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航海文化论文独家整理6篇之第六篇：浅谈中国航海史及现代航海文化构建
摘要：由于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大陆性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模式和文化思想始终占统治地位， 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来观察、理解和认识海洋的。中国大陆性的航海文化， 既造就了农耕时代古代航海事业的辉煌， 也导致了工业时代近代航海事业的衰落。当代中国要重振航海雄风， 建设航海强国，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总结中国航海历史的经验教训， 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航海文化的大陆性内核。
关键词：航海历史； 大陆性内核； 现代航海文化构建；
Abstract:
During China's long history as a feudal society, the dominant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mod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thoughts had been continental in character.Therefore, China has observed, understood and recognized the sea bas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ainland country in the past.This kind of marine navigation thinking helped create brilliant glories for China's navigation cause during ancient farming period, but led to its decline in the industrial era.In order to recover China's influences in the sea and build it into a maritime super power, it needs to take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s the guidance, conscientiously learn form its own maritime navigation history,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its previous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for looking at the sea.
Keyword:
Marine navigation history;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establishing a modern system of marine development;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位居东亚大陆、濒临西太平洋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有着180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7000多个岛屿。从地理条件来看， 中国应该是一个大陆性与海洋性兼而有之的国家。
然而， 观诸中国航海史， 为什么我们这个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长期引领世界航海潮流的国家， 到了15世纪后期就开始急剧滑落而辉煌不再呢？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近代航海业始终处于仰人鼻息、进退维谷的悲惨境地呢？为什么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虽然经过发奋图强已重新发展成为一个航运大国却仍然没有晋身世界航海强国之列呢？
问题是严峻的， 也是必须回答的。否则， 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航海强国， 中华民族也不可能真正对全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要科学回答上述的问题， 必须透过表象深究内核， 而内核就是隐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航海文化， 因为只有文化才是事物内核的本质。
航海文化的定义和内涵
从结构上看， 航海文化属于亚文化范畴， 它是文化的次层结构。因此， 要厘清航海文化的定义和内涵，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的定义和内涵。从理论上考察， 文化这一概念可分为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前者特指精神财富， 如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后者则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所著的《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 是一个复合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1） 在这里， 泰勒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和， 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
然而， 近年来流行的文化定义， 则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提出的。他在《社会学》第三章"文化"中， 对文化作了如下定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群人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规范及其他物质形式。" （2） 据笔者理解， 这里作为行为表达方式的符号是文化的基础， 作为行为追求目标的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 作为行为活动依据的规范是文化的准则， 而作为行为技术寄寓的物质形式是文化的表现。
鉴于此， 可以对航海文化的定义与内涵作出如下理论描述， 即航海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群人在航海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规范及其物质形式。
具体而论， 所谓航海文化符号， 指人们表述航海活动的文字、语言和数字， 它是航海文化的基础；所谓航海价值观， 指人们对通过航海活动所追求的某种利益或价值的认知， 它决定了航海文化的本质取向， 是决定航海活动规范和物质形式的本源；所谓航海规范， 指人们进行航海活动所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多体现为航海政策、法规与惯例， 它是航海文化的重要内容， 是航海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所谓航海物质形式， 指人们在航海活动中形成和拥有的航行工具与航海技术等表象形态， 它是航海价值观与航海规范的时空产物， 是对航海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评判标准。
中国航海文化的主要特征
航海文化符号的主要特征：汉民族性。起自甲骨文、金文的中国文字与数字， 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之后， 就形成了相当稳定的汉民族特征。与西方的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相比， 以笔画结构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象形文化符号， 虽表述方法较为复杂， 但在达意与美学上与西方的文化符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 文化符号只是航海文化的表述手段， 并非考察中国历史上航海文化先进还是落后的主要对象。
航海价值观的主要特征：统治集团功利性。纵观中国航海史， 在进入阶级社会后， 航海活动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集团的功利性上。从春秋战国时期齐、吴、越三国的海上争霸， 到秦皇、汉武的江海巡游；从汉使远航南亚的外交航程， 到唐代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从元世祖忽必烈的海外征战与外交活动， 到明初郑和的七下西洋， 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类主要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所追求的价值观无一不是满足统治集团的政治与经济需求。
从政治上看， 一是对内统一海疆， 扩大版图， 镇压各类叛乱， 确保封建专制统治；二是对外树立"中天下而立"的大国形象， 追求"万邦来朝"的国际威望。从经济上看， 主要是为了取得本国大陆所没有或缺乏的各类奢侈品， 如珍宝异兽、香料药物和海外特产及工艺品等， 以满足上层统治集团的特殊物质需求。
虽然从事航海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广大船员， 但是决定航海价值观的主体却不是这些"芸芸众生", 而是那些高居宫廷庙堂的最高统治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资料。" （3） 那些在思想上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普通航海者， 其航海价值观无非是一种最低层次的谋生手段， 而航海活动的深层次动因与归宿则完全取决于雇佣或征用他们的上层统治集团。
航海规范的主要特征：高控制性。首先， 中央直接控制， 重大的国内外航海活动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决策实施。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航海价值观， 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必然要实施一定的政策法规作为规范航海行为的准则。虽然中国历代的航海政策与法规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 但从主要层面上看， 其有着基调相同的共性， 这就是中央统治阶层的高控制性。
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时期， 历代帝王都把重要的航海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的功利手段， 因此许多重大的航海活动均由其亲自作出。例如， 秦始皇示威海内、封禅泰山的环山东半岛航行；汉武帝征讨东瓯、闽越、南越， 统一疆域的军事航海；吴主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求夷洲 （今台湾岛） 的探险航行；唐太宗收复辽东故土的军事航海；元世祖忽必烈经略日本与爪哇的近洋航行；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的远洋航行， 莫不如此。
同时， 对国内的航海活动， 最高统治集团也通过行政系统严加掌控。一般来说， 军事、外交航海均会由中央统治集团直接作出决定， 而国内漕运之类的航运活动也会由专门的官方机构加以管理， 如隋代的舟船、津梁、公私水事等航运活动， 就由"水部"这一职能机构执掌， 机构内还有诸如都水监、都水丞等各色官吏。因此， 从航海政策上看， 官方航海、特别是中央级别的官方航海，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只要统治者认为有需要、有价值， 就可以组织全国的人、财、物予以实施。
其次， 对各级官吏的航海活动严加监控， 不许擅自出海。中国历史上航海规范的高控制性还表现在， 除了最高统治阶层外， 其他涉及航海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决不许私自下海， 牟取利益。例如， 明成祖在组织开展郑和下西洋的同时， 即诏告天下， 凡泛海出洋人员， 非受钦命不许迈出国门。如"私自下番， 交通外国", 即着"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4） .这里的所谓"洪武事例", 就是指洪武四年 （1371年） "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 私遣人出海行贾"违禁一案。明太祖当时曾"谕大都督府臣"对"滨海军卫""惑利而陷于刑宪"者， 要"论如律" （5） , 严惩不贷。又如， 元代倡导并操持北洋漕运的主要官吏朱清与张瑄， 虽在组织船队与开辟航路中建功至伟， 但因在掌管漕运的同时， 插足了朝廷直接垄断的海外贸易， 触犯了"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 （6） 的禁令， 终遭杀身之祸。
第三， 对民间航海基本实行海禁政策。在官方垄断航海的同时， 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对民间航海活动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如唐代， 虽日本来华的"遣唐使船"络绎不绝， 但却严禁中国人出海。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 之所以"凡六次始得成功", 关键就在于民间的海上私渡为唐廷所不许。据《唐律疏议》称， "诸私渡关者， 徒一年；越度者， 加一等。"因此， 鉴真只能潜搭材料工艺极为简陋、航行技术相当稚嫩的日本"遣唐船", 犯难于波涛汹涌的东海之中。而至明清时期， 这种"海禁"政策更趋严酷。洪武三十五年 （建文四年， 1402年） 九月， 朱棣登位未久即宣诏， "凡中国之人逃匿在彼 （指东南亚一带） 者， 咸改前过， 俾复本业， 永为良民；若仍持险远， 执迷不悛， 则命将发兵， 悉行剿戮， 悔无及" （7） .永乐二年 （1404年） , 又针对"福建濒海居民， 私载海船， 交通外国"的违禁行为， 再次诏令"禁民间海船， 原有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8） .清朝在立国之初， 更是颁布"迁海"政策， "迁沿海居民， 以恒为界， 三十里以外， 悉墟其地" （9） .到所谓康乾盛世时， 也是执行"海禁宁严毋宽" （10） 的政策， 对出海民众和船舶加以严苛限制， 禁止"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 （11）
当然， 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 封建统治者曾对民间实行过一些较为积极的航海政策。如南宋时期， 中原与北方的大半壁江山陷于金人之手， 朝廷农税不足、国库匮乏。为维持国家正常运转， 统治者被迫转向重视民间航海的权宜立场。当时， 宋高宗就直言不讳地说："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得当， 所得动辄以百万计， 岂不胜取之于民？" （12） 由之， 南宋历届政府鼓励豪家大姓以私商身份打造海船、购置货物、招聘船员， 前往海外经营， 凡能"招诱舶货"的本国纲首 （即船长） 与积极运货的外国海商， 都"补官有差";凡"亏损蕃商物价", 影响航海贸易者俱以降职处办 （13） .同时， 宋朝政府还于隆兴二年 （1164年） 制定了加快船舶周转率的"饶税"政策， 规定："若在五月内回舶， 与优饶抽税之， 如满一年以上， 许从本司追究" （14） .然而， 从本质上看， 这些鼓励民间航海贸易的政策不过是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维护自身利益的应急措施， 并不能说明其航海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四， 通过指定的"市舶司"口岸， 严密监控中外航海贸易活动。中国大陆海岸线漫长， 可以停泊船舶的港湾和浅滩众多。为使航海活动、特别是中外航海贸易活动处于严密的监控下， 朝廷规定了一些港口作为船舶进出和人货上下的场所， 并自唐代起在广州 （岭南） 设立了市舶司机构 （相当于今天的口岸综合管理部门， 具有类似海关、海事、行政、征税等管理职能）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航海口岸， 唐代有交州、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登州等；宋元时期有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明代有太仓、宁波、福州、泉漳、广州等；清代在有限开禁后， 航海口岸变化甚多， 厦门、宁波、广州、上海、天津、牛庄等均曾在列， 然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 因严控外商来华航海贸易之需， 规定以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
航海物质形式的主要特征：实证性。航海物质形式是航海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技术基础， 主要体现于造船技术与航行技术的物质形态 （例如船舶及其设备、航海图书及仪器等） .从这方面考察，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航海物质形式是相当先进的， 如中国的尾舵技术、水密隔舱技术和指南针导航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的。但同时， 这些航海物质技术形式又是实证性的， 它注重经验性、实践性， 缺乏理论性、逻辑性， 因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 当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时， 往往由先进转向落后。
从航海工具来说， 中国的木帆船曾独步世界近两千年， 如九桅十二帆的郑和宝船"体势巍然， 巨与无敌" （15） , 但一旦进入工业革命时期， 当西方发明火轮船、铁甲船后， 中国传统的航海工具旋即"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航海技术形式也是难逃此等宿命，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 虽然它曾是15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实用的航海图书， 但其所包含的所有物质技术形式都是实证性的经验总结或感性记载， 并不是建立在几何投影与数学逻辑基础上的理性升华， 如其中的针路记录的就是预先考虑到风流、洋流等航行因素影响后的实践记录， 而非像西方《航路指南》那样， 先有计划航线， 再将外界干扰因素加进去修正， 并在标有经纬度和比例尺的墨卡托投影海图上进行作业。因此， 一旦面临开辟未知的海上新航路时， 这类实证性的航海物质形式的内在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中国航海文化的本源动因
地缘上：中国拥有辽阔的陆域并面临开放性海洋。从地理形势看， 中国地处在东亚大陆， 西南环山， 北临广漠， 东濒大海， 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性地理环境。从航海条件看， 中国面临的是西太平洋的开放性海域， 风急浪高， 航行风险很高， 与波平浪静、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地中海完全不同。因此， 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心目中， 这万里海疆不啻为一道可以囚民于国门之内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天然屏障。
从历史上看， 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 因此自秦始皇起，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着力修筑长城， 再加上东部之万里海疆， 把整个中国包围成一个对外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而"天朝大国， 无所不有"的自给自足经济， 也足以维系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计民生的运行， 根本不需再与海外进行贸易交往。
在这种地缘结构的制衡下， 整个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内向型的大陆思维， 严重缺乏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外向型发展意识。同时，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由春秋战国走向国家统一的过程中， 内陆文化战胜了海洋文化， 由地处内陆的诸侯国--秦国扫平齐、吴、越等航海实力较强的诸侯国，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此后的历代政权虽多有更迭， 但始终都是由起自北部、西部和中原的封建集团和少数民族执掌国家统治大权， 而在地缘上接近海洋的集团与民族从未在逐鹿中原的政治与军事较量中取得上风，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航海理念无缘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导思想了。
经济上：崇本抑末的小农经济抵制航海贸易。在古代生产力低下时期， 中国大陆型的地缘特征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 向陆地发展要比向海外发展容易得多。居民依靠陆地耕种就可以安居乐业， 因为古代的农业比畜牧业和海洋渔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 更容易从自然界取得相对稳定的物质财富。由是， 古代中国人一开始就形成了以土地为本的生存与发展理念。这种"以农为本"和"以农立国"的小农经济， 建立了一个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 把广大劳动力紧紧地束缚在一小块一小块自给自足的土地上， 而封建统治集团则从财政上通过徭役和赋税来确保和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
在这种自然经济体制下， 封建统治集团必然以"崇本抑末"为国策， 奖抚农桑， 限控商业， 禁止"引贾四方， 举居舟居， 莫可踪迹" （16） 的航海活动， 因为此类航海贸易活动， 必然会引起"户口耗而赋役不可得而均， 地剥削则国用不可得而给" （17） , 严重冲击封建经济的稳定。
同时， 还须注意的是， 这种"崇本抑末"的经济， 导致了中国人以大陆和农业理念来看待海洋和航海存在的价值， 即"以海为田", 而不是"以海为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对海洋的利用主要是制盐、捕捞与养殖等， 将沿海水域的开发和利用仅仅作为陆地耕种的自然延伸， 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将海洋与航海作为打破封闭自然经济、获取海外资源的有效渠道。正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片板不许下海" （18） 的海禁政策时所说， "四方诸夷， 皆阻山隔海， 僻在一隅， 得其地不足以供给， 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19） .因此， 航海贸易纯属多余， 只要"厚本抑末， 使游惰皆尽力田亩" （20） 足矣。
"以海为田"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是， 即使是那些曾经从事过合法或非法航海贸易的大海商， 也只是将"以海为商"作为一种权宜行为， 他们最终仍是将航海贸易所得作为广置田地和楼宇等不动产以及入仕求官的手段。如明末清初的大海商郑芝龙， 他在成为东亚航海贸易巨擘后， 先是"增置庄仓五百余所", 成为"田园遍闽广" （21） 的大地主， 继而拒绝手下弟子谏其海外发展的请求， "以鱼不可脱于渊" （22） 为由， 降清为官， 充分展露了其"以海为田"的封建经济的人生理念。
政治上：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远洋航行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进行的， 然而它毕竟在根本上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航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企业， 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的特点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了烙印" （23） .中国历史上的航海文化之所以有如此特征， 关键就在于历代王朝均从维护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出发， 处心积虑地压制航海贸易活动。
历代统治集团、特别是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对中外航海贸易在本质上持一种消极和排斥的立场。唐以前， 除官方航海外， 几无中外航海贸易可言。盛唐时， 朝廷虽对中外文化交流持开放态度， 但仍禁止中国民间对外航海贸易。对外国来华的航海活动， 也主要是接待遣唐使与遣唐僧之类仰慕中华文化的官员与学人， 而对于航海贸易活动， 则不但专设市舶司严加管理， 且允其进奉之物亦多为奇淫机巧之奢侈品， 于国无甚大补。宋元时期， 虽因特殊国情而被迫开放海外贸易， 但对贸易物品、船舶与人员进出、税规征收等均有严格规定。及至明清时期， 则以闭关锁国为基本国策， 使海外航海贸易几无立足之地。在封建朝廷心目中， 对外航海贸易会引起"洋商杂处， 必致滋事" （24） , 为免除危及封建王朝政治稳定的后顾之忧， 制定"中外大防"的航海政策就势在必行了。
同时， 在官方航海活动中， 封建朝廷也是以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为首鹄。中国历代的"朝贡贸易"航海活动， 一向"厚往而薄来" （25） , 重政治， 轻经济， 根本不在乎从海外获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利益。用清乾隆帝的说法是， "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货物， 以通有无" （26） .封建朝廷所关心的只是"帝王居中， 抚驭万国， 当如天地之大， 无不复载" （27） .因此， "远人来归者， 悉抚绥之" （28） ;而中国遣使远航者， 也无非是"示富耀兵", 展天朝大国之威仪， 并"宣德化而柔远人" （29） .从汉使远航南亚到郑和下西洋， 成千上百次的外交航海活动， 都是为了扩大中华帝国的国际影响， 营造"日月所照， 无有远近" （30） 的国际和平环境。
再者，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禁止民间航海， 也主要是着眼于维护政治上的集权统治。这是因为民间航海活动可能造成以下几类令封建统治者寝食难安的后果：一是受迫害和剥削的人民巨岛聚众， 举行海上起义， 直接威胁封建统治的政治稳定；二是华夷杂处， 滋事生非， 引发文明冲突和国际纠纷， 直接伤害封建帝国的国际形象， 对闭关锁国的统治格局形成冲击；三是民间犯禁下海贸易， 渐而形成如清明时期的陈祖义、王直、郑芝龙之类的大型海上武装走私集团， 直接威胁封建集团的政治利益。有鉴于此， 中国历代的航海文化才会深刻地体现出封建统治集团的价值取向。
文化上：保守内向的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诸子并存、百家争鸣时期， 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潮相当开放与活跃， 相互竞争， 相互渗透， 不一而足。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到汉代已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使得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与道德为宗旨的儒家文化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在此氛围下， 作为亚文化的航海文化当然避免不了受它的规范与制约。
儒家文化内涵丰富， 然其核心内涵可用"保守内向"一言蔽之。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大一统"、"和为贵", 主张顺应自然与社会， 反对改造自然与社会；强调安分守己与中庸之道， 鼓吹"父母在， 不远游", "动一动不如静一静", 不提倡冒险犯难和开拓进取。这种文化思想训导人们满足于"耕者有其田", 满足于"学而优则仕", 不鼓励向海洋进军， 否认以航海贸易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取向。这与西方海岛型海洋文化所倡导的探险、开拓、征服的思想内核完全不同。
因此， 盛极一时的郑和下西洋虽展示了15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壮观的航海场景， 但也不过是对宋元时期航海技术遗产作一次总检阅罢了。相反， 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叶， 由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所进行的远洋活动， 虽其船队规模远不如郑和船队， 但却以开拓海上新航路的旷世业绩， 揭开了地理大发现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 从而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要的结论和启迪
主要结论。一、虽然从海陆自然条件观察， 中国应该或者可以成为一个大陆性和海洋性兼而有之的国家， 但由于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大陆性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模式和文化思想始终占统治地位， 因此， 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大陆性文化为本、海洋性文化为辅的国家。换言之， 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来观察、理解和认识海洋的国家。二、中国历史上对海洋的应用基调， 是"以海为田", 而不是"以海为商".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只不过是作为对陆地开发和利用的一种自然补充和延伸。三、中国大陆性的航海文化， 既造就了农耕时代古代航海事业的辉煌， 也导致了工业时代近代航海事业的衰落。
主要启迪。一、历史可以成为一面镜子， 让我们知兴替而奋进；但历史也可以成为一种梦魇， 让我们在祖宗的庙堂中徘徊。两者取舍之关键， 在于能否以科学发展观洞察历史， 引领未来。二、当今世界已是资源与市场融为一体的世界。中国的现代航海文化必须立足于全球和海洋， 以此作为思维之本。三、在这样一种现代航海文化中， 航海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必由之路；航海是中国参与和优化全球资源和市场配置的必由之路；航海可以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四、如果说， 六十多年前新中国的航船刚刚展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那么， 今天现代中国的巨轮应该昂首破浪地驶向广阔无垠的蔚蓝色海洋。
注释
1[英]EB泰勒：《原始文化》， 蔡江浓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 李强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3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 第52页。
4《明成祖实录》 （卷10） （、卷12） 、 （卷27） 、 （卷23） 、 （卷12） .
5《明太祖实录》 （卷70） 、 （卷177） 、 （卷34） .
6《元史·食货二·市舶》。
7《重纂福建通志》·海防篇。
8《朱批谕旨》雍正二年十月九日。
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卷776） .
10《宋会要辑稿》·职官44.
11 （明） 巩珍：《西洋番志》。
12 （明）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昭代经济信》 （卷2） .
13《明史·米纨传》。
14《皇明袒训·箴章篇》。
15《明季南略》， 《郑芝龙降清》条。
16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题及资产阶级的兴起》， 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
17《清高宗圣训》 （卷218） .
18《礼记·中庸篇》。
19《东华续录》 （乾隆朝118卷） .
20郑和：《天妃灵应之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