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学科研究领域最需要面对的不是知识的方面,而是问题意识。说出这样一个观点的依据在于,每当面临学生对于文学研究的困惑,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困惑源于知识的匮乏,而教师往往也是针对学生们的匮乏感,提出相关的参考资料。其实,学生的困惑往往不是想到了一个具体问题、产生了某个针对具体问题的困惑,而是面对着一个陌生的领域,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对该领域的事物、事情的描述和解释,有些是切入角度不同,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观点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感到茫然失措。在这种情形下,学生急切地希望教师给出一个权威性的引导,而教师也往往以为学生们就是需要这样的点拨。
其实这是一个误认!人文学科没有一套自然科学的公式,不能采用完全共同的方式来面对学科中的问题,所以不同的学者在面对基本相同的问题时,出现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在面对观点差异的时候,引导者应该是分析这些导致不同观点的原因,或者是视点、立场、方法、学科范式,等等,也分析各种观点可能的偏颇,而不是告知学生们一种标准答案式的解答。所以,至少对于文学研究这样一种人文知识的领域,寻找问题就是寻求一套进入学科门径的思路。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的学习主要是掌握计算工具,那么人文学科则主要是建立学科中的问题意识。
一、文学研究中的实则文学之外的问题
文学研究已经是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在目前高校的学科建制中,分置了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大类直接关涉文学的一级学科,及其下自有一系列的二级学科。在这样一种体系化、体制化了的学科设置背景下,文学研究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已经相对成型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学研究就应该是对于文学的研究。如果说文学研究真正所关注的并非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某个对象,那么这就有些匪夷所思。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文学研究的经验对象本身是不是文学,而是在于文学是人为的产物,它的产生就是某个写作者写就的,而对于它的文学身份的认定也是人制定的,并不能是物理、化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可以有一个能够指认,甚至可以通过仪器仪表等超越人的主观性的检测工具来加以把握的对象。希利斯·米勒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开始于 17 世纪末,按《牛津英语词典》,‘文学’一词在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使用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只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这是更加晚近的。”
这一说明非常重要,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无论外延还是内涵都不同于古代时期,而且今天的文学的那一套规定性,完全可能在未来的时期受到根本性的改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学的观念,都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也许有些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在以后的若干时代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颂,但是后来者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新的解读。
在“文学”的共名下,可以有实际上不同的内涵。譬如可以有巫术作用的,傩戏傩舞是巫术性质的艺术,如果有文学涉足其中,那也就沾染了巫术气息。文学也可以是政治角度的,柏拉图关于文艺的存废问题的立场就基于政治考量,而现代以来所谓“国际歌”,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各个互不相识的同志之间的通行证,它相当于一种政治身份的标记。文学也可以是宗教意味的,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乐教、象教之说,而西方中世纪简直就是把文艺当成了它的婢女。
文学在康德的理论系统中代表了人性中对于纯美的追求,就如同人对于真实和道德的需求一致,真善美构成了人的精神内涵的不同方面,康德的思想除了具有哲学思考意义的深度以外,也代表了文艺复兴以后,知识分子欲图在话语层次构建一个超越社会权力系统的诉求。
而并没有多少思想家倡导,也没有社会统治权力的推动,文学在今天扮演了“商品”的角色,一般商品的广告宣传、包装乃至商品的时尚潮流等等,在文学领域也是一一呈现,它一般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对于文学政治因素的淡化,其实它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倒是对康德意义的文学的精神诉求的消解。在文学可以有多方面的特性的同时,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纠缠的状态,按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于文学的基本界定,文学的特点在于想象性,即一般的语言表达,着重于对于实有的状态进行描述、评价或陈述,而文学所提供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实际存有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之《师说》,它可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经典范文,作为论说文,它和想象没有什么关联,而它就是唐代文学的代表之一!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就其本身的性质是史著,历史著作以严格写实作为基本要求,可是《史记》也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将之喻为文学典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中的一些描写必然是想象的,如项羽与虞姬的“霸王别姬”的人物对话,即使在场的当事人也都已经离世,任何细节的重现都只能是写作时的想象。
如果单言文学的变化,多少还可以接受,毕竟世界上充满了变化,变化作为一种常态已经成为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认知,可是这里的文学的变化已经不是文学自身如何发生改变的问题,而是多年来人们所以为的文学作为文学所经历的基本路径的改变,也就是说以前认为文学不同于非文学的方面,文学赖以标志着自身独特性的方面,现在显得模糊了。麦克卢汉曾预言“: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要发现,我们时代的广告是日常生活最丰富、最忠实的反映,它们对一切活动领域的反映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时代。”
丹尼尔·贝尔则提出“,在当代社会,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麦克卢汉和丹尼尔·贝尔这两位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都提及广告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广告和文学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广告既然已经是全方位的介入到当代生活,而文学是所谓的人学,也是全方位的描写人的生活,因此在这里两者的交集就是必然的。在这种交集中,广告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学则日益边缘化,在此过程中,文学难说对广告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广告或者广告所裹挟着的一套文化生产的机制则对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固然可以说文学修辞对广告宣传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反躬自省,文学是否应该从广告的策划、广告的运行、广告的形象包装等方面来看到对文学的深远影响呢?在当今,纯粹文学的成就很难通过文学的固有尺度来达成,譬如小说如果只是以文字的方式来传达,往往在受众中的影响就有限,而改编为影视作品基本上才具有造成广泛影响的可能,这里影视的动作和画面表达是增强影响力的直接原因,而并非语言艺术的影视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的影响,可能从广告角度来看待就有所裨益。广告的力量并不是它所宣称的内容得到了消费者信服,而是它的反复表达,给人们的心理打下烙印;或者,它也力图在商品促销中唤起人们的无意识,在广告的宣传中往往自觉地运用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它不是一般的说服人采纳它的购物邀请,而是通过宣传手段把商品信息植入到人的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的影响力达成是不是也得要有所变革跟进,即不是一般所强调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提高,而是文学中的东西要吻合于受众的文化的心理的需求。假如这样来考虑文学问题,那么出发点是文学,可是所关注的已经不是通常理解的文学自身的问题。
文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指认的边界。关键的不是边界的划分,而是研究所围绕的核心,只要所探求的是从不同侧面围绕着这一中心的剖析、审视,那么在学理角度看都是可以的。
二、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与问题簇
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和如何提问有关。事实上,如何提问以形成学科的问题域、问题意识,这是形成学科、学派的重要标志。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认为作者在他的作品可以充当全能的上帝,作者的所思所感都可以尽情地在作品中不加掩饰地表露,这与在此之前的古典主义文学观认为作者应该要克制自己的个人意识的思想完全不同。也由于作者就是作品中的全知全能,研究文学也就只是需要研究作者如何思考如何表达的就可以了,如果还需要结合到时代、社会的一些方面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对作者产生了影响,属于作家研究中的时代、社会的背景,算是附加的成分。在浪漫主义文学观中,根本不会考虑文学的出版、发行、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对比,浪漫主义之前的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只是强调作者应该遵循社会规范下的理性,而对于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方面,则要求纳入到理性可以控制的范围,在情感的取向上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在情感强度上要设限,需要不至于让人头脑发热。古典主义文学观把文学看成了直接的思想 - 表达的关系,这种文学观不可能把后来的精神分析批评中的无意识的概念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不是说当时的认识还没有到这一段,而是它根本就不见容于古典主义关于理性作为文学核心的理路。
因此,在文学研究中,一个问题能否被提出、从什么角度提出,提出它的理论的期待等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因此,霍尔对于文化的组织功能说:“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这些被述说的材料不是以其本来的面貌呈现,而是按照叙述者的设想来表达的“,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张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这里霍尔是以图表作为说明的对象,一般来讲,图表是客观材料的展示,它是在材料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再根据人的需要来加以表现。所以图表的例子很能体现对象特征基础上的问题关注点。
论者想以图表中的地图作为一个例证来表明我的观点。在各种图表中,框架结构的图表相对说来还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因为那种列表可以选择性地列出一些方面,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的指标,就是说有一个提取列表因子的问题;而地图则不同,地图所列地虽然也可以有水文、高程、矿产分布等多个不同方面,但是至少地形地貌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它的准确性有客观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即使如此,在地图中也有人文心理的投射。在清朝乾隆时期,欧洲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印制出来了,而大清的依据古代方法绘制的地图则显示出错讹较多,尤其是地图的面积方面,图中的大小比例与现实的地理状况相比就失真,这样在测算距离的时候也就难以精准。在这种对比下,应该说欧洲人根据新的地理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应该得到采纳才合乎道理,可是大清的亚洲地图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即一部分采纳了新的地图的图形,而对于日本的地图,则仍然基本沿用旧法,这样就使得日本的面积显得比较大,大体上有大清面积的十分之一。这样一种地图表达出了清朝的一种心理,即日本相对于周边的越南等地还是更强大,不宜等闲视之为“蕞尔小国”,地图上的国土面积成为国力状况的形象化的体现。应该体现客观性的图表,其实也可以附加并非客观性的认定。
至于在地图上地面的标注就更有主观意图。诸在如定西、安西一类就是征服的标志,绥远、怀化、迪化一类也有近似的色彩,只不过湖南怀化在今天已经是腹地,大体上是久远年代时的残留痕迹。这些类别的地名在各国有不同情况的显现。在外国地名翻译上,则情感化的痕迹是可以看到的。如福柯所说“: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既是被控制的、受选择的、受组织的,又是根据一些秩序再分配的,其作用是防止它的权力和它的危险,把握不可测的事件。”
诚哉斯言。假如连地名的译名这种本来应该是中性的称谓也都可以染上情感好恶色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在人文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做到完全中立的态度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由于有着某些自觉的乃至于不自觉的主观态度的参与,就可能使得研究视野中的问题思考的方向发生改变!
在爱克曼辑录的歌德关于《浮士德》的创作谈中说:“对于诗人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
这里就是涉及到题材和主题之间的关系,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表达系统可以体现出不同的主题,而反之某一主题的表达,也可能采用不同的题材。作家创作对于题材的把握不只是写什么而更在于如何来写,从哪一个角度来写,这个道理同样也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的对于给定的文学的理解和思考,而且事实上研究中往往并不是给定一组材料,而是研究者自己选取他认为合适的材料,在研究过程中不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注,而且还包含了倾向。其中关注的一面是自觉的,而倾向的一面有可能并不自觉,当倾向的一面渗透到关注领域的时候,往往以为这种关注是理所当然,其实它有可能包含了的更多的成分是倾向性的内容而非认知性的元素。
这种思维中受到干扰的情况也可以见于我们的生活中。譬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说,他们不喜欢巴解组织———那是叙利亚的立场———但是在埃及,巴勒斯坦人每六个月就得重新申请居留权;在突尼斯,巴勒斯坦人即使有美国护照也不许入境”。由于历史上的阿以冲突,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巴以冲突,巴解组织作为与以色列的冲突方,当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处于和以色列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巴解组织作为与以色列斗争最前线的力量,按理应该获得其他阿拉伯政权的支持,可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和宗教理念的对立有关,而在同属阿拉伯世界的各方,则即使排除具体的教派分歧,也有现实中的利害的计较。阿以对立中形成的同盟关系,并不能直接纾解它们之间各自的利益冲突。在数学中,有着诸如结合交换律、关系传递律等化复杂为简单的基本律则,如三加二等于二加三,前后关系可以互换;x 大于 y,y 大于 z,则 x 大于 z,关系传递到了下一步,数学上的这种推导之所以不能沿用到现实关系,就在于数学所列的只是单一性质的状况,而现实中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关系交错的,在一个问题呈现某一状况时,同时也可能包含了另外的在数学那种的理想状态下根本就不予考虑的相反因素,因此,就不能建立一种普适性的、通用的规则、定律一类的把握工具。就是说,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面对问题时往往采取导入公式的运算,简单的问题采用简单的公式,复杂问题则采用复杂的公式,有时这些公式涉及到很精深、艰涩的数学,并且运算过程还需要大型计算机参与;而在文学研究等人文领域,则研究中不是这种情况,它根本就无从建立一套数学模型来加以演算,只能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来进行思考。
文学研究乃至更大范围的人文学术的研究,难以进行定律、公式形式的探究,一般是从对象的特性来加以阐明,这其实是一种误认。真正关键的是如何确立研究的范式。同样面对星空,星相学是从某一套哲学的、宗教的原理出发,对于星象或宇宙本原加以阐释,它可以拿出一整套的无法验证也无法证伪的理论系统;而在作为现代天文学的天体物理学,则每种假说都是在仪器观察作为材料,再进行数学推导来的。不同观点的相互辩驳几乎就是在公式的演算之中进行。在这里,面对的都是天文现象,不同的在于对其基本的把握方式有根本差异。
三、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的解答
文学研究的复杂性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这种复杂性主要不是因为文学如何复杂,而是因为文学是人为设定的概念,文学研究也是认为确定的范围和框架,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不是研究作为客观对象的文学如何,而是要表明什么东西是需要去思考,然后说明思考的方面、思考的结果,在这些关于思考的说明中,包含了主观情绪和立场,因此也就有对这些背景关系的合法性的证明或者部分的隐蔽,秘而不宣,在文学的言说中有着没有加以言说的文学之外的背景性内容。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还有着方法论角度所致的视角、视野,不同地面对文学的方式,哪怕是面对的对象同一,也会看到不同的文学的状貌。丹尼尔·贝尔提出“,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都在它们的论述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思想。……在《美国的民主》(引者注:托克维尔著)一书中,平等是说明美国社会中民主思想传播的中轴原理。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公司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对雷蒙德·阿伦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而工厂则是它的中轴结构。”
就是说,面对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上新的社会形态,思想家们用了不同的思考框架来加以界定,进一步也就有对于所思考的对象的不同的思考和结论。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把不同的文学研究者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动力是建构文学的秩序,即文学有若干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作家们所创作,各自的美学追求和思想倾向都会有出入,语言能力和语言特点也各不相同,在思考文学的时候,是把这些不同个体置于头脑中虚拟的整体中来把握的,因此也就是在整体秩序中来阐明所论对象的特点,并且考虑它在文学系列中的地位等方面。在研究中,理论上可以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纳入到研究中来加以言说,这就是研究体现的包容性;同时也需要把其中的佼佼者单列出来,作为文学的标杆。两个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矛盾的:前一方面是着眼于文学共性,后一方面则是要慧眼指陈优秀作品的突出特点,它是一般作品中鲜见的特质。因此,文学研究体现了一种矛盾的情形,往往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相关,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往往是针对经典性质的作品作家,可是如果仅是这样的话,文学研究的范围就比我们现在所见的范围狭窄得多,事实上,文学研究可能涵盖的范围包括研究者自己也认为并非经典的类别。这里除了有一些是批评家作为反面对象提出,以对比经典作品的伟大,更多地还是作为系统建构的材料而提出的对象。如一位美国的学者指出的,“文学的连续性对其伟大来说是实质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二流作家的作用就是保持这种连续性,提供一批子孙后代不一定阅读的作品,但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形成那些不断被阅读的作家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几何证明中的辅助线,辅助线并非构图的一部分,也不是证明过程完成之后还需要保留的东西,而是为了方便思考而进行的一种辅助工作,一旦证明完成它的使命也就结束,可以抹去。这里文学研究的“抹去”不是简单地将它销毁,而是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和阅读鉴赏中可以不予提及。
在文学研究中的对于作品秩序的建构,是整个文学秩序建构的一环。作为一种建构,也就是说在面对材料的过程中,也有对于材料的言说,是材料和对材料的阐释一起进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材料成为佐证文学研究观点的工具,而作为材料的那些作品,在当初作者创作时是否这样考虑的一般就不去追究。
所以艾略特提出“,我们在称赞一个诗人时,往往只着眼于他的作品中与别人最不同的诸方面。……反之,如果我们不抱这种偏见来研究一个诗人,我们就往往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而且其最独特的部分,都可能是已故的诗人,他的先辈们所强烈显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我指的不是易受影响的青年期,而是指完全成熟的时期”。艾略特所说的情况,其实就是现代以来的文学版权制度要求文学的原创性,虽然不能要求作品的所有方面都是作者自己独创,但是至少要有某一方面显示出不同于他人而且有价值的特点,于是文学批评就在独创性方面下了功夫,甚至是严重的拔高所谓的独创性。这种情形其实在古代并不多见,古代的文学批评比较倾向于发掘出新作对经典作品的传承。因此,在古代的批评和艾略特所说的现代批评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学科建构方面的差异。假如有同样的作品进入到这样的不同建构中,就会将其染上不同的色彩。文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些类似于显微镜的切片观察,切片事先经过染色处理。
应该说,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把文学研究带入到考察的视野中,有了这种问题意识才有思考文学的切入点和思考深度,缺乏问题意识则就会只是在文学的外围做出一些浅层次的扫描,或印象式的发表观感。
不过,也需要警惕行为所致的后果可能具有两面性。斯金纳说文学的研究中,“一个最大的危险在于时代误置(anachronism),我们发现某一位作者持有某种观点,而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就是后代从前代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而这种“看到”经常并不是直接体验到,而是由作品展开的联想才形成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作为一种文学联想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它的可贵在深层次上恰好就在于云和花并没有所谓的“想”的动作,这种修辞的拟人化使得人们在观看无生命的对象的时候,可以产生生命的联想,拓宽了看待对象的视野,也由此体验到了别一种情趣。而在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则就有另外的评价尺度,就是说,如果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自身具有的东西,就需要研究加以发现,如果是研究对象本身并不具备的方面,诸如上文云和花所谓的“想”,就不宜作为研讨的事情,除非是探讨创作与阅读中人对这种问题的关注。而在创作和阅读中有所谓的对象的“想”的情况下,这种拟人化的动作就已经是一个存在了,即一种心理的实际存在。
在文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和对问题的解答是相关的,但是也可以说有时其实并不完全就是要求得到解答,提出问题其实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和方向,所谓解答不过是为思考提供一个具体支点,如果解答使得问题的思路就完全堵死了,那么这种解答的意义就值得怀疑,或者反过来是检验出了提问的方式、方法有一些瑕疵。最初的文学研究是要追问文学作品体现了作者何种意谓,由此引发出文学创作的有关研究,接着有文学读者应该从作品中读出什么,于是有了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接下来还可以有各种不同角度对于文学的思考,在此过程中最终的答案是没有的,而且答案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而是寻求答案的过程是文学思考的一步步地展开,很大程度上这才是学术角度上的文学研究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