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优选范文10篇之第八篇：河洛地区文化复合生态的优势
摘要：以往河洛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化领域， 然而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优势之外， 河洛地区特有的复合生态优势则堪称孕育河洛文化的温床。河洛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先进的经济社会系统相耦合， 从而构成稳定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良好的人地系统。自上古以来， 这里曾经历过无数次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 但不仅从未遭遇颠覆性、毁灭性的破坏， 而且始终维系了可持续发展之态势。河洛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 其内涵之广博， 积淀之丰厚， 关注度之高， 影响力之大， 皆为其他地域文化难以企及。然而时至当今， 河洛地区的历史地位和河洛文化的隽永魅力却常被人为弱化， 故而该地区在国家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有被边缘化之虞。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战略发展格局的调整， 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中原地区的战略地位正在日益凸显， 这反映出中原地区"天地之中"这一历史优势正在被决策层重新认知。
关键词：河洛文化； 复合生态系统； 人地关系； 中部崛起；
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Heluo culture generally concentrated o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culture.However, besides the politi 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social advantages, its unique complex ecological advantages should be seen as a cradle to breed Heluo culture. The good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in Heluo region is coupled with its advanced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so as to form a stable human-earth system with the good self-organizing and self-adjustment ability.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 have been many social unres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but has never encountered subversive, devastating destruction, and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e tre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uo culture as a model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vast connotation, rich accumulation, high reputation and big influence made all other regional cultures difficult to match. However, nowadays, the timeless charm of the Heluo culture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Heluo region has often been artificially weakened.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Heluo region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yout is in danger of marginalization.Thankfully,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cluding the Heluo reg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advantage of the Central Plains is being reperceived by the decision-making circles.
Keyword:
Heluo 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Rise of Central China;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的中外史学始终致力于解读"人与人"的关系。以历史学者对秦汉时期社会政治演变的阐释为例：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并完成统一大业；秦王朝颁行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措施， 有效地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的暴政引发陈胜、吴广起义， 导致秦王朝迅速覆亡；西汉王朝建立后汲取前朝教训， 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屯田戍边政策， 迎来"文景之治"……[1].可见， 一部中国史， 基本是一部人与人的关系史。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历史学、民族学及社会发展史研究中或近乎空白， 或无足轻重 （1） .
然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 这一论断不仅强调了历史学的特殊地位， 更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显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自然环境之于史学研究， 并非可有可无， 而是不可或缺。
当代史学家之所以未能同时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因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使得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研究视野深受局限。在这样的背景下， 尽管河洛文化内涵丰富， 声名远播， 亟需多学科综合研究， 但却始终难以摆脱传统史学或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窠臼。我们认为， 未来的河洛文化研究不能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 还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就目前而言， 应努力实现"两个超越":其一， 超越考据学的局限， 朝着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向拓展， 包括自然环境与河洛文化的关系。即使研究琐细问题， 也应纳入大的学术视野；其二， 超越地方文化史的局限， 牢记河洛文化乃华夏历史文化的精髓和主干， 并将其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重点和切入点。
二、新兴科学对完善河洛文化研究的启迪
近年来， 有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尝试河洛文化研究， 如利用分子人类学方法证明闽南人和客家人源自河洛 （3） .而为了进一步拓宽、深化、完善河洛文化的研究体系， 还亟待引入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 西方学术界盛行已久的系统科学开始在我国传播， 其中不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与方法。1983年， 钱学森首倡"地球表层学" （4） , 其要义是， 整个地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 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为等因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决定着地球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强调："地球表层学"不仅是一种新的理论， 而且是一门"跨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工农业生产技术、技术经济和国土经济的新学科。"应该赋予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的地位。1984年， 马世骏、王如松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之学说[2], 认为由于人类活动的叠加， 以往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演变成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复合生态系统"不仅在生态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 而且有助于完善地理学、环境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吴传钧、侯仁之等力倡的"人地关系"和"人地系统"理论， 曾在地理学界引发普遍响应[3], 也对考古、历史等学科有所启迪， 有效地拓展了这些学科的研究视野， 催生出不少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受上述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针对环境科学界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管理、重现象轻规律等现实， 2002年我们提出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始终围绕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条主线， 而且是其各自作用与相互作用相交融的过程。两条主线在某一时空发生的作用关系， 会产生跨时空的连锁效应， 从而推动或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1].我国考古学界也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的"环境考古"即对拓展我国考古学的研究视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什么研究河洛文化有必要借助上述新理论新方法呢？这是因为， 就纵向而言， 河洛文化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大课题， 随着时代变迁， 也经历了相应的兴衰过程。这就决定了不能仅着眼其某个时间"断面", 而应将其视为一条长河。就横向而言， 河洛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 涉及历史、地理、环境、景观以及政治、宗教、民俗诸方面， 这又决定了河洛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狭义的地方文化层面。
三、自然生态系统对河洛文化的承载力
河洛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势在地形、气候、土壤、水资源、景观、植被、矿藏诸方面均有显著体现。
就地形而言， 中纬度、低海拔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一线以东平原为第一阶梯， 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以北、以东高原区为第二阶梯， 青藏高原为第三阶梯。其中， 第三阶梯海拔过高， 空气稀薄， 仅适宜极少数耐高寒植物生长。这里除了少部分地方适宜土著游牧民生存之外， 大部分高寒地带自古就是"无人区".而东部以平原为主的第一阶梯， 拥有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土壤巨厚等突出优势， 但由于地势普遍低洼， 自远古时代以来暴雨和洪水淹没之害频仍。河洛地区空间上介于第二阶梯之东缘， 背靠辽阔的黄土高原和秦岭山系， 面朝广袤的黄淮海大平原， 相对围合而又不失开放的生境格局， 既可有效阻挡西北冷空气的侵袭， 又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适宜、富有弹性和拓展潜力的生存空间。
就气候而言， 河洛地区介于北纬34°~35°之间， 在中全新世大暖期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 四季分明、冷暖交替， 既不似北方地区干冷， 也不似南方地区湿热。当时约800mm的年降雨量可满足两季作物的生长之需。另外， 世界各农业民族的传统生业都是多元的， 即在从事农耕的同时， 必以采集、狩猎、捕捞为辅。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生物多样性， 这便为河洛先民提供了更多食物来源。
就土壤而言， 河洛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边缘， 黄土由50余种碎屑矿物形成， 含N、P、K以及40多种微量元素和20多种氨基酸， 质地均一、结构疏松， "具有垂直的纹理， 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 可以把下层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 形成黄土特有的自行肥效， 特别有利于原始方式的开垦和作物的浅种直播"[4].良好的土壤条件与适宜的降雨条件耦合， 既便于原始耕作， 也便于凿井灌溉。
就水源而言， 河洛地区北濒黄河， 洛、伊、湹、涧四大水系共同构成了便利的水网。全新世早中期， 这里湖泊众多， 大量全新世湖沼相沉积即其证。丰沛的降雨和茂密的植被， 可保证这些水体经年丰沛， 从而为发展雨养农业提供灌溉之利， 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水源， 还可兼得水路交通和军事防御之利。
就资源而言， 河洛地区处在多种地貌单元的界面地带， 不同生境的物种共生于此， 生物多样性丰富， 种群密度大， 生产力水平高， 生物"金字塔"基宽， 食物链长， 不仅可为河洛先民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 而且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此外， 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非金属和有色金属矿藏。
就景观而言， 河洛地区平原、山地、丘陵、河湖等景观镶嵌块 （Patch） 相间， 森林、草原密布， 景观异质性强。众多的廊道 （Corridor） 有利于各景观组分之间的连通。这一景观生态系统特有的多重过渡性和多重"边缘效应" （Edge-Effect） , 增强了其环境承载力、抗干扰能力和自调节能力。
四、社会生态系统对河洛文化的承载力
河洛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区位、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
就区位而言， 河洛地区地处太行山山前地带形成的南北通道 （今京广铁路沿线） 和黄河沿线形成的东西通道 （今陇海铁路沿线） 之交会处， 便于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的传输， 为河洛地区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与交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有利于吸纳四方先进文化， 增强自身实力， 也有利于对四方发挥其辐射效应。
就文化而言， 河洛地区自全新世以来始终是人类文化的荟萃区， 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文化-早商、晚商文化-西周、东周文化在此绵延发展， 积淀深厚。加之其极化效应强， 兼得四方文化辐辏， 因此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始终占据同时代文化的制高点。而文化乃科技的基础， 没有文化的土壤， 就不会结出科技进步的硕果。
就政治而言， 自三代开始以迄南宋， 河洛地区始终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和平时期乃首善之区， 战乱年代乃必争之地。作为历时3000年的政治权力的中心， 这里长期拥有政府的"第一推动力", 从而凝练出其他任何区域难以企及的聚集效应、极化效应和辐射效应。
就经济而言， 优越的环境、多样的地貌、丰富的物种、富集的矿藏， 为古代先民的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这里宜粟宜稻、可渔可狩， 与先民的多元型经济模式相适应。
五、河洛地区生态优势的类比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自然环境则堪称经济基础的基础。生态系统的优劣往往与生产力水平正相关， 也对民族性格、文化特质不无影响。人地系统的优劣则首先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度， 河洛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先进的经济社会系统相耦合， 从而构成稳定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良好的人地系统[5].
与河洛文化相比， 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海岱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等， 虽然都曾闪现文明时代的曙光， 却无一例外地止步于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外。究其原因， 不外乎社会动荡和环境灾变。通过分析北方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早期人类文化衰亡的人地关系， 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河洛地区复合生态系统的比较优势。
北方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曾先后出现过两支强势考古学文化， 即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二者的年代分别相当于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皆为成熟的早期农耕文化， 尤其是红山文化， 因发现大规模的坛、庙、冢而声名大振， 显示出其社会发展阶段业已超越原始社会而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夜。然而， 与河洛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人类文化绵延不绝、持续发展截然不同的是， 红山文化在其达到繁盛阶段之时， 却骤然走向衰落， 而且其分布区内还出现了长达千年的人类文化"低潮"期。无独有偶， 在此区域后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经历了与红山文化类似的命运， 即在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同样骤然走向衰落， 其后也经历了约700年的"低潮"期或"断裂"期。
对于北方草原地区上述两支考古学文化骤然衰落， 之后又长期成为近乎"无人区"的现象， 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根据风沙地貌学原理并借助民族考古学类比方法， 我们提出：由于该地区地处北方半干旱生态脆弱带， 其景观基模为沙质土地，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在此进行连续千年和数百年的撂荒轮作， 必将大范围地破坏具有抗风蚀能力的"地表结皮层", 使"暗沙"变为"明沙", 出现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和沙尘暴。当各聚落分散的沙化点逐渐连片而成大面积流动沙丘时， 人们便只能放弃家园 （5） .这一结论虽不足以揭示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骤然衰亡的全部原因， 但可以肯定乃其重要原因之一。
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因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大面积祭台等而备受瞩目。数年前新发现的大型城墙遗址更令人震撼。不少专家据此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早期王国阶段， 甚至将其视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典范。然而， 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样， 良渚文化也同样在其繁盛阶段骤然走向衰落。对此， 考古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如统治阶层腐化说， 海平面上升淹没说等。后者以5.3~4.0 ka B.P期间出现的"海面下降-低海面-海面回升"过程与良渚文化"兴起-繁盛-衰落"之间恰相对应为论据， 认为海侵及水患乃导致良渚文化骤然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哪种推测更符合实际， 不过可以肯定， 良渚文化分布于低海拔地带， 其居址仅高于海平面数米， 鉴于该区域自古至今发生台风和风暴潮的频率高， 推断良渚文化很可能因海平面上升或连续遭遇超强风暴潮袭击而导致其生境湮废和文化中断[6].
东南沿海地区至今仍饱受台风和风暴潮侵袭之害。如2013年的台风"菲特"造成浙江874.25万人受灾， 余姚市主城区70%以上地区受淹， 直接经济损失206.5亿元， 接近2012年余姚市公共财政收入的两倍。又如2015年入夏以来， "灿鸿""莲花""浪卡""苏迪罗"等强台风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 直接受灾区域涉及6个省市， 远离沿海地带的安徽和江西之东部也因此遭受暴雨袭击。
统计资料表明， 在所有自然灾害中， 风灾损失几乎与地震损失相当， 而尤以台风灾害为最。因台风及风暴潮引发的严重灾害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例如， 2005年发生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 导致1833人在飓风及随之引发的洪水中丧生， 经济损失高达810亿美元。又如， 2011年日本因发生9.03级地震而触发海啸， 危及太平洋沿岸大部分地区， 约15884人遇难， 2633人下落不明 （截止2014年3月10日） , 其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数计。
基于台风和风暴潮对沿海地区的破坏性强， 又无可规避， 最近俞孔坚等以"撤退与转移"为题阐述了应该纠正传统城市建设的平原优先战略， 而主张将海拔较高的浅山地带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7].这一论点颇具新意， 也有利于认知河洛地区复合生态优势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
六、河洛地区复合生态优势的时代启迪
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秉承"知行合一""经世之学"的准则， 河洛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 其内涵之广博、积淀之丰厚、关注度之高、影响力之大， 皆为其他地域文化难以企及。因此， 面对传承创新华夏历史文明的现实需要， 我们应该认真挖掘河洛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 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而如何使隽永的河洛文化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这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河洛地区的超凡地位及河洛文化的独特魅力。
河洛地区自上古以来曾经历过无数次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 但不仅从未遭遇颠覆性、毁灭性的破坏， 而且始终维系了可持续发展之态势。诞生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 也同样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和悠久的生命周期。正是基于健康稳定的人地系统， 这里才得以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肇始之地， 而中国正是凭着三代文明才跻身于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也正是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强力支撑， 才使得自夏王朝诞生迄今的4000年间， 其前3000年此地皆得以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徐光春将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喻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干文化"[8], 可谓恰如其分， 名至实归。必须承认， 中国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大国地位， 与河洛地区曾经发挥过的核心纽带作用密不可分。
自商周之际开始， 河洛地区便被视为"天地之中", 政治家们信守"得中原者得天下"之古训， 文人学士则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感佩。然而时至当今， 河洛地区的历史地位和河洛文化的隽永魅力却常被人为弱化。这一偏差导致考古界曾出现降低河洛地区历史地位的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而将彰显河洛地区的独特优势斥之为地方主义者也不乏其例。
学术导向对于政策制定有直接影响。由于河洛地区的历史贡献及其复合生态优势被严重忽视， 故而其在国家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的重要性不仅未得以彰显， 反而有被边缘化之虞。例如， 中原地区自古人口最为密集、区位最为重要、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盛， 故早在东周时期业已形成中国最早的"城市群",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 河南仍以14市的城市数量居全国各省份之首。然而， 在近几年完成的各类全国城镇体系研究和规划中， 却每每将中原城市群归入三级城市群之列。其划分标准显然仅仅凸显了人均GDP和城市化率。可见， 在一些人心目中， 历史与现实之间仿佛不存在既有的内在联系， 历史经验也似乎失去了现实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战略发展格局的调整， 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中原地区的战略地位正在日益凸显， 中原经济区得以上升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即其例。而郑州航空经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 则反映出中原地区"天地之中"这一历史优势正在被决策层重新认知。鉴此， 未来的河洛文化研究应紧随时代大潮， 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之势， 为中原崛起和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发挥表率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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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邦兴， 裘士京。文明起源与旱地农业[J].安徽师大学报， 1987 （2） .
[5]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宋豫秦， 张颖。论偃师夏商都邑乃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 （一）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J].江汉考古， 1998 （1） .
[7]俞孔坚， 袁弘， 李迪华， 王思思， 乔青。北京市浅山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土地科学， 2009 （11） .
[8]徐光春。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注释
11例如， 独龙族是我国境内社会发展阶段最为滞后的民族， 其因在于他们世居于环境险恶又极端封闭的独龙江峡谷。20世纪70~90年代， 采集和狩猎仍是独龙族的基本谋生手段。从其所居村寨到达贡山县城， 一般需要翻山越岭行走3~7天。而每年11月至次年5月大雪封山， 更完全与外界隔离。然而， 民族学家却并未将这种极端恶劣的生境作为独龙族社会发展阶段严重滞后的决定性因素而详加论证。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20页编者注。
332007年在巩义举行的第届河洛文化研究会上， 美国梅诺医学中心 （Mayo Clinic） 的高百支博士所作《分子人类学亦证明闽南及客家人源自河洛》的学术报告颇具新意， 是拓展和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
44参看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地球表层"最初是19世纪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由于当时世界科学的主流被"分析"哲学与方法论控制， 科学的整体性处于积极分化状态， 所以这一概念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钱学森等重建地球表层学， 反映出我国科学界对重归科学整体性的迫切需求。5参看宋豫秦：《科尔沁沙地沙漠化正逆轮回的人地关系初探》， 收入《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我国北方半干旱地区发生大范围沙化之后， 如果终止人类活动的干扰， 依靠自然力有望逐步恢复其固有的草原景观。但就大区域而言， 则需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这应该是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文化低潮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