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文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朵“文化奇葩”。它是我党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运动)，深深地影响到了后来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因此深入探讨外国文化(包括外来的马列主义)对苏区文艺的影响是正确把握中国红色文艺发生、发展脉络的一个关键所在。
1、苏区文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对于苏区文艺，学术界早有关注。早在解放初期王瑶、刘绶松和丁易等文学史家就将苏区文艺纳入现代文学史范围并视之为延安文艺的“前史”。
上世纪60年代，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江西苏区文学史稿》更是直接将“苏区文艺”与“延安文艺”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红色文学的发展主线。文革结束后，苏区文艺的研究虽然取得一些发展，但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其他领域相比进展速度远为落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苏区文学基本从文学史的视野中消失。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延安文学等文学派别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了现在文学史书写的主体。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苏区文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仍有一批埋头苦干的学者在默默耕耘，并贡献出了一批可喜的成果。首先，关于苏区文艺发生、发展轨迹(即苏区文学史)开始成型和深化。汪木兰、邓家琪合著的《江西苏区文学史》、刘国清编写的《中央苏区文学史》、刘云主编的《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他们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梳理了苏区文学的发生、发展脉络，并对其文学史意义做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其次，借助西方文艺研究、社会研究的新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有不少。如钟俊昆的《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和戏剧为重点的考察》，从客家文化入手剖析了苏区文艺发生、发展;南昌大学吴超昭、陶运宗、郑斐等教授跳出简单的历史线索梳理和意识形态思维惯性在苏区文艺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上做出了新的阐释。
步入新世纪后，随着学界对于红色经典的重视，苏区文艺研究开始步入迅速发展期。自2000年到2010年，先后就有四套中央苏区史研究丛书出版，涉及教育、宣传、文化、出版、司法、军事、财政等各领域。海内外许多优秀学者如杨奎松、何友良、黄宗智、王奇生、黄金麟、陈耀煌、陈永发、黄道炫等人致力于揭示中国苏维埃革命演进过程中的复杂图景，很多研究成果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广泛借鉴了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方法进行了苏维埃革命的研究，解构了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话语霸权，揭示出中国苏维埃革命内部复杂微妙的矛盾运动及其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影响，为从整体上审视苏区文艺运动历史，透视苏区文艺的内部规律提供了立体的背景资料和宽阔的学术视野。
由于苏区文艺本质上是一场受外来的“马列主义文化”的影响发生的文艺运动，深入探究马列主义、外国文化与苏区文艺之间的关系是准确理解苏区文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有些还相当深入。然而，这类研究常常将马列主义对苏区文艺的影响简化为一种异质的新文化在中国的“输入”。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们往往又只“关注于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中的马列主义迹象，以此作为苏区文艺工作者在接受马列主义建构红色文艺的具体表现”。这一种研究模式虽然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苏区文艺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是常常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文化交流”不等于“文化输入”。通俗地讲，我们的苏区文艺工作者在接受外来的马列主义时并不是一台刻板的“复印机”，他们是一个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主体，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储备、生命需求、道德观念等等去解构、改造、重组、粘合那些外来的文化。将马列主义与苏区文艺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观念”的输入，是对丰富历史现实的简化与抽象，势必难以揭示历史的深层根源，本论文正是基于此认识，力图通过对异域“红色体验”的考辨，展现出马列主义与苏区文艺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关系。
2、异域红色体验对于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
法国巴黎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巴黎公社，苏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区文艺的领导者又大多数是留苏、留法归来的知识分子。留苏与留法经历赋予了这些革命先驱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文化体验与社会体验，这种体验对他们此后的政治实践、文艺实践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宏观上说，这种体验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他们的精神结构当中，并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发生某种创造性的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从具体的体验过程来看，异域“红色体验”过程总与本土需求紧密相关联。这批留苏、留法知识分子总是带着寻找“中国出路”和“个人出路”的目的来审视、体验异域的。他们常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将留苏、留法的见识与中国本土现实相对照，以红色苏俄为参照体系来反思中国，寻找两者弥合的途径，即构建红色中国的途径。因而体验的过程同时也是红色中国的“构建”过程。因此，外来的马列主义对于苏区文艺的影响绝不是简单的文化观念的传递，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于自己民族、国家和自身种种因素的创造性的活动。这里面既有人生的感受又有文化的感受，不是对外来马列主义文化观念原版复制，而必然是经过了主体的遴选、过滤的整体体验。这一点在留苏、留法的人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我们的研究常常将这一群海外归来的红色先驱视为马列主义的“传声筒”，这是不对的。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文字层面的马列主义，更是一种异域的“红色体验”以及由这种体验影响产生的崭新的主体意识。体验对其后来的各类共产主义实践的影响更为丰富也更为深刻。
历史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苏区文艺建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其实，苏区文艺建设并没有任何现成的本土经验可依。虽然针对什么是“红色文艺”，怎样建设“红色文艺”，马列经典著作有过一些高屋建瓴的理论论述，但这些论述远不足以支撑具体文艺活动的开展。苏区文艺建设作为一个具体的文艺实践，革命先驱更多地是依靠他们在苏俄、法国等地所感受过的“红色文艺”为蓝本来摸索、建构苏区的文艺。据这批留学苏俄的领导人回忆录记载，他们在留学东方大学、中山大学曾组织或参加过很多文艺活动，这些经验不光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红色文艺”为何物，还影响到了他们此后开展红色文艺的方式与途径。过去的研究者只注重考察马列经典或某些指导性纲领等“文本”理论对于“中央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忽视了留苏、留法体验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不合理的。首先，留苏、留法体验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异域红色政权”的整体感受，它的“内容比单纯的文字性的纲领文件、经典著作丰富与深刻”。体验不只涉及到宏大叙事，更关联到具体入微的生活细节。
如果只考察文字层面的内容对留苏、留法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难把握到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先驱的真实影响。尤其是，这些文艺领导人起初大多并不是专门从事文艺研究的，他们在留苏、留法期间关注的远不止文艺活动或文艺政策。如果只考察当时苏俄等国的文艺政策与他们之后文艺选择的关系，显然并不能展现这个过程的全部。以瞿秋白为例，他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明确表示，苏俄经历给他的影响不只是文艺政策而是整体的心灵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己留苏的回忆录命名为《赤都心史》。从瞿秋白此后的文艺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心灵体验的巨大价值。其次，留苏、留法知识分子不只是被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也在主动“体验”或“建构”异域红色经验。
这种体验是客观环境与主体因素的内在融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异域红色政权”的接受或者说中国式的解读，比那些纯客观的纲领文件、经典著作更接近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的真实情况。由于受主体因素的影响，来自不同文化土壤的知识分子在其脑海中“建构”的红色文化也是不相同的。如果不顾及这种差异性，笼统地讨论苏俄对于中央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显然是不够的。
例如国民党出身的蒋经国先生也长期在苏俄留学，他与瞿秋白、博古、王明一样，接触的是同一个苏俄，但是由于主体诸因素的巨大差异，他对于“红色政权与文化”的理解与瞿秋白、博古、王明等人显然大不一样。如果进一步深入考察，同为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博古、王明，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与个人小圈子的不同，对“赤都”的体验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到留苏、留法知识分子的体验层面，才能将苏区文艺与外国文化关系的丰富性展现出来。
3、异域“红色体验”在苏区文艺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
由前文可知，异域“红色体验”对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仅仅认识到这个层面，还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体验的关键价值。现代心理学认为，切身体验是一种内化的经验，它比文本性的纲领文件更为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观念与行动。同时，与外在的知识相比较，体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塑性。更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体验总是不能脱离现实的)。
因此立足于切身体验的行动比那种只坚信书本与理论的“本本主义者”更不容易犯“脱离实际”的错误。那种无视自己的切身体验，“唯书本为上，唯理论为上的知识分子则常常将中国文艺带上公式化、虚假化的深渊”。异域“红色体验”还弥补了苏区文艺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为苏区文艺建设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指导。从事实来看，苏区文艺建设的很多做法其实都不是依据当时的马列文论来进行的，而是依据他们当年在苏俄时的生活体验、文艺体验来进行的。
例如，工农剧社、蓝衫团、歌舞队、宣传队、俱乐部、列宁室等机构的设立就带有他们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生活痕迹。留苏、留法体验是具体的、鲜活的存在，这中间有很多的内容并不能为马列经典或当时的纲领文件所囊括，它们与高屋建瓴的马列理论一道为苏区文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总之，苏区文艺是异域“红色”体验在苏区具体境遇中的“延展”。异域“红色体验”不仅弥补了苏区文艺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还避免文艺实践过程中与现实脱节的危险。由于异域红色体验与苏区文艺建设的关系十分复杂，本论文受篇幅限制，在此只是做一个初步尝试，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兴趣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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