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他理解的局限性，用自我的方式来理解和表述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所谓的“意义”都完全基于不同的理解。在文学和文艺评论中，有谁能说他对于文本的解读是彻底正确的? 每一位评论家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诠释文本，建立自己的理论。同时，他们反对甚至攻击他人的解读，以维护其在特定领域的权威。
但他们是否意识到，在攻击他人的理论时，其自身的解读就不是彻头彻尾的误读? 误读并不是评论家们的专利，作者和普通的读者也难以逃脱。Harold Bloom 就曾大胆地宣言“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在很多文学理论中我们都能寻到误读理论的踪迹。尽管评论家们对于如何研究文本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也难免在为误读添砖加瓦。
一
误读，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在阅读、理解或判断时出现的差错，但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具有更广泛的含义。误读理论的概念最初由一些美国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他们包括 Paul da Man、J． Hillis Miller、Gesffrey Hartam 和 Harold Bloom。他们的作品大多基于 Derrida 和 Barth 的解构理论。
“耶鲁四贤”就曾宣称阅读就是误解，误读既是写作，写作等于误读。误读的感念可以从阅读理论和写作理论两方面来分析。在提到误读理论的本源时，有两位理论家不能忽视，一位是瑞士语言学家 Saussure，另一位是法国哲学家 Derrida。Saussure 摆脱了以共时法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传统，开创了以历时法研究语言的新局面，并发现了在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他指出任何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文字的语音和书写的痕迹，后者是指词的含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并不固定一致。意义就在符号的互异性中产生，也就是说，言语的意义并不直接对应客观现实。语言是一种独立的系统，意义并不是由说话者决定，而是由整个语言系统说了算。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怀疑，能指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传达现实的含义，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能指掌握真正的所指。也许这样的怀疑直接导致了对由一系列能指所组成的文本的误读。
Derrida 作为一名解构主义理论家，他提出了“延异”的概念。“延异”一词的发明是为了传达符号间本质的差别，即有“差异( differ) ”又有“延迟( defer) ”的意思［1］。“差异”是个空间概念: The sign emerges from asystem of differences which are spaced out with-in the system． 而“延迟”是时间概念: Signifiersenforce an endless postponement of 'pres-ence‘． Derrida 认为语言是一个具有极端形式的差异系统。任何能指都在与所有其他能指的差异中承担所指的内容。换句话说，符号自身就包含了其它所有符号的痕迹( “所指”的散播) ，而它的含义也就来自于这些痕迹的自由组合，因此很难将他们确定。同时表达活动总是包含着延迟的沉默，一些所指的不在场，使得意义被延迟。Derrida 认为在写作和理解的过程中没有完全的所指，符号只是一系列没有所指的能指，因此，能指所形成的是不确定的意义，或许我们只能称之为释义的过程。意义的不在场，使我们只能拥有一个释义的过程，而非意义本身［2］。
Saussure 和 Derrida 都否定了能指和所指间的对应关系。语言这种任意的特点使得误读无法避免。语言的局限性导致不能完整的表达思想。在落实到文字之前，作者的意图已经被异化和扭曲。而读者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接受的只能是作者的谬误。
误读同时也由修辞( rhetoric) 的二重性产生。阅读是一种特定的揭示: 它不仅揭示真实，也暴露谬误。而修辞的古意是指说服的艺术。De Man 非常关注在修辞论述中的比喻( tropes) 理论。“比喻”能够使作者指此而言它; “暗喻”可以用一个符号替换另一个; 而“转喻”又能将符号链中的某个符号的意义转变为另一个符号的含义。比喻遍及语言，又具有动摇逻辑的力量，因此比喻否定了语言直接指示功能存在的可能性。De Man表示，正如批评的洞察力源自批评的盲目，所以明确的批判性反思的段落或文学文本中的专题性陈述似乎依赖于对段落中比喻使用的抑制。De Man 也认为是语言和比喻的效果阻止了对现实的直接表述。语言本身的比喻意味着使其不具有直接的指示和表达的意义，故而不存在原始的非比喻性语言，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示功能总是被比喻所污染。如果我们将这个观点用于评论就必然会发现阅读逃不开误读的命运，因为比喻必然会渗透到评论和文学文本之中。写作和评论性写作基本上符合我们称之为“寓言”的文学形象，它是一个符号序列，试图远站于另一个符号序列之外寻求它的位置。
文本是修辞虚构的产物。文本的语言具有虚构和修辞的特质，两者都带有不确定、不真实，甚至是欺骗的性质，因此文本和语言的修辞不可能是真实的显示，只能是谬误，而虚构和修辞的特质也并不会减弱文本的文学功能。De Man 同时认为一个文本如果排斥或拒绝误读，那它必然会丧失它的文学功能，一个文本应该允许和鼓励误读。
解构主义理论家们给予互文性极大的关注。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不是由单一作者独立完成的一个闭合的实体，而是吸收和重创了其它的文本。用 Krestiva 的话说，文本是一幅引文的马赛克画。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的，存在于互文产品的序列中，与以前和以后的文本具有紧密的联系。没有一个文本是独立完成的。在 Bloom 的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和 A Map of Misreading 中，他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互文文本，都是基于其它文本的。
它们间的关系存在于“误解”( “误解”应该包括误读、误会、误释) ，因此，他也认为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阅读不能显示内在的客观含义。互文性导致文本内含义的泛滥，当其它文本被带入一个新文本中时，它们自身所涵盖的意义也被同时携入到新文本中。在小说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被借用的材料，例如古代故事、历时文献、民间传奇，甚至时事新闻。
这些文本或材料都具有各自的意义，当它们被带入新文本时，仍旧发挥着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故而新文本就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意义。由于存在不同的意义，因此读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或方法进入文本并形成对文本的个人解读。同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中的一个解读比另一个解读要更加出色。读者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的解读，也不可能有足够能力作出明智的选择。文本中所含的大量不一致的解读使读者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而这个两难境地就是有文本中意义的泛滥所造成的，因此，读者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解读。而每一个解读又总是既揭示又隐藏了文本真实合理解读的缺失。
由于语言和修辞的不确定性，以及文本自身的特质，使其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同时在不断的解构中，最终成为一个属差的杂合体。
二
误读可以分为三种: 作者误读自己的文本，评论家误读作者的文本和一般读者误读他人的文本。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在阅读历史文本时，更容易产生误读。
在精神分析评论中，学者们用精神分析的原理证实了阅读过程和文学反应之间的原动力。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阅读的乐趣得之于文学文本将读者无意识的意愿和恐惧转变为可接受的文化性的事物。文本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了一个实施共谋的合适场所，两者深陷于对文本不可救药的错觉中。Norman N．Holland 发展了精神分析理论。他对阅读过程投入了很大的关注，他从不认为文本是一个可以从读者那里得到保护效果的稳定的实体。Holland 把读者的功能放在显着的位置，并提出了交易理论来解释读者和文本间的关系。根据其解释，整个阅读交易可以被分成四个步骤，即读者初次遇到文本( 充满期望的等待) ; 选择一个可以被带入文本的欲求;在文本中获得该欲求的回应( 一种典型的错觉) ; 将此欲求释为该文本的主旨。Holland指出在读者自由联想和他们的个人相似主题( 包括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 间有紧密的关系。他也认为在读者阅读时，他们往往将从生活中所获得的个人心理体验消融在所读的文本中。这样，他们会在文本中无意识的建立起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然存在。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显然是他们自身恐惧、需求和欲望反射的产物。因此文本到底说了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文本中是否回应了他们的欲求。
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指出文本的含义并不是它自己产生的，而是产生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文学文本中充满着需要读者去填补的空白。读者也毫不客气的将他们的联想去填补这些空白，所以当他们在阅读一个新的文本时，他们必然将其头脑中早已存在的文本带入到新文本中。先前所存的文本或许互相抵触，但无论这些前文本有多么的不同，它们构成了读者的个人知识。读者已有的知识通常来自于先前的阅读、个人生活经历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共识。HansＲobert Jauss 借用了自然科学中“规范形式”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同一时代的读者对于文学会形成相似的观点。Jauss 认为读者的阅读或者作者的写作都受到共识( 或规范形式) 以及同时代文学规范的制约当然这些共识包括对于文学本身的看法和文学的自身背景。正是基于这些共识，读者们形成其个人的期待版本，而期待版本又使他们在阅读新文本时带着事先形成的观念，所以广泛来讲，误读对于读者来说是难以避免的。MartinHeidegger 指出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纯客观事物是不存在的，对所有事物的认识必然和先念并肩而行，并受其深刻的影响，因为任何先念都是人思想的反映。同时人的思想又总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故而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是历史性的。Hans Geory Gadamer 发展了 Heidegger 的理论，强调历史条件对于读者的成型效果。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都被铭刻上了时代的历史痕迹，因为摆脱不了主观意志，人不可能以公正客观的视角去考察过去，因此，人们总是以有限的当代视角去审视历史。先念和历史条件的因素使人无法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
当我们在考察误读理论时，还得考虑到Foucault 的话语理论。Foucault 认为话语( 尤其是强势话语) 在不断的塑造和再塑造我们的思想。话语以外无物可存，话语以外事物也不具有任何意义。事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是真实的，才具有意义。每一个时期，话语都产生一系列主客观的认知模式，它们因时而异，彼此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生活在话语中的人，其思想受到话语的控制，所以在阅读任何文本时，必然会为话语而影响，正因为如此，只有当文本的内容和含义与时代的话语相一致时，它才可能为人所接受，那如何来阅读古人的文本呢?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话语和语境，现代人可以用现在的话语去理解古人的文本吗? 在对于世界和社会现象方面的理解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定然存在巨大的差别，所以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在阅读古人的文本时误读也就在所难免了。Foucault 也指出话语意味着力量，强势话语对整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为了维护其权威，有意识的误读一些文本也是常有的事，而文本中的不同声音被扭曲和误读来迎合强势话语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同一条新闻会有不同的版本。
三
误读也可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如果误读不仅是指在阅读中出现错误，也是读者和作者无法回避或者无法复原文本真实意义的行为，那么误读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Harold Bloom 认为，从第一位真正的“独立”诗人 Milton 以来，诗人们意识到他们遭受了“迟来”的困顿: 他们害怕他们的诗歌教父已经使用完了所有可获得的灵感。他们经历着俄狄浦斯的仇恨和颠覆父权的极度渴望，这种对于反抗精神的抑制激发了各种防卫策略的兴起。没有一首诗歌是孤立的，它总是存在于与其它诗歌的联系中。为了继续这种被延误的写作，诗人们必须奔赴灵魂的战场，去赢得一份自我的联想空间，这就意味着以“误读”大师来创建新的释义，这种“诗意的玩忽职守”为诗人们创造了所需的空间来传达他们自我真实的灵感。失去了对前人文本意义的反抗性歪曲，传统必将扼杀所有的创造力。“每一个诗人都在为创造性的误读他们的前人而奋斗! ”( Harold Bloom)从 Bloom 的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误读的创造性力量，这不仅针对诗歌作者，也包括其它文本的作者在内。如果一个作者想要创造新的事物，而不是对于前人亦步亦趋，那他就应该以崭新的方式来阅读前人的文本，找到突破口，并以此为契机来创造自我的写作空间。或许，误读对于作者来说是将前人的影响降到最低的最佳方法。文学创作也几乎是基于对前人文本的误读和扭曲。无论怎样艰难的尝试，作者不可能跳出历史和传统的牢笼，唯有对前人文本的误读和扭曲，或许才能达到其创作的成功。
误读作为创造性行为，它可以产生“灵感”，给我们带来创造性思考，得出具有创造性的批评。越是误读越能创造; 误读得越深创造力也越强。评论性写作也如同文学写作一样，具有误读的性质，批评作为对文本的近距离考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文本的“误读地图”。因而，只有基于误读评论家们才能为考察文本拓展的空间，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并揭示文本的不同含义。对于评论家来说，误读并非坏事，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批评需要误读。
参考文献
［1］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211．
［2］陈晓明． 德里达的底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