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白族批评家赵蕃的文学批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仿元遗山 <论诗绝句 >论滇诗六十首》（ 以下简称《仿诗》） 之中。在这组诗中，赵蕃使用“论诗诗”的批评文体，对上自汉代、下至晚清的85 位诗人及3 首无名氏的歌谣进行了纵向性地梳理和品评，并结合同时代的文学创作的状况，进行了广泛的横向联系和比较，其目光亦由滇地辐射至全国，展现了广阔的批评视野，他对批评方法的运用，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颇多创新，体现了自己的特色。
关于“论诗诗”的源头，章学诚有言：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1]559此处所引二句出自《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章氏虽未明言此二诗为“论诗诗”之源头，但从“启发实多”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诗经》中的这些诗句都是论诗体之“滥觞”.自《诗经》创“论诗诗”雏形之后，直至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出现，才标志着“论诗诗”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成立，其后遂被广泛使用。在汗牛充栋的论诗诗当中，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无疑是经典之一，并形成了诸多拟作，如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马长海《效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七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等，应是受这种氛围的影响，赵蕃创作了《仿诗》。与元氏相比，赵蕃的《仿诗》既有继承，又有自己的特色。
一、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 “历史批评”的三个维度
与元好问一样，赵蕃的《仿诗》也从诗史的角度出发，对滇地诗人及诗作进行品评，因其所选诗人、诗作代表了滇地不同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状况和成就，可以说，赵氏的《仿诗》实是一部“云南诗歌简史”.
1. 赵蕃对滇地诗人的历史考察和批评，没有停留于文学史一个方面，而是综合地体现在艺术史、文化史等方面。首先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品评诗人、诗作在滇地诗歌乃至全国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仿诗·其一》云： “西汉词章溯初祖”[2]1,不仅誉汉代盛览为云南诗歌的“初祖”,而且为云南作家文学的发展史，设定了一个起始坐标点。《其五十五》评戴家政，认为其凭借“宋格”诗风成为雄峙云南边陲的诗坛“奇男”,肯定戴家政在云南诗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另外，赵蕃并未局限于云南一隅的诗歌发展历史去品评滇地诗人，其眼界亦时时拓展至全国范围，并采取与古代、当代著名诗人、文士对比的方法，凸显滇地诗人在文坛的地位及其诗作的价值。如评杨一清道： “后先七子休腾踔，合与茶陵角两雄。”（ 《其十二》）[2]47盛赞杨氏之诗，即使是前后“七子”亦难比肩，其诗直可与开风气之先的李东阳相角逐。《其十六》针对“杨门六学士”的说法，做翻案文章，强调所谓的“杨门六学士”（ 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 ,虽与当时的文坛名士杨慎有诗文倡和，但并未拜其为师，六人的诗作与杨诗相比较，亦可见出未受杨氏影响，均有各自的“本色”.这种评论不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批评立场，表现出对六人诗作特色的关注和尊重，而且未因杨慎是文坛名士，就曲为攀附，体现出了对云南诗歌的高度自信，以及滇诗在中国诗歌史中所应有地位的自信。又《其二十一》称赏僧读彻的诗已经超越贯休、齐己等著名诗僧，达到“诗禅最上乘”[2]86,结合僧诗的发展史，给予读彻以极高的评价。这些评价都不再局限于云南一地，而是从一朝一代、特定创作群体，甚至整个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中，考察云南诗人的成就。
其次是从艺术史的角度，综合其文学成就品评滇地诗人。如评僧普荷道： “一种荒寒真率意，诗如其画画如人”（ 《其二十二》）[2]91,将普荷的诗、画同提。普荷曾师从董其昌学画，钱允湘评其画为“无声诗”（ 《滇南诗略》） .此处，据诗意揣测，赵蕃似乎认为其画作的水平更在诗作之上。《其三十二》用“蹋户求书銕限穿”[2]138这样形象又夸张的笔法，侧面称赞周于礼书法水平之高。据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所说，周氏“性耽吟咏，又嗜书法。为侍御时稍暇辄行琉璃厂书肆中，见有佳者，随时购之。”[3]
赵蘧称他“捐清俸，构文石，摩镌宋四家书，名《听雨楼法帖》……笔冢如山，求书家有铁门限之谣”（ 《滇南诗略》） .由此可见，周于礼研习书法用力之勤、功力之深，及其书法作品受欢迎之程度。另外，为了更为直观地说明这些诗人在艺术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以及他们所作贡献的重要性，赵蕃也采取了对比的手法。如评朱昂“若与南田论诗画，两家心印契传灯”,将其与同时代的著名画家、诗人恽寿平（ 号南田）相提并论，实是从艺术史的角度，给予朱昂以很高的评价（ 《其二十三》）[2]97.《其二十六》亦将张端亮的诗、书、画艺术的成就与唐代著名的“三绝”文士郑虔相比，认为“三绝名齐郑广文”[2]110.赵蕃通过对这些诗人艺术成就的介绍和强调，表明他们在云南，乃至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再次是从文化史角度，包括学术、文章、人才培养等方面，间或结合诗歌创作，品评诗人。如《其十一》评兰茂，就重点提到了他在音韵学上的成就，兰氏所著《声律发蒙》、《韵略易通》，不仅是音韵学研究的成果，还因其流布甚广，使兰茂在普及音韵学知识方面亦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三十六》评价师范道： “文献滇南此大宗，弇洲四部斗瑰雄。试登泰岱看东海，百宝光芒浴日红。”[2]158表赞师氏在文献整理和著述方面的巨大成就，认为可与“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相争雄。师范曾征引大量文献、辑著《滇系》四十册，其内容涵盖云南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物等方面，可说是一部有关云南的“小百科全书”,除此之外，还有《南诏征信录》三卷，诗文集多部。其著述之丰宏，学识之渊博，对文献的整理保存功绩之卓著，确乎可比埒王弇州。《其四十六》在指出刘大绅诗作平实自然特点的同时，还提到了其经学成就，特别对刘大绅主讲五华书院期间，在传播中土文化、培植滇地人才方面发挥的巨大贡献予以赞扬。
2. 赵蕃的“历史批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如下三点创新之处。一是首次用论诗诗体，通过对不同时代代表性诗人（ 包括少数民族诗人） 、诗作的评价，对云南诗歌做了一次“通史式”的梳理和评价。在赵蕃之前，有关云南诗人诗作的评价，主要见于四类文献，第一类是诗歌总集，如袁文典《滇南诗略》、陈荣昌《滇诗拾遗》等中辑录的序跋、诗人小传和大量的点评。第二类是作家文集，如木公《雪山庚子稿》、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等中有关诗歌的序跋内容。第三类是诗话，如师范《荫椿书屋诗话》、王宝书《味灯诗话》等中对云南诗人的品评等。第四类是方志中的“艺文志”,如乾隆《丽江府志》、光绪《永昌府志》等地方志以及像师范《滇系》这样的志书中辑录的文集序跋，或者诗作中有关批评的内容。这些批评文字数量虽多，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多局限于对个别诗人、诗作的评价。另外，囿于时代的原因，对于清后期的诗人，很多文献都无法品评，而赵蕃身处清末民初，博览众家，识见高超，通过总体梳理和宏观考察①,他遴选了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以论诗诗的方式首次对云南诗歌发展史进行述评。
二是对滇地诗人的评价，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将诗人、诗作纳入整个云南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发展史当中，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较为客观准确地评价了滇地诗人的水平，及其诗作的价值。在此之前对相关诗人诗作的批评文字，有些因为视野所限仅局限于部分诗人，有些因为与被评人私交密切失之过谀。而赵蕃一方面通过对滇诗史的仔细梳理，挖掘出了一些过去被忽视的诗人，如《其四十一》评李鸿龄、施炯，将二人诗作比为滇诗中被遗失的“七尺珊瑚”,李、施二人皆为“布衣”,在赵氏之前少有人注意，清代的云南地方志和民国辑刻的《云南丛书》均未刊录二人的作品，而赵蕃不仅注意到二人诗作的价值，而且弥补了前人考察滇地诗歌发展史的遗漏。另一方面赵氏能结合诗史对诗人给予较准确的评价，上文中所举诸例均是如此。
三是对诗人的评价，并未限定在诗歌史的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艺术史、文化史领域，在“大文化史”的理念下，审视诗人的一生，选取最具代表性的（ 不一定是诗歌创作） 成就进行评述。这使得《仿诗》不仅是一部云南诗歌的简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云南艺术、云南文化的简史，而在此之前还没有类似的著述。赵蕃的这一创举不仅丰富了《仿诗》的内涵，提升了《仿诗》的文献价值，而且他对相关人物在云南艺术和文化发展中所作的贡献及其意义、价值的品评，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参考坐标。
二、论诗、论人： “知人论世”批评的两种倾向
赵蕃在《仿诗》中非常注重对于诗人生平、个性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的介绍和说明，但赵氏“知人论世”批评又体现出了自己特色，即除了“论诗”之外，还有很多“论人”之作。
1.《仿诗》中以“论诗”为主导倾向的“知人论世”批评。这种批评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的，即明确提出“文如其人”; 一种是隐性的，即没有在诗句中明确说出文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对前后语境的判读，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显性的批评如评僧普荷云： “儒衣僧帽无非寄，剩水残山哪是春！ 一种荒寒真率意，诗如其画画如人。”（ 《其二十二》）[2]91直言普荷之诗、画如其人一般，有一股荒寒真率之气。隐性的批评如《其十七》，先是点明木氏家族世代“敬慎”,归顺中央，主动接受汉文化熏陶，接着又指出其诗作秉持“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赵氏虽未明言木氏的“忠顺”、“向学”与其诗之间的关系，但读者一阅即知，正是由于木氏家族恭顺中央，并积极接受中土文化，其诗作才能显示出浓厚的儒家诗教意味。
2.《仿诗》以“论人”为主导倾向的批评。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是“论人不论诗”.具体来看，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借诗评人”,即借用所评诗人的诗作，利用其创作背景及所涉历史事件，引出对所评之人的介绍和评论，但对其诗却不加评论。在赵蕃之前的论诗诗，也有一些“借诗（ 作品） 评人”的例子，如钱谦益《与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八》云： “《和陶》近爱归 昌 世，也 是 风 流 澹 荡人。”[4]127借《和陶诗》说明归昌世具有类似陶渊明满腹才学又放荡不羁的个性。又龚自珍《舟中读陶诗三首》都是借陶诗来说明其个性特征，如《其一》诗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4]332以《咏荆轲》等诗为例，说明陶渊明并非全为淡泊世情之人，强调其个性中有刚强豪侠的一面。但可以看出，这些诗作虽有评人的内容，总体而言，仍与评诗相联系，而赵蕃“借诗评人”的特色在于诗只是为评人提供一个切入的角度，重点全在评人，与诗歌创作基本无关，如《其六》咏元大理总管段功与其妻高氏、阿 公主事，诗云： “两地悲吟一片云，龙池恨与雁门分。妇言可用何妨用，太息平章藐不闻。”[2]24借高氏《玉娇枝》词“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2]25和阿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2]26之句，引出创作这些作品的历史事件。赵蕃感慨两位妻子对于段功的一片深情，又悲叹段功因自恃功高、固执己见，导致不用妻言，终遭惨祸的结局，却完全没有对其诗作进行评论。《其八》亦借段功之女羌奴的诗作为引子，介绍其以“绣旗”勉励胞弟段宝谨记父仇之事，赞扬她虽是女儿之身，却为报仇而能忍辱负重，大有古“烈士”之风。《其三十》借孙髯《安阜园》的诗句和诗意，以追名逐利之徒终化尘埃为反衬，赞扬孙髯的逸世高才、不羁个性和安于贫困、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都是借所评之人的诗作为引子，引出与诗人生平、个性相关的事件，但只评其人，不评其诗。
一种是完全不涉及诗人的作品，仅凭对其生平、个性的介绍来评论其人。这种形式的论诗诗在赵蕃之前更是少见，有些类似于怀人诗、咏史诗，如《其十一》评兰茂，对其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如他在音韵学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帮助明朝兵部尚书王骥擘画征麓川的方略，并称赏他自甘淡泊、绝交权贵的品格，但对其作品却全然没有涉及。《其十四》通过对李元阳辞官隐居、闭门著述，以及与杨慎诗歌倡和，同游苍、洱经历的回顾，表达了对李氏淡泊名利、潜心学术、重视友情等个性特征的赞颂，亦完全没有谈及其诗歌。《其五十二》论黄琮，谈到他辑纂《滇诗嗣音集》和主讲五华书院时培养人才的功绩，并将重点放在对其人的评价上，提出虽然对其人的品评毁誉参半，但“易名两字最持平”[2]261.所谓“易名”,即指黄琮被赐谥号“文洁”.黄琮值云南发生“回乱”之际，虽已辞官回乡，但仍积极参与平乱，最后以身殉职，并遗疏入都，才获“特恩”,赐谥“文洁”,其中“文”主要因为黄琮是翰林院出身，“洁”则正是对其忠贞高洁品格的肯定.可见，清廷对其人是高度肯定的。赵氏特引此事，也是意在表彰黄琮其人，而未论其诗。
3. 赵蕃以“论人”为主导倾向的论诗诗的创新意义。虽然以传统文体学的“正变”观来看属于“变体”,不免遭人非议，但是他的这种创新至少有两点意义，首先是拓展了论诗诗的评论空间、丰富了论诗诗的文体功能，将论诗诗的重点由“评诗”转向“论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走出了就诗论诗的窠臼。而且就文学批评本身而言，要想对诗作有公正的评价，也需要对诗人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其诗歌创作之外生活的了解。因此，赵氏的论诗诗有些越过了文体的“红线”,但给后世研究相关诗人诗作提供了珍贵的“外围材料”和新的角度。其次是凸显了《仿诗》的历史线索，强化了《仿诗》的历史感。上文已提及，这组诗被认为是云南诗歌的简史，因此，在诗歌内容中更多地加入对诗人历史活动、贡献及其地位的描述和评论，可以使贯穿《仿诗》的那条纵向的“历史红线”更加明显，将赵蕃对不同历史时期诗人个体的评述串连起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云南诗歌发展史的评述。赵氏之前的论诗诗也多有依时间顺序评论诗人诗作者，但因为多将焦点聚集于诗歌本身，缺少对历史背景及与诗人相关历史事件的评述，使其很少能够像《仿诗》这样具备强烈的历史感。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仿诗》以论人为主导，也与其评论的对象多是地方性诗人，而非古代的经典诗人或当时的文豪巨擘有关。对于这些诗人，如果单论其诗，显然难以与古今的诗坛大家相比埒，因此需要从其身上寻找其他的闪光点，以弥补其诗作的不足。而且对这些“非经典性”诗人生平的介绍，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人，并进而领悟其诗。
三、引用、化用与创造： “意象化批评”的三种形式
所谓“意象化批评”,即用“意象”而非“理论”解诗。因为论诗诗以绝句为主，篇幅短小，要求以极精炼的语言将诗作的核心特色展现出来，或将主要问题剖析清楚，因此，纯粹说理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使用内涵丰富、具体生动的“意象”,则往往事半功倍。
论诗诗使用意象说诗、解诗，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直接引用、巧妙化用、创造意象。赵蕃《仿诗》的“意象化批评”也使用这三种形式，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展现出了自己的特色。
1. 直接引用。直接引用诗句解诗、评诗，被引之作往往是诗人的代表作，批评家以诗句中的“意象”为证，说明、评论诗人的诗风，相当于“举例说明”,有较好的说服力，因此这种形式也为批评家所乐用，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十四》引秦观《春雨》诗中“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之句[4]84,以此“意象”证明少游之诗是柔弱纤丽的“女郎诗”.
这种直接引用在赵蕃的《仿诗》中亦有其例，如《其三》“’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还青。‘采风先录杨君句，已觉唐音宛可听。”为体现杨奇鲲诗作清新天然的特点，就直接引用了杨氏《途中诗》“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还青”[2]10二句，以其诗中的典型意象来说明其诗的特征。杨氏的诗作确实具有唐诗中清新恬淡一派的特点，尤其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有神似之处，即使放在中土的唐诗之中，也是上乘之作。赵蕃“先录杨君句”,也是因为杨氏之诗在南诏、乃至整个云南诗史上较早也最为杰出。
2. 巧妙化用。将诸多诗作中的典型意象进行整合、提炼，并以此来概括、总结被评诗人诗风的特征。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化用郭璞《游仙》中“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4]10之句，形容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形式之作。钱谦益《与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十三》特拈出范景文、杨补诗句中的“扫花”、“删竹”、“食叶”、“游鱼”诸典型意象，称赏其清雅自然的诗风。相比于前人，赵蕃化用意象的特色有二： 首先体现在他能够将诗人的代表性意象完全融入自己的论诗诗当中，而丝毫不见评论的痕迹，即以论诗诗本身的风格特色来说明所评诗人的风格特色，类于拟作。如《其九》评僧天祥诗云： “煮酒香浮小瓮花，野人篱落夕阳斜。秋风一听榆城角，行脚无端亦忆家。”[2]37其中，“煮酒香浮小瓮花，野人篱落夕阳斜”的意象源自天祥《过果苴浪》中“野花零落斜阳淡，隔涧人家煮酒香”一联，“秋风一听榆城角，行脚无端亦忆家”的意象源自《榆城听角》中“恨煞楪榆城上角，晓来吹入《小梅花》”一联。赵蕃将原作之句提炼、变化，融成一首绝句，诗中未从提及天祥，更未有一个评论文字，却通过对僧天祥诗中典型性意象的再现，使其评论之诗处处散发出天祥诗作自然清丽的诗味，形象说明了天祥诗作的独特魅力，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其次，赵蕃化用意象的特色还体现在他于化用之中还有创新，即不仅仅是对原诗作意象进行提炼、变化，还会对这些意象进行丰富、拓展，形成对原作的“二次创作”.如《三十八》评龚锡瑞诗云： “江水生愁看鬃斑，月中饮马看刀环”[2]168,在借取龚氏《拟古从军行二首·其一》中“饮马长江休照影，恐惊霜雪上头颅”的意象之外，还通过联想、想象，创造性地在这一意象中加入了“看刀环”的动作，使得这个壮心不已的军士形象更加传神，同时也生动地传达了龚氏边塞诗雄壮之中富蕴沧桑的风格特征。另外，这种创造性地化用，也说明赵蕃在评论之时，并未站在诗外，而是深入到诗作意境和诗人内心之中，真正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创造意象，即根据诗人生平、个性和诗作的特征，由批评家自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意象，并以此来评诗、评人。如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二十三》以“啸台鸾凤独悠然”[4]185这一意象形容高叔嗣高古淡泊之风。严虞惇《偶题四绝句·其四》以“拾得残膏倚市门”[4]210批评西昆末学刻意摹拟李商隐，钻营偶对、卖弄辞采，却只具其形、未得其神的肤浅诗风。《仿诗》中对创造意象手法的运用，亦是赵蕃评诗的一大特色，具体而言可分三种情况： 一是结合诗人的生平、个性，加以想象性的发挥，构造典型场景，来表现诗人风采、品评其诗作。如《其十》评郭文，赵蕃就结合郭文的隐士身份、买舟滇池的故事及其具有代表性质的竹枝词创作等诸种元素，创造出“万倾滇池一渔艇，月明高唱竹枝歌”[2]40的意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郭文纵情山水、恬淡宁静的隐士之风，并暗含对其诗作率真自然特征的肯定。《其二十六》中，假想张端亮于三层高阁之上弹奏《松风曲》，以这种孤高清雅的形象和意境，赞扬张氏忠直的人格与高洁的诗风。二是利用诗人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意象，加以创造性发挥。如《其二十四》评徐崇岳，因徐诗多以石为主题，赵蕃由此横生想象，认为徐崇岳读书于高台之上，日日与石为伴、以石入诗，其灵魂可能已经化作石头，并由此创造出“精灵化石”的意象。这种纯粹创造出的意象，不仅生动展现了徐氏的隐士风范，而且也点出其诗作以咏石为主题的特征。三是根据作品集的名称，加以创造性想象，如《其二十》因陈佐才诗诗集名为《天叫集》，兼之其诗风豪迈，遂用“壮士嘂天”的意象来形容其诗、其人。《其三十五》因严烺、严廷中父子诗集分为《红茗山房诗集》、《红蕉馆吟诗存》，赵蕃以“开残红苟发红蕉”[2]153形容其父子相继，闻名诗坛的盛事。《其五十一》因戴絅孙《味雪斋诗文钞》之名及其诗闲雅之风，创造出“官闲味雪”的意象，强调了戴氏及其诗作的突出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批评方法，赵蕃往往综合用之，如《其三十一》评张汉，就既强调他作为唯一的“词科”人才，在滇地文化史上的地位，又称赞他的显宦生涯，及其对诗作的影响，还用“山阴佳酿”这样的意象形容其诗作。总之，赵蕃的《仿诗》运用“历史批评”、“知人论世”、“意象化批评”的方法，对云南诗人、诗歌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梳理和品评，在三个批评方法的使用上体现了自己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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