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学心理学兴起时，评论界展开了一场“向内转”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以鲁枢元1986年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为标志，当时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认为“向内转”会导致对传统文学批评关注的“客观社会生活”的忽视；后来鲁枢元开始生态批评的道路，如果按照人们普遍对生态批评的认识，生态批评是将文学与自然相连接，那么转向生态批评的鲁枢元就应该是由“向内转”到了“向外转”，事实上不能这样简单的下定论。
其实作家和批评家面对的世界无所谓内外，都是一个鲜活的整体，之所以会有“内转”、“外转”之分，是与当时特殊的背景有关。
八十年代鲁枢元之所以提出文学“向内转”，是因为当时的文学过分强调了“客观社会生活”，太关注政治因素，文学成为公共的传声筒，忽略了人的主体感受和价值，所以“向内转”可以看成是反抗个体被公共绑架的工具。后来鲁枢元转向生态批评，强调自然，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但此时的鲁枢元其实早已经抛开了内外之别，因为在他的生态批评实践中，既将自然引入了文学领域，又将精神和心灵引入了自然领域，不仅关注外在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也关注内在的精神生态。
生态批评看似将文学批评推向自然，是“向外”的，或者说更加侧重于“向外”，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向外扩展”的批评方式，其实生态批评是一种讲求“整体性”的批评方式，是“内外兼修”的。
一.生态批评的“外向性”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1990 年詹姆斯·汉斯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意味着从社会和地球的语境中考察文学（和其他艺术）。文学不是存在于它自己的与外界隔绝的领域里，因此将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制在文学性本身，就阻断了文学与其他系统的至关重要的联系，而正是那些联系把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表达结合起来。”
国内学者韦清琦认为：“生态批评不仅是严肃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彻底打开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批评的视阈曾几何时已经和文学以外的社会融合，现在又向自然敞开了。生态批评标志着文学研究已经不仅穿越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文学批评本应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处于不断对话的过程，生态批评正是在学术的前沿展示了这一特点。”
两位学者对生态批评的定义显示出了生态批评“外向性”的特点，这种“外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学科边界上来看，生态批评是生态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还会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具有学科上的开放性。现代学科的分工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性思维的产物，将知识分门别类的同时，也将人进行了某种“切分”。跨学科的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是一种对知识整体性的追求，也是对人本身完整性的追求。其次从生态批评的视阈来看，从文学内部转向社会和自然，扩宽了文学批评的语境。如果说过去的文学批评总是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文学性，看到的只是文学的一个侧面，那么生态批评就试图从纯粹的文学性中超脱出来，在一个更加综合的语境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文学。第三，从生态批评的效应来看。过去单一的批评语境，使文学效应也略显局限，缺乏了自然的维度。生态批评的“外向性”则使文学批评与社会、与自然相连接，使其更加关注外在的社会危机、自然危机。
生态批评的“外向性”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即把生态批评当成是生态学和文学批评的简单相加。生态批评将文学批评与生态学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形式向、内容上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契合。生态学是一门注重生态整体性的学科，这和文学批评的精神旨归是一致的，好的文学批评也应该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生态批评不是简单的套用生态学的术语、方法、数据，而是在观念上、思想上接受生态学的启发，正如王诺所说：“生态批评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他吸取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等。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生态学，而是来自生态哲学。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哲学思想，主要是生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学批评。”
二.生态批评的“内向性”
生态批评的外向性，把自然引入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对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推向了对自然、对生态、甚至对整个宇宙的责任，关注社会危机、自然危机，使文学批评赢得了外在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生态批评其实也有一个极为广阔的内在空间，即把精神和心灵引入自然，关注精神生态，关注生态心理，关注精神危机。
精神生态的提出是对“生态”内涵的扩展，“生态”如果从单纯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其片面的定义为“自然生态”，但鲁枢元则将“生态”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认为“生态”不仅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有“精神生态”。提出“自然生态”，因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自然缺席了，这可以说是“外”，提出“精神生态”，因为在生态批评中精神缺席了，这可以说是“内”。
对“生态”内涵的扩展，也引发了“生态危机”内涵的扩展。鲁枢元认为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也同样发生在精神领域。他甚至更进一步地认为自然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源在精神危机，解救精神危机才能从根本上解救生态危机。所以生态批评应该在关注生物圈的时候关注人的精神圈，关注环境污染的时候关注人的精神污染，关注生理疾病的时候关注人的“精神病症”。
要了解人的精神生态，疗救人的精神病症，解救当下的生态危机，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心理机制，所以生态批评还必须向人的内心扩展，了解生态心理，这就涉及到生态心理学。
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灵和人的肉体一样也是自然运演的结果，心灵在自然界中栉风沐雨，进化演变，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划分出人、自然、精神往往只是语言的叙述之便，或者说是人类语言叙述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质上的分离。所以生态心理学家罗杰克说“那种将我们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友好地联系起来的心理，比那种将我们同社会上的另一个人联系起来的心理更为必须。”
罗伯特·格林韦则说：“生态心理学是为了寻找一种话语来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一个工具，使我们更好的了解这种关系，诊断这种关系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诊治问题的方法”。
精神生态、生态心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要找到人与自然在心灵层面的联系，找到人的心灵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关系。所以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不仅是向外扩展，将文学批评与自然连接起来，也应该向内开拓，将人的精神与自然连接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人与自然长久以来的分界，将地球的需要与人的需要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化解人的精神危机，才能最终化解生态危机。
三.内外兼修，浑然一体
生态批评的“外向性”，关注文学与社会、与自然的联系，关注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生态批评的“内向性”，关注精神危机，关注生态心理。如果只关注生态批评的“外向性”，那么这种批评就只能在外围打转，缺乏了心灵的维度和内在的深度，只会让生态批评变得单薄无力，无法触及人心；如果只关注“内向性”，沉浸在文学的精神层面，又成了闭门造车，无法发挥现实的效用。所以“内外兼修”才能将文学、文学批评的效应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内”与“外”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福祸相倚，内外相依。所以生态批评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不去割裂什么，也不去掩藏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批评者的眼光修复有意的分裂，发觉一些被压抑、掩藏、遗忘的东西，让不完整变为完整，这才是将自然引入文学，又将精神和心灵引入自然，让生态批评“内外兼修”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