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仿吾的中西文化的学缘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家中藏书极其丰富，祖父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是湘中一位古学渊博的着名学者，父亲是当地的秀才，嗜书如命，母亲也出身名门。他4岁开始读书认字，并且刻苦勤奋。
8岁入私塾，无论朗读、书写、背诵、作文都是优等。
10岁时，成仿吾到官办的西门书屋住校读书，并成为西门书屋学生中的佼佼者。
12岁时，成仿吾到县城读县立小学。期间，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底蕴和坚实的中学文化功底。这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熏陶，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考察成仿吾一生所受的教育训练，主要分两个时期，即以13岁为界，13岁以前生活在家乡，主要学习以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文化知识，主要受到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
13岁（1910年）开始到日本留学，先后在名古屋第五中学和东京高等学校预科学习，1914年，成仿吾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习，同年开始学习德语，并且接触到西方文学，从此他喜爱上了读英国、德国文学作品。
1917年，成仿吾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成仿吾到日本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时期，尤其是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使身在日本的青年学生深受震动。期间，成仿吾参加了1918年的留日中国学生界为配合北京大专院校抗议、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同时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掀起了一次很剧烈的风潮。同时，成仿吾等留学生代表曾到上海请愿，但没有成功，使得成仿吾更加苦闷，并且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有了弃工从文的想法。留日期间，思想活跃的他也幸运的结识了热心学问、爱国主义思想浓厚的一批良师益友，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关注国内各种热点事件，探讨时事，交流思想，互相影响，以文学救国的思想渐渐地成为成仿吾自觉思考的一个途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和日后主持创造社社务期间的作为就是这种思想认识付诸实践的结果。
1921年回国后和郭沫若、郁达夫等创办了“创造社”,并主持出版、发行《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等杂志，在此期间，成仿吾通过主持“创造社”社务和《创造季刊》等杂志的编辑及写作生活，成仿吾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诗歌和小说，内容涉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等方面，并且参与了当时的文化论战。这一阶段的活动是成仿吾对中西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他中西文化观的形成阶段。
1923年5月20日，成仿吾翻译郭沫若的日文作《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发表于《周报》，他在附言中写到：“我觉得今后思想界的活动，当从吞吐西方学说，进而应用于我们古来的思想，求为更确的观察与更新的解释。我们对于这种事业，将渐次尽我们的微力，我们希望博学的朋友们，也齐来做热心的探讨。”[1]
这句话阐明了成仿吾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即理性的借鉴与批判地吸收。
1928年，成仿吾又先后至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学习，并且由何肇绪、詹渭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仿吾入党后，在法国边学习马克思主义，边编辑中共柏林、巴黎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从此，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如他所说：“我从1928年以后，就不搞文学活动，而从事政治活动了。”
[2]
这段经历也是成仿吾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关键的阶段，更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时期，这种变革转折时期时局变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影响了他的人生趋向和文化价值选择。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成仿吾形成了自己独具特点的中西文化观，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成仿吾文化观的倾向和选择
成仿吾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中西文化思想，有鲜明的扬弃态度。成仿吾成长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中西文化思想碰撞激烈时代，特别是在文化界。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时，都经历了选择的过程。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启蒙中国大众，但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还是固守中国文化都没有成功。“就当时启蒙的效果来看，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使以启蒙自居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远离社会发展主流，不仅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社会价值，自己反而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甚至陷入了他们所要启蒙的那种无觉悟的状态。现实中，他们有理论却无行动，启蒙人却无力清扫自己的精神家园，即进行知识分子的自蒙，过着与自己所倡导的理论相违背的生活。”[3]
对待中国文化，成仿吾在肯定中国文化中积极的伦理道德观念基础上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
早在1923年，成仿吾就提倡中国文化的“士气”,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忠、义、信、廉、耻”等信念当作宝贵的财富，他认为“我们的祖先实在给了我们不少的榜样，给了我们不少的余勇；他们不能为利诱，他们能赴死如归，他们超然于成败利钝之上，而成功终于是他们的”.同时，即使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部分，他也主张要给予其新的内涵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认为传统的士气“还不免是一种消极的反抗精神”[4]59,所以“我们所要表现的新士气，是进而征服的精神。我们要征服一切的障碍，把人类的良心由昏睡之中救起，为他吹起新鲜的生命。我们要使人类的良心，重为正义与真理而战！”[4]59对于中国文化中积极部分的肯定与发展反映了成仿吾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态度。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仿吾秉持的是彻底的批判态度。在成仿吾的很多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弊端与糟粕的批判，态度最为鲜明的是对复古的国学运动的批判，认为国粹派“这种运动的神髓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昔日的情绪，他们是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所以假使国粹派称新文化运动为清谈，我们当称这国学运动为清谈之清谈，遗害更加百倍的清谈”[4]87.但成仿吾对国学运动的批判并不是对国学的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国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自身素养不够，对国学的研究方法也不科学，认为“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即于国学的研究，亦无何等的益处。”[4]87基于此，成仿吾主张对国学的研究应具备三个条件：1.研究者本身的科学素养；2.研究方法的科学性；3.研究态度的批判性。这三个条件也反映了成仿吾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成仿吾也是如此。早期，他以西方文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写作和文艺批评，但随着他对时代、对社会理解的加深，他接受和采用的西方思想理论也在变化、发展。
从早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发展到“实用主义”的创作，如他在文章《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一文中曾引用格罗塞博士的《艺术之始源》的观点说：“原始民族的艺术的作品之大多数不生于纯粹的美的动机，同时，必有一种实用的目的；这里用的目的实为第一的要素，美的要求反是第二的。”[5]
而后，他又提出了作品应该是作家思想的表现，认为作品应该反映时代的要求，并积极投入到文学革命中去，直到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从文学革命走上了倡导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道路。从成仿吾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发展眼光。他一直把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强调“为时代、为民族”而创作，提倡文学应起到“批评人生”的效用，主张文学应该是人生感悟的流露与抒发，着眼点在于对社会的教育功能。
以革命的意识构建思想文化的文化观。成仿吾中西文化观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文坛最活跃的时代。这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以战斗的激情，秉持对中西文化不同的态度，以各种思想学说为指导，以唤醒民众、启蒙民众为己任进行创作和论战。
这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现在落后了，却并非一无所长；西方近代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亦不是完美无疵。……随着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的传播，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新文明'在中国，是经过俄罗斯文明当媒介,把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想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把俄国人介绍的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产生第三新文明”[6].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是很难同政治脱离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30年代文学争论中的各方，所持的观点往往并非出自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式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7]
在这场争论中，左翼知识分子占据了当时文坛的话语权。尽管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接触了马列主义，并认同了马列主义，但后来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并不多。而与大多数同时代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不同，成仿吾最终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以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身份取代了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的身份，这与他一直以革命的意识构建其文化思想密不可分。
成仿吾自有国家意识之初，便开始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最开始选择的是以文学唤醒民众的道路，尽管他最初的创作以浪漫主义文学为代表，但同时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激情，而且没有停留在纯文学的道路上，并很快进入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他的文学评论文章可以说记录了他革命意识的发展，旗帜鲜明地认为自己是“从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家”,试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撰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提出文学不能脱离现实脱离革命。从“艺术之文学”到“革命之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提出的“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4]241,并强调革命作家要“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努力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等等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激进的思想[4]241.
成仿吾的革命意识在参加了大革命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928年，他在《文化批判》创刊的《祝词》中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化批判》担负起它的历史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批判，它将描绘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哪里干起。”[4]144大革命使成仿吾认识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革命理论的指导也使成仿吾的文化思想从自发的转变变成了自觉的转变，并最终形成无产阶级文化观。
在这个过程中，成仿吾的文化思想一方面超越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另一方面也摆脱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思想。五四以来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观上，尽管观点各异，但基本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背景，真正走上革命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文化思想建设的人并不多，而成仿吾却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此外，五四以来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主张以启蒙民众为民族新生的途径，但又多以精英自视，否定和批评底层民众，希望通过培养精英人物来改造民众。这种态度决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和阶级取向无法跳出群体认同，当然也就无法动员和改造工农劳苦群众，建立新社会的理想也就无从谈起。而成仿吾在探索国家与民族新生的道路上逐渐摆脱了狭隘的阶级与文化的精英取向，以革命的意识认识到无产阶级劳苦民众的力量，以革命的意识构建自己的文化思想，并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化解放的行动中去。成仿吾到了延安之后更是把革命意识的文化思想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无论是发动群众认字读书，还是进行学校教育的管理规划都自觉的把革命的文化思想运用其中，以革命的文化建设作为展开工作的基础。
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着眼在大众中进行文化普及。成仿吾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社会进步的需要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发挥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1931年成仿吾在鄂豫皖苏区，主持起草了《鄂豫皖省文化委员会决议案》，他以革命的文化思想为指导，指出了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把文化教育当作加强革命战斗力的武器。成仿吾认为剥削阶级通过剥夺劳动人民识字读书，学习文化的权力，然后“用宗教、礼教、旧道德、迷信来蒙蔽工农劳苦群众”,“在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同时，也很巧妙地运用了文化的欺骗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们，在得到了经济政治解放之后（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必须要实现文化上的完全解放”,“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增加我们斗争的力量，来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伟大使命”.在对过去社会文化工作的缺点和错误的总结中，认为“放弃了对于红军、赤卫军、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基本群众普遍地施行社会教育，特别是没有广泛地发展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在今后工作任务的部署中，特别提到了“要发展工农群众的艺术教育”[8].
《决议案》的内容反映了他希望通过识字读书，通过新剧等艺术教育形式启蒙基本群众。成仿吾意识到，只有经济政治的解放是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的解放也是建立新社会的一个有力支柱。他的文化思想开始以革命的实践为主，不再只是用文字对旧社会、旧制度进行口诛笔伐，而是更加务实，通过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把革命的文化思想落实到实处。
在此之后的革命实践中，成仿吾开始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他的文化教育工作。无论是陕北公学时期还是华北联大时期，成仿吾已经用系统的革命理论体系指导的文化思想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组织学校教育，已经远远超越了中西传统文化思想的固有路线。这种文化教育中的大众意识是成仿吾把握先进文化引领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
成仿吾在革命实践中促进了其对文化的理解与提升，而其对文化的深入领悟又指导和完善了革命实践。成仿吾及其一代文化知识精英在中国社会巨变时期，对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潮流的，乃至于对今天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也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张傲卉，等.成仿吾年 谱 [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
[2]李洪程，余飘.成仿吾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233.
[3]齐成民.新潮社新论[J].东岳论丛，2002（3）:84-87.
[4]成仿吾.成仿吾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
[5]余飘，李洪程.成仿吾早期论新文学的使命[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4）:114.
[6]曾长秋.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知识群体的中西文化观[J].娄底师专学报，2000（1）:73-77.
[7]朱晓进.政治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争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2（6）:128-139.
[8]成仿吾.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M].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