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小农家庭经济传统以来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传统中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 80%以上，农民的劳动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生产基础”.[1]（ P150）它主要是指在“同财共居”的家庭范围之内，家庭成员间通过劳1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中国农民家庭的组织结构不同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为单位的核算方式，而是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经济品格，并在当前农村去过密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化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
关于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厚重的学术积累和历史脉络，对小农行为动机、目的等都做出了一定解释。其中，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综合小农和社会化小农等概念都是在不同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民群体进行概念分析，[2]对小农性质进行界定和判断，解释小农行为的合理性。特别是恰亚诺夫对道义小农的研究更成为了农民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经典范式，他主要是运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来解释小农家庭的经济行为逻辑，有其合理性。但道义小农范式在解释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逻辑时会遇到困境。
二、恰亚诺夫“道义小农”范式的理论基础
1、生命周期论
恰亚诺夫对农民家庭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最主要的两个理论来源是生物学规律基础上的生命周期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边际效用论。
首先是家庭经济活动量受家庭人口结构、规模和生命周期变化的影响，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首先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与下限”.[3]（ P20）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家庭人口结构中的劳动者数量（ 下文用 p 表示） 与消费者数量（ 下文用 e 表示）比率不断变化调整，家庭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决定了家庭在劳动力投入力度上的决策差异。当家庭劳动者数量（ p） 等于消费者数量（ e） 时，家庭经济压力最小，自我剥削程度最低。根据此，恰亚诺夫对家庭经济行为选择做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家庭经济活动的量完全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而根本不由劳动者的数量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恰亚诺夫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消费决定论基础上，而不是生产决定论。
另一方面，劳动力自我开发程度还因为体力劳动具有辛苦和乏味的特点，[4]（ P121）这就决定了劳动量不可能无限付出。因为“体力劳动的经济活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人类体能的耗费决不是无限制的。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一个人的劳动量越大，他所付出的最后一单位劳动（ 边际劳动） 的辛苦就越大”.这就是恰亚诺夫强调的第二个判断，即劳动能力的耗费会受到劳动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约。“换言之，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4]（ P53）进而在这一基础上，恰亚诺夫讨论了边际劳动耗费的辛苦程度与劳动所获价值总量的边际效用的主观评价之间的均衡点。
2、边际效用论
恰亚诺夫描述农民家庭经济行为也可以用农户收入曲线和“收入-闲暇”无差异曲线组成的几何图形表示。在收入曲线图中，两条曲线必然会相交于一点，这就是对于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对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在这一基础上，劳动者的产出一旦达到这一点便会自然停止。如图 1 所示，横坐标代表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曲线 AB 代表为获得相应的家庭收入而付出的劳动辛苦程度。如恰亚诺夫所说，获得第 10 个或第20 个卢布时所付出的辛苦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所获卢布的增多，劳动者每多挣一个卢布就会越发困难。曲线 CD 代表获得相应家庭收入的需求满足程度或者边际效用水平。对于获得的第 20 个或 30 个卢布的主观评价会非常高，因为家庭获此微薄收入将能够应付其一年的最基本需求。随着年收入额的递增，对于边际卢布收入的主观评价将日益降低，因为新增收入所满足的需求在家庭成员看来是不太重要的需求。曲线 CD 的走势显示了对于边际卢布收入的主观评价的变动情况，它与曲线 AB 相交于 x点，假设 x 点的年收入为 67 卢布。在这一产出水平上，对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对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至于 x 点以后的边际效用，每一个新增卢布所得到的评价都要低于对获取该卢布所付出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
随着家庭经济所获得收入的增加，劳动辛苦程度会不断提高，而其边际效用却不断下降。但两条曲线总有一个相交点 X,X 是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在这一点上，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达到均衡，如果继续投入劳动，则劳动辛苦程度就开始大于需求满足程度，这自然是不符合农民经济理性行为的。
恰亚诺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均衡点的变迁，他主要从两个因素入手，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家庭消费需求的提高。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辛苦努力可以获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曲线AB 就会下降到 AB1（ 见上图） ,就出现新的均衡点。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付出与之前相同的劳动投入会获得更高的消费需求主观评价，从而达到单位劳动收入增加和劳动强度降低的效果。如恰亚诺夫所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那么同样的辛苦努力现在就可以达到获取第 n 个卢布的水平，而在以前，则可能只获取 n/2 个卢布。
同样，当 e/p 比率提高时，即家庭中消费者增多、消费需求增长时，同样的辛苦努力所获得的收入可以有更大程度上的需求满足。这要付出更高的劳动辛苦程度以获取更高的收入水平，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实际上，恰亚诺夫利用收入曲线对劳动-消费均衡点进行探讨，还是借助了微观经济学无差异曲线进行序数效用论分析。即，恰亚诺夫在讨论劳动-消费均衡点的时候并不一定明确指出确切的数量点，而只需知道农民家庭的偏好顺序选择，即无需知道具体的效用差距数量。在讨论均衡点变迁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分析出具体均衡点的数量，而只明确均衡点会在相关因素影响下产生变化，也即明确了劳动者在偏好选择下愿意付出更高的劳动辛苦程度。
三、对恰亚诺夫劳动-消费均衡论的争论
恰亚诺夫的理论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秦晖认为恰亚诺夫首先跳出了“经济人”这一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地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那么他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