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先秦，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忧患意识自古就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古人的忧患意识。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忧患意识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
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指导下不断进行探索创新，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2]“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3]可以断定。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古自今延绵不息。何谓“忧患意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4]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5]，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粗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6]，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地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7]。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还是在盛世，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上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中的意识体现，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体现的杰出代表，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同时又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基本精神受先秦诸子忧患观的影响，在屈原时形成，但是在忧世、忧民、忧天下方面的体现有所不足。继屈原后，忧患意识逐渐发展，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较之前都有了一定的超越，特别是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能与唐宋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基本矛盾体现日益明显有一定的关联。虽然唐代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出世入禅寺，远离朝廷、远离政治，但还是涌现出了不少像杜甫那样的佼佼者。他们把古代忧患意识升华到忧黎元、忧祖国、忧乾坤的新高度。到了宋代，“忧患”更是直指“天下”。
此时，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逐渐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将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推进到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将此前以屈原为代表的表现忠君爱国思想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忧患意识在范仲淹小时候便已根植于他的思想深处。范仲淹小时候曾在洞庭湖畔求学多年，学习非常勤奋刻苦，饱读儒家学说，笃守孔孟之道，深受始自屈原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楚风湘韵文化的熏陶。范仲淹少年时代家庭不幸，饱受苦难，忧思深远，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比较了解，这为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生活来源。
范仲淹在青年时代读书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忧患意识，他自称自己出处穷困，忧思深远，要向颜回学习，不以贫穷为忧，而以刻苦学习为乐，以天下为忧。
从27岁成为朝廷命官开始，范仲淹便始终恪尽职守，忠君为民，心忧天下。但人心叵测，仕途险恶，他三次犯颜直谏，却三次被贬谪。即便如此，他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多次上谏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当地方官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只要有利社稷，虽身处逆境也不会钳口不言，始终以救民疾、分国忧为己任。
范仲淹被贬邓州后，次年滕子京邀请其为重修的岳阳楼“作文以记之”。有感于自己不幸的政治遭遇，范仲淹欣然为之作记，并以此来抒发自己虽处逆境却不失忧国忧民之心的高洁之志，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范仲淹作《岳阳楼记》，倡导士人在面对各种境遇时应该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进而表露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与他“圣相贤君正弥纶，谏铮臣微敢殉身。
但得葵心常向月，何妨弩足未离尘”[8]的思想如出一辙，展现了他“进退皆忧”的志士形象。这些使他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一般人，升华为时时处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360余字的《岳阳楼记》，固然写得文情并茂，若没有范仲淹用其身体力行的一生，替该文作“注解”，恐怕也难震古烁今，流芳百世。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都心系国运，情牵民生，他的所作所为俱体现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进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忧民是忧国之本。范仲淹为士时，已有泽民之心，他曾发誓：“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9]，还表示要“上诚于君，下诚于民”，“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志”[10]。
范仲淹不是一个空头思想家，他一生立身行己，说到做到。天禧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官，沿海泰州、楚州、通州等地受海潮影响，常发水患，五谷不生，民不聊生。尽管救灾并非他的职责，但是他为此特上书建议重修海堤。在得到朝廷的赞同后，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复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修复工程，常到现场督工。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终于带领修堤大队修筑了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扞海堤，将海水挡在了堤外。后来人们感激范仲淹的功绩，把这条海堰叫做“范公堤”。
范仲淹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关心民瘼，兴利除弊，泽被一方。他在知苏州时遇暴雨成灾，千里沃野顿时成了水乡泽国，为疏浚河道，他多次跋涉于泥泞水潦之中；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今属河南）当官时，旱情严重，58岁的他亲率百姓凿井浇田，居然使这一年五谷丰登，家饶人足。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可见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心可昭日月。
其二，“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一生四次做京官，三次贬官。虽然屡屡被贬，范仲淹却不以自身沉浮为意，没有因此而停止关心百姓疾苦，他始终心系天下，以之为己任，忧国之忧。既去职任，他还劝导帝王“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将众同，乐与人共[11]。
天圣三年，监西溪盐仓的范仲淹就有《奏上时务书》，向皇太后和仁宗提出改革时务的意见。天圣五年，他再次上书执政言国家大事，在他的万言上书中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12]六项改革措施，其后范仲淹又相继提出了更多的改革措施，终于在庆历三年，范仲淹得以重任，实行庆历新政。这个时期是范仲淹在政治上的顶峰时期，他的这些改革措施恰恰也最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
天圣七年，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庆寿，范仲淹上谏书，力言此举有损皇帝威信，断不可实行。皇太后不悦，把范仲淹的奏疏交给大臣们讨论，而当时举荐范仲淹的晏殊很惊慌，害怕连累自己，便指责范仲淹哗众取宠。后来，范仲淹给晏殊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自己的俸禄与农民的辛苦收获对比，认为在其位不谋其事，就是百姓的害虫。他的这种为民着想的高度责任感，正是他的忧患意识所引发的，其境界之高，堪称古今官员的楷模。
范仲淹这种先忧后乐，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忧患意识的一个高度总结、一个闪亮标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促进了北宋具有浓重忧患意识的士风的形成，一度成为历史的强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