与该景观密切相关的文学知识，否则很难体会得到文学景观独具的韵味与情感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景观又是很难超越语言的。
我们的文学景观研究，重心还主要集中在实体性文学景观上，对非实体性文学景观的关注不是太多。对文学景观类型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国内文学地理学界一般把文学景观分为实体性文学景观和虚构性文学景观两大类。实体性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物质载体的文学景观，虚构性文学景观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凭想象构建出的文学景观。这种分类方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因为这两类景观并不能形成互补关系。在它们之外，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既无法归入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无法归入虚构性文学景观。它们是包括文学活动（ 如戏曲表演、说书） 、特定地域的文学审美心理模式（ 如文学趣味） 等在内的精神性文学景观。这些精神性的文学景观，既不是实体性文学景观，也不是虚构性文学景观。所以，把文学景观分为实体性文学景观和非实体性文学景观，可能是比较科学的做法。非实体性文学景观，并不等同于虚构性文学景观，它的内涵大于并包括虚构性文学景观。许多学者没有意识到虚构性文学景观与非实体性文学景观之间的这种分别，也没有意识到精神性文学景观的存在，更遑论对它们有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文学地理学学者，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文化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分类的相关理论。
此外，从空间范围看，我们目前的文学景观研究主要是对具体文学景观“点”的研究。如果我们借鉴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就会发现除了“点”的尺度以外，还应该关注到文学景观的“线”和“面”的尺度。比如黄河、三峡和长城等是“线”,地中海、黄土高原、蒙古大草原和撒哈拉沙漠等是“面”,它们往往比“点”的文学景观有着更为巨大的文学空间容量。因而我们既要着眼于小尺度的文化景观，更要注意到大尺度的文化景观。
文学地理学的开拓和深入，应该高度重视文学理论和地理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20 世纪之后西方文论的研究重点发生了两次转移，一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文学文本，另一次是从研究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这对文学地理学把研究重心从较为单一的作家作品转向作家作品与文学接受和传播并重，富有启发意义。在地理学领域，我们不仅要学习传统的地理学思想，更要追踪新的地理学研究热点，及时而全面地吸收和借鉴文化地理学在文化扩散与传播、文化景观、地理学文学、后现代空间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文学地理学不应该只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的简单拼贴，而应该是两个学科的深度融合。文学地理学建构过程中应该尽力做到两种学科理论的贯通，尤其需要对地理学进行深层的理论透视，对文学与地理学的结合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从地理学中获得有生命力的理论资源。
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学理资源的借鉴，不仅需要系统、深入地学习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学科的主要思想、基本概念，并掌握它们的重要研究范式与方法，而且需要在此基础上，把学习和借鉴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理学学科体系。地理学中只要是对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思想都应该成为文学地理学吸收的对象。总之，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和借鉴地理学的各种关键学科思想与研究方法，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理解地理学带给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与广阔空间，还将使文学地理学超越文学的地理要素研究，成为真正具有文学和地理学双重学科品格的学术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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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新林。 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N]. 文艺报，2006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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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美]理查德·皮特。 现代地理学思想[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9]金克木。 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J]. 读书，1986,（ 4） .
[10]唐晓峰。 文化地理学释义[M].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