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学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正统”观念兴起于马克思身后的那个权威缺场的时代，并力图通过对经典理论的权威解读来弥补这一权威的缺场。然而，在后权威时代树立经典解读的权威绝非易事，事实是，自马克思去世之后，有关其文本如何解读的问题便一直争议纷起，这种争议是如此激烈，又是如此影响深远，以至于剑桥学者德鲁·米尔恩明确提出: “解读马克思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是极端重要的”［1］( P18)，“关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是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 P19)。
不过，也正是在上述争议中，“正统”观念所竭力营造的经典解读权威性，如同希腊神话中造成众神不和的那个苹果，对它的争夺构成了一个持久话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甚至也因之改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历史就存在于“正统”地解读马克思文本以及挑战此“正统”、进而建立相关解读新的可能性的斗争之中。鉴于“正统”观念在马克思文本解读史上的枢纽地位，重审这一观念并揭开其复杂的历史面相，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并非一个严整的理论流派，从历史角度审视，它既包括作为马克思理论权威阐释者的恩格斯及马恩早期追随者的文学论说，同时也涵盖了十月革命前后形成的列宁文论，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苏联模式”。
将上述这些内容不尽一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连接起来的，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文学观点，毋宁说是一种文本解读观念———对马克思文本解读权威性的自我认可。正如英国学者拉兹所指出的，“正统”分为现实与理论两种，但无论哪一种，权威性都是其本质属性，唯一不同的是，作为现实权威的“正统”直接诉诸于某种强制力，作为理论权威的“正统”则首先诉诸于经典传承的合法性理由。
而以拉兹的观点反思史上“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就不难发现，其经典解读权威性背后的合法性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解读对象的文本忠实性。在一些学者看来，“正统”即可谓血脉纯正，而判断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否血脉纯正的最直接的依据便是马克思文本，因此只要保证经典解读在文本对象上的自足性，即能保证解读成果的合法性。早在 19 世纪末，恩格斯便曾指出，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首先要在利用着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着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着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 P29 ～30)。恩格斯这一忠告对后世学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得后世学者坚信: 经过严密考证的马克思文本是马克思思想传承最有力的根据，理论解读只有最终准确返归经典文1逻辑结果。
然而，从历史角度看，“正统”理论家对马克思文本自足性的维护也并非以文本为限从而画地为牢。美国学者查德·沃克便曾指出: “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原着精神和原始文本”，而在马克思尚未言及的领域，则可以“对马克思未完成的计划做明智审慎的重述和扩展” ［3］( P50)。事实上，这种重述与扩展在文论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鉴于马克思的文艺论说大多散见于其各式着述之中，对这种理论文本的形式有限性的弥补，势必要求后世理论家重述这些散见，使之系统化，由此获得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整体视野。另一方面，鉴于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属性，有必要对马克思文学观点做出扩展，使其适应新的历史语境与现实需求。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生成，尤其是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正是围绕重述与扩展两项工作展开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坚守自足解读的“正统”理论家看来，上述重述与扩展仍需审慎地以马克思文本为依据，由于过于强调对马克思思想的“接着说”，这便杜绝了通过外求索缘，进而对马克思观点所做的必要修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在其《“正统”的概念》一文中便曾描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味着理论生长的一切基本要素均无需 反 身 他 求，“不 需 要 来 自 异 己 源 泉 的 支持” ［4］( P223)。
第二，解读方式的规范性。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有关文学论说的文本特点，不但给后世理论家平添了重述与扩展的艰巨任务，同时也带来了因此重述和扩展而造成的经典解读的主观化风险，里夫希茨便曾指出: 马克思有关文学的评述“如同格言一般深刻而重要，也像一切格言一样，可以随意地加以解释” ［5］( P52)。
也正是基于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但通过文本，同时也借助无人格的规范来确认其经典解读的合法性地位。从历史上看，这种规范来自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导言》等思想趋于成熟的马克思文本，并具体体现为这些文本所透射出的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则与观点，而在这些原则与观点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把物质基础作为真正现实存在的唯物主义论述。由此论述派生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模式是多样的，但其主要模式不外两种: 一种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着重在唯物史观的烛照下，于马克思社会构型学说中确认文学艺术的位置、特征与功能; 另一种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列宁那里，着重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框架下对文学能动反映机制的分析。而无论是上述“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哪种模式，均主张在决定、反作用以及辩证统一的逻辑构架统摄下，突出物质现实之于艺术活动的基础性作用，并将其看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上的“绝对命令”。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所谓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做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6］( P188)
第三，解读成果的科学性。在“正统”理论家看来，马克思理论的内质在于科学性，科学性是马克思理论权威性的终极根由，对科学性的不断追求则能保证马克思文本解读的终极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这种对经典解读成果的科学性诉求，在恩格斯的着作中、在列宁及其影响下的苏联文论中均有不同方面的展现，但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尤为突出。事实上，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坚信近代自然科学的突出进展，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研究预示一种美好前景———通过实证方式建立起一种文学科学，由此得到文学之谜的终极解答。基于此信念，借助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观点对马克思文本做出符合科学内质的引申和扩展，便成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史上第一位系统介入文艺研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普列汉诺夫就曾断言: “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7］( P272)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其文艺研究拥有与自然科学并肩的地位，其与自然科学近似的鲜明的方法论要求，反过来加深了后世学者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认知，即: 尽管就科学性的内涵而言并无共识，但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价值诉求本身来说，“正统”理论家之间却表现出突出的一致性，法国学者洛克曼便曾指出: “自恩格斯以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同时，暗示也需要坚持马克思与西方传统之间有着类似的区别，这种区别常常被理解为非科学和科学之间的区别。”［8］( P14)
二
“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经典解读合法性的确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正如前述，尽管马克思本人对文学问题不乏深刻洞见，但他的文学思想散见于手稿、着作、政论文章以及私人通信之中，从而给后人对其理论的准确解读造成巨大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正统”观念的兴起，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文本学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尼克·奈特指出的: “肯定马克思主义存在正统，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追踪和评估概念的谱系，把握其内部概念的联系。”［9］( P90)纵观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正统”理论家对马克思文本解读合法性的探索，其实质正是在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建立初步秩序，从而使马克思的文学论说从人言人殊的模糊状态转入稳定推进的理论自觉阶段。从历史绩效上看，正是“正统”理论家的上述努力，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主线，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起点与基本盘。可以说，后世理论家，无论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质疑与颠覆、纠正与补充，抑或是执守与笃信，其理论努力大都是建立在对此“正统”观念的批判、考察与参照之上的。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解读权威性，不但在于其要求经典解读具有合法性理由，而且还在于其进一步要求该合法性理由是否定一切不服从理由的排他性理由。这是因为: 只有强调自身解读的唯一性，此解读的权威性才能得以突显，而只有通过阐扬自身解读的合法性并将其他解读斥为非法，才能获得自身解读的唯一性，因此上述合法性理由只有作为排他性理由出现时，相关理论解读的权威性才能真正确立。
合法性理由的排他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向来存在着种种不尽相同的“正统”观念的对立与冲撞。在经典解读的权威性争夺中，这些“正统”观念或在诸种排他性理由中各执一端，或在同一排他性理由上互不相让，相同的是，它们均力图通过理论上的“嫡庶之争”来实现对马克思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权。
在此“嫡庶之争”中，最鲜明的观点对立发生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列宁之间。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突出的强调，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普列汉诺夫，他们更愿意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设定为“没有价值判断”的、“描述因果联系”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10］( P22 －29)，这使得他们认为对马克思思想的任何发展都是以时代变化为借口。而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列宁则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科学性在于其对文艺创作与接受中革命主体意识的唤醒，并具体表现为其付诸革命实践的现实有效性，因此在他看来，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理论实证化的倾向，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11］( P150)。列宁由此感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2］( P151)!
到了 30 年代，随着“拉普”的成立，经典解读与政治强力的渐趋结合，使得列宁文艺思想成为马克思文艺思想在苏俄时期的权威代理形式，从列宁文艺思想出发，最终形成了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一脉相传的理论嫡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表面上看，上述“嫡庶之争”似已归于沉寂，但其实质却是以“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天衣无缝的连续性”［8］( P3)，造就了经典解读从多元交互的排他性向一元均质的排他性团结的异变，即: 如果你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决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尼克·奈特对此一脉相传的经典解读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有着尖锐批评: “正统性是一种带有权力的解读，反过来，又可以增加权力的正统性，权力是不稳定的，所以真理的传递让位于权力的传递。”［13］( P25)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成，既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应，同时也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通过诸多合法性理由，排除“异己”、进而“自我净化”的结果，伊格尔顿便曾指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巴赫金一派被赶到地下之外，所有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移到了其他地方，进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世系”［1］( P10)。
而从理论观点来看，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正呈现为“正统”通过与“西方”进行划界，进而实现其理论自清的“夷夏之辩”。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正统”理论家固然赞同从马克思文本视域出发，通过“接着说”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但却反对西马学者对马克思理论命题的转移和修改。例如，在马克思文本视域中，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分析占有突出的理论位置，而马克思之后的“正统”理论家，也都毫无例外把现实主义当做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美学基础，并由此拒绝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突破马克思时代的文学视域，进而对其他艺术风格进行马克思主义探索的合法性。第二，“正统”马克思主义大都强调马克思文本解读规范，但在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规范导致了对马克思文本的图式化套用和援引，这便拒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借鉴当代文论成果对文艺问题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例如: 形式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倚重的重要理论资源，长期以来却被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戏谑为“手法小工”而加以拒斥。拉曼·塞尔登就曾指出: “1917 年的革命鼓励形式主义者继续发展一种革命的艺术理论，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正统的共产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对形式主义深表不满。”［14］( P104)又如精神分析理论，当马尔库塞将之融入马克思理论并在欧洲社会狂潮中加以运用时，苏联的“正统”理论家则认定其否认人的意识的社会制约性，因此将其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心理学之外。第三，对于秉持科学价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其“正统”性不但意味着马克思文本解读成果的唯一合法性，同时还意味着该解读成果的唯一真理性。这样，谁能够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谁就垄断了传承真理的权力，在此垄断之外的西马文论的多元知识取向，则必然被定性为一种错谬的真理多元主义。事实上，在苏联众多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中，“正统”谱系之外，“西方”只是作为反面陪衬与理论警示才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其因盖源于此。
客观来看，坚持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合法性，必然意味着该解读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亦能以正本清源的方式避免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读，从而促进马克思思想原则在文学领域的确立。不过，由于对上述合法性理由之排他性的片面强调，历史上“正统”理论家的马克思文本解读成果，便在上述“嫡庶之争”与“夷夏之辩”中呈现出显着的刚性特征，正如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直充满着争论，因为各种不同的流派都试图确立对马克思的最终解读，并且伴随而来的争论显然不具备妥协的精神。”［15］( P7 ～8)他还同时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没有任何可调整的余地，要么吞咽整个理论，要么被指责为事业的背叛者”［15］( P119)。
三
“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上述排他性倾向，以及由此倾向导致的理论成果的刚性特征，均值得后世学者警惕，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理论是怎样的理论? 对这一理论的解读是否具有绝然的排他性? 事实上，如果审慎反思马克思有关文学的言说，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文论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开放建构的特点，已然决定了对马克思文本进行排他式解读的相对性，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理论定位的在场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理论研究固然首先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但此研究不能悬停于此抽象，而是应从抽象那里辩证地回归，达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6］( P18)，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众多规定性的综合实现对事物的具体再现，才能见常人所未及，达到对事物最本真的体认与理解。
马克思将这种由抽象返归丰富具体的研究方法称之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6］( P18)，并将这一方法贯彻于其理论研究的所有领域，文学研究自不例外。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从文学概念的抽象永恒性出发，看到的不过是此概念所统摄的抽象现实，只有从文学概念于时空规定的“在场性”出发，并将其置于历史之中，才能读出此概念的具体内容。
马克思文学分析的在场性质，决定了马克思文本只能是一种理论在场生成的富有启示意义的文本范例，对任何时期的马克思文本解读来说，只有从该文本范例出发，在新的时空语境中走向马克思理论的在场性重构，这种解读才是有效的。也正是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绝不应满足于对经典文本的守成式重述和扩展，而是应通过对现实不断做出新判断，由此不断突破经典文本的观点局限。例如在马克思时代的技术条件下，许多艺术，尤其是时间性艺术，难以被固化为可资生产与消费的商品，因此马克思认为: 就仅有的一些艺术生产而言，“这样一些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17］( P106)。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可以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17］( P106)，与马克思的结论不同，当今时代艺术的生产与审美商品化倾向已十分明显，这就势必要求马克思的后继者不能把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的文本描述当作自己的现实，而应该突破马克思文本视域，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对文艺现象提出新的更为深入的理论命题。
第二，理论范畴运作的辩证性。众所周知，马克思文本中的诸多理论范畴，包括异化、实践、意识形态、生产方式、市民社会等均非原创，但在马克思文本中，这些范畴却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正如德里克在其《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文本中“社会范畴的具体形式并非像在分析的抽象中那样，看上去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不可化约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在整体性的历史变化之中，在借以把握整体性的程序形成过程中，这些因素赋予社会范畴以决定性意义”［18］( P209)。
这便是说，马克思从不先验地、抽象地、孤立地使用这些范畴，而是在范畴的辩证运作中接近现实，获得对现实的客观认知。
从范畴运作的辩证性出发，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文本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诸多范畴关系，其本身并不生成有关现实的认知话语，而只是此认知话语得以自觉、完善、发展的理论构架，在复杂而变动的现实基础上，其本身并非某种先验的、可直接套用的因果律。也正是基于此，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卢卡契便曾提醒人们注意: 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关系中，“如果说相互作用仅仅是指两个一般不变化的客体彼此发生因果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会向了解社会有丝毫靠近”［19］( P17)。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也曾指出: 逻辑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禁锢在抽象的范畴框架中，无法把现实问题真正提升到理论高度，结果造成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分离，因此“我们必须将术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表达法从认为它所暗示的那种动力和因果律分离开”［20］( P46)。
也正是因此，有关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规范性，其本身必须在蕴含不可化约的丰富因素的诸范畴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动态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动态的、开放的、没有终点的生命系统。”［21］( P41)抽离了历史丰富规定的马克思文本解读规范性，本身固然可以形成一个“在手”的公式和定律，但其本身也将由此失去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指导意义。
第三，理论价值指向的批判性。众所周知，马克思理论具有作为科学理论的内在价值诉求。但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性并不停留在封闭、消极的层面上。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便曾提醒人们，西方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层面事实的直接表现作为科学概念的出发点，其实质是无批判地把它自身的本质、客观结构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这样只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既成的存在，即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
与古典经济学的科学诉求相比，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深植于其理论的批判性之中，此批判性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但应从造成自己的现实活动的客观逻辑出发，揭示客观对象的丰富性，更应通过发现现实的矛盾，从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2］( P75)。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马克思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从一开始便“劝导性”地指向了一种富有诗意的革命图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便曾强调: 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在于他们将自身偏狭的革命热情保持在了历史悲剧的艺术幻想之中，而 19 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则不能执着于资产阶级的旧幻想，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23］( P124)。
马克思对历史本身的革命的理解，使其将文艺的创造性活力深植于剥削与奴役的现实，并将文艺的使命归结为在人的解放征途中不断赋予革命以新的形式，由此推动人类历史的全面进展。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一批判价值诉求，赋予马克思文本解读以鲜明的独特性，诚如米尔恩所言: “马克思树立了用社会主义方法来解读其着作的权威”［1］( P109)，这一“社会主义方法”，使得后世马克思文本解读超越了对客观事实的命定式解说以及对科学性价值的单一性追求，而是力图通过祈向现实的反思运动，实现解读成果从科学维度向批判维度的持续价值投射与跃迁，正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描述的: “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历史布满了自我反思行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力求掌握关于他们的信条可能实现的某些历史条件。”［24］( P34)
四
从马克思理论定位的“在场性”、理论范畴运作的辩证性、理论价值指向的批判性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些文本、规范、规律所约束不了的东西，这便是马克思理论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从表面上看，这一历史与现实维度与文本解读无关，但深究起来，它却有力地扼着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之喉! 正如柯尔施指出的，马克思理论自身完全是它所寻求理解和代表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最严格、最彻底的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会“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10］( P59)。可以说，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所昭示的，不是单纯的经典释读问题，而是马克思思想对历史开放性的希冀，如同每一棵幼苗都力图超越其所植根的土地，对马克思文本的每一种解读都势必超越文本，并对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历史叙事要求。
上述马克思理论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构成了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一个逆反性事实———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真功夫，恰恰在马克思文本之外，仅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合法性理由具有接驳于历史与现实的开放性质之时，这种合法性理由才真正具有在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权威意义。也正是因此，当代学人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必须冲破企图穿越时空的非历史迷障，以清醒的历史意识，促使“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合法性依据从排他性理由复归为一种开放性共识。
而在此复归过程中，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必将蕴含以文本解读的忠实性、规范性、科学性为基点，同时又在实践中活化这些基点的开放建构的性质: 首先，对马克思文本的忠实，并不排斥对马克思文本结论的修改。美国学者凯尔纳便曾指出: “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因此它的范畴需要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修改和发展，修改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之所在。”［18］( P27)从文学领域来看，马克思文本的这种“可修改”性意味着，人们不应被动接受马克思有关文学的有限文本资源，消极采纳马克思有关文学的成言与成见，而应以马克思文本作为在场理论之范例的启示性，打开认知未来的通道，主动构建在新的语境和斗争中可以运用的文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其次，规范地解读马克思文本，绝非机械运用马克思所提示的原则与方法，进而使研究对象停留在抽象层面，正如恩格斯所提示的: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5］( P688)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也一再表明，将马克思文本中的原则和方法静止化，使其失去特定历史内涵的具体性，则会将马克思有关文学的观点从开放的智识简约为封闭的立场，由此将相关研究演变为一种重复性远大于创造性的工作，并最终导致马克思理论精神的失落。最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文本解读成果的科学性要求，只是其价值诉求的一个方面，如果经典解读成果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与现实维度，那么这种科学性追求必将异变为一种知识学层面的孤赏与自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保护被赞同的论点而不是解放被剥削大众的理论”［15］( P143)，“一种削弱其存在理由的意识形态”［15］( P142)。也正是因此，“正统”所包含的解释永远不会是同样的，在后世解读中，就必须坦然面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随时而变、随势而异的多样性面孔。
基于这种开放性共识，需要我们谨慎处理历史上对马克思文本的“非正统”解读，一方面，必须秉持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正统”观念，由此排除某些罔顾历史的“非正统”解读方案，避免马克思思想传承中的理论走形; 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所谓“非正统性”并非都是某种飘忽不定的干扰力量，它同样可以作为构成性要素，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历史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二战后以亚非拉美等地方经验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便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对马克思经典解读对象的辩证发展性、解读过程的动态开放性、解读成果的多元丰富性的守护与坚持，应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本有之义。诚如奈特所指出的: “存在一个固定的，不可变 化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正 统 是 令 人 难 以 置 信的”［9］( P86)，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比它继承的经典来得博大、多样且富有包容性，通过几个排他性理由来营造“唯我独马”的马奇诺防线，其实质恰恰是迷失于经典解读中抽象的正统性，其结果只能是主张一种经典解读的权威性而非真正拥有! 须知，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其终极目的并非穿透文本，而是穿透历史本身，除非从历史与现实维度出发，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动态、开放、多元的解读，否则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必将收获寥寥，乃至一无所成。
参考文献:
［1］Terry Eagleton． Drew Miln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Ｒeader［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3］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J］． 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2006．
［4］［意］葛兰西． 实践哲学． 徐崇温译［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5］［苏］里夫希茨． 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M］． 吴元迈等，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