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统一的思想。他指出“：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
①他“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论断也是根据这个逻辑，把逻辑范畴发展的顺序和哲学史上各个哲学体系出现的顺序作了大致相应的对照。如何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的关系，直接决定着人们对经济学性质的态度。把经济学看做是生产关系之学，看做社会变革之学，那么经济学也就可以说是经济学史，经济学演变的历史不过是经济矛盾演变的写照和反映，从历史的演变中，概念逐步成熟，方法逐步革新，形成了今天的相对静止的不同流派的经济学体系。
②但若把经济学看做是致富之学，看做是技术之学，经济学的概念就不再有历史的痕迹，没有内涵的演变，量的关系而非质的关系成了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就显示出这一特征。
一是概念不再有历史性，二是推演不再有历史痕迹。这种状况受到了不断地批判，甚至兴起了反对经济学传统的运动，曾经在美、法等国家兴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也间接说明这一点。
③在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交代“经济人”具体化后的行为，不交代“经济人”的哲学基础、所有权基础和历史基础。经济理论给人的感觉就是技术推导，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应用这个逻辑，一切特殊性，包括国家、阶级立场都被一般化了。
经济学这种不关注历史，只关注技术的传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环境？这是一个经济学史的综合问题，涉及到经济史、自然科学演变史、哲学史、国际间矛盾演变等宏微观各个层面各个维度。“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以它的演变阶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能够解释这一问题。
考察“经济人”假设的阶段性，一方面要研究历史上经济学家着作中的文本描述，同时还要把这些描述与当时经济学总体的发展特征、社会历史矛盾特征结合起来，综合得出阶段性的结论。
一、“经济人”有机化阶段
“经济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有机化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人物是斯密。虽然关于“经济人”中蕴含的“人是自利的，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这一思想在斯密以前的曼德维尔以及启蒙思想家那里都有概括，但把“经济人”思想系统化是由斯密完成的。斯密之前的关于“经济人”的思想就成了前史。
④所以，分析有机化阶段的“经济人”思想特征主要以分析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为重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经济人”是以思想形式而非假设形式存在的，这也间接体现了有机化阶段的特征。
所谓有机化，是指“经济人”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是多重的，而且内容所包含的各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斯密作为经济学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⑤，从他以后，经济学才逐步独立出来变为一个学科。
⑥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一般以斯密为核心人物，在理论上的批判重点是劳动价值论，在方法论上的批判重点表现为两重方法⑦。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在逻辑前提上，也必然从斯密那里去溯源，其中的“经济人”思想、自由市场体制、国家功能、分工、财政等，都可从斯密那里找到根据。
解读斯密“经济人”思想的有机化特征，第一个维度就是从斯密本人思想发展来分析。大多数人认为对斯密“经济人”思想来自这句话：“他通常并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⑧以此部分论断来解释“经济人是自私的”观点，从而把这个观点延伸下去，变成后来经济学发展的圭臬。但很多人都忘了这一观点提出的背景：在斯密时代，牛顿的科学发展理论告诉人们自然的运动仿佛钟表一样，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会准确无误地机械运转，仅用像万有引力等简单的定律就能完美地描述。斯密本人作为道德哲学的教授，⑨也想在道德哲学角度架构一个机制，使得这个机制能自动调整社会的良性运行。
而这个论题是在《道德情操论》中得到解决的，即通过“同情”这个机制来架构。“无论人们会被认为怎么自私，这个人天赋中明显存在这样的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做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个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最坏的人也不会全然失去同情心。”
⑩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谈分工和交换，进而设计出自由的交换体制，都不过是其伦理学逻辑的延伸。由此，我们得出有机人的第一个内涵：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是一个有机系统，是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推演。把斯密“经济人”思想概括为“自利、理性”是不正确的。在斯密本人那里，“经济人”思想是斯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后人只裁取了需要的那部分。
第二个维度是从整个思想史发展角度来分析“经济人”有机化。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是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环节。在斯密之前，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已经有了萌芽发展，因而为“经济人”思想的产生做了铺垫。从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主义是斯密“经济人”思想的基础。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上的确立，首先遇到的阻碍是占统治地位一千多年的神权，在哲学上就是上帝主义。反对上帝主义，确立机械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早期的主要任务。上帝主义认为从自然到人的秩序，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要突破这一点，就要确立这样的观念：世界不是上帝安排好的，世界本源是自然的物质，人也是自然物，每个人的地位和权利从自然而论都是平等的。
其不平等取决于个体的构造及其主观努力，而不是来自血统。从总体思维演变来看，各个哲学家都在这些环节上作了自己的贡献，共同汇成一条历史的洪流，确立了资产阶级初期的意识形态。在概念上，表现为这样的环节：从世界—→物质—→作为物质的人—→意识—→感觉—→利益—→经济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国家，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体系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经济人”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类似于这个理论体系之树上的一段树干，斯密以此树干为逻辑起点构建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这是有机人阶段“经济人”思想的第二个内涵。
从两个维度来分析“经济人”思想的有机性，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综合性。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是他本人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也是当时总体思想发展的一个节点。今天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与斯密所谈“经济人”思想存在很明显的异质性。二是过渡性。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成熟但还未成熟的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和暴露之前，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极其困难的。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也必然要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矛盾，在“经济人”思想中，既有自然主义，又有机械唯物主义，还有理性主义的成分，在方法上，既有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又有演绎方法。由于此时阶级矛盾还不激烈，斯密有时还站在当时的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也没有将人完全抽象化，在他的“经济人”的范围中，“不是‘经济人’一般，也不是‘交换人’一般，而是土地所有者、工商业者，也是‘贫穷劳动者’”。三是社会性。
虽然斯密本人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在研究中却依然存留着社会分析方法，而不像今天的技术主义方法中纯粹丢掉了社会关系。“我们可以说，斯密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斯密从自然人属性出发，但他是通过社会比较来论证自然人的特征的，从对阶层、同情、分工、交换等核心概念规定中就能推导出来。通俗地说，在《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描述的“经济人”，还有人的味道。四是进步性。斯密主张人性，目的是反对神性，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新地主贵族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其重要任务。系统理解斯密的思想，才能更为准确把握“经济人”思想。
二、“经济人”概念化阶段
“经济人”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概念化阶段。关于谁是提出“经济人”假设概念的经济学家，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约翰·穆勒明确了“经济人”的概念，“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却是约翰·穆勒。穆勒所作的界定，出自 1836年《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一文。”
二是认为帕累托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经济人’概念由意大利着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引入至经济学中。”
由于约翰·穆勒在文章中已经有了关于“经济人”的假定的思想，加之相关思想提出要比帕累托早很多，所以，笔者将约翰·穆勒作为“经济人”假定概念化的标志性人物。他依据斯密的描述和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确了“经济人”假设。
约翰·穆勒在 1836 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一文可以算是“经济人”的最初出处。文中，约翰·穆勒写道：“政治经济学同样给人一个武断的定义，即人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总是以最少的劳动和自我牺牲获得最多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这是始终不变的。”
进而他指出，“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有两大特征：一是自私。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经济人”是从人类行为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这种动机最主要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他受有限的实际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二是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和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在思想上，约翰·穆勒的“经济人”假定思想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他受功利主义者边沁影响较多，自己也曾经出版了《功利主义》一书。马克思批判边沁时说：“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
从这句话的评论中能看到约翰·穆勒的“经济人”假定有着边沁的影子。约翰·穆勒所描绘的“经济人”是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把个人仅仅看做是向往拥有财富的一个存在，能够以达到这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比较效率为基础来作出判断。约翰·穆勒的这个认识暗含了人的“理性”假设。
在方法上，约翰·穆勒充分使用了抽象方法，这种方法使得“经济人”从斯密那里的“思想”变成了约翰·穆勒这里的“假定”，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约翰·穆勒指出，“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社会状态修正后的整体人性，也不研究社会中人的整体行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获得财富的个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各种方法的相对后果……它把每个人的情感或动机高度抽象化了……随后，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究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律，假设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出于其本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偏好更多的财富而非少数的财富。”
在约翰·穆勒的逻辑中，为了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只能从假定的抽象的“经济人”出发，“做出这样的假定是事出有因的，是为了他们研究的目的；因为他们在揭示这部分人类行为时，只能将金钱至上作为直接和主要的目标；因为没有两个个体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除非摒弃一些特定的环境因素，否则，他们不能得出普遍的准则。”
但“经济人”并非现实的人。在经济思想史上，从马歇尔开始“经济人”的范围越来越大，逐渐把“经济人”假设理解成了现实的人。
约翰·穆勒把“经济人”假定应用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运行原理，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18 世纪上半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稳固和成熟，工业革命完成。与斯密时代不同，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主要任务不再是探求制度改革，争取自由体制，而是稳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经济秩序。约翰·穆勒的代表作后来成了经济学史上的第一部经典教材，这本教材是资产阶级对自己主导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声明和描述，也为后来的经济学提供了发展路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蕴含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建构理路和分析精神的萌芽。”
从经济学史角度看，穆勒的“经济人”假定可以看做是斯密“经济人”思想与后来数理学派经济学家们“经济人”假定的中介。因为穆勒本人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继承了斯密的部分思想又和斯密不同，但又和纯粹数学化的数理学派的“经济人”假定区别很大。
三、“经济人”数学化阶段
“经济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数学化阶段。约翰·穆勒的“经济人”对斯密的“经济人”思想进行了抽象，形成了“经济人”假定。约翰·穆勒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尤其是杰文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人，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把约翰·穆勒的“经济人”假定抽象化，把人抽象成为一个符号和会计算的工具。
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家们，不管是心理学派还是数理学派，都不约而同地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使经济学逐步走向了数学化。
19 世纪 40 年代后兴起的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数学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证主义认为各门学科包括哲学、逻辑、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的知识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模式、一套公理。这种实证主义反映在经济学上就形成了数学形式主义。边际革命后形成的以杰文斯、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是当时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代表。他们将经典物理学作为理想经济学的范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数量和数量关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只涉及机械意义上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是一门与物理学相似的数学科学。数学是经济学科学地位的标志，在经济学中，应该用数学语言取代日常语言，数学方法应该是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研究方法。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样的一种工具性假说，使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文斯，他认为，“我尝试将经济学界定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摆脱前辈意见的拘束来定立经济学的形式。据我看，这种形式，经济学终必采用。我早认为，经济学既为讨究量的科学，自亦须在事实上———即令不在名词上———成为数学的科学。”
此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分别发明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量化了“经济人”的价值目标；希克斯解决了效用与货币收入之间的联系，并且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确定最优消费组合，避免了可能涉及道德的价值判断。
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依赖数学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就延续下来，以假定前提出发，论证过程中把实际遇到的困难都抽象掉，为了建立起数学公式而研究经济，不是为了研究经济而利用数学，把经济学中质的分析全部拿掉，只剩下纯粹量的分析。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人”的词条解释中，“经济人”是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深思熟虑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比现在更坏）的行为。”
可以看出，经济的这些构成要素：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寻求最大化行为，都不过是数学的变换形式而已，通过这几个要素，可以把“经济人”变成一个符号。有了这个符号作为逻辑起点，就可以构建一系列的函数，求得不同条件下的极值，计算不同变量的合理范围。
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由于其行为过于简单和机械化，被许多学者笑称为“机器人”。经济学以这样的“经济人”为基础，可以抛弃了一切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哲学基础，终于成了“严密”的科学。
这些以数学建构经济学体系的方法，使经济学锁定于由错误的假设出发运用数学进行长链条演绎推理的实践的做法成为虚无，经济学也被称为了“黑板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方法早在 19 世纪就遭到了人们的批判，着名数学家彭加勒针对瓦尔拉斯的个人具有完全远见这样明显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指出，经济学数学化方案即使在近似意义上也是非现实的。
四、“经济人”裁剪化阶段
“经济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裁剪化阶段，这个阶段比第三个阶段稍晚一些，并与第三阶段后半部分重合。“经济人”假设的前三个阶段描述的是内涵的演变轨迹，本阶段更多地体现在范围的演变。本阶段的核心特点是适应研究者的需要，随意地改变“经济人”的内涵和外延，这种裁剪基本呈现两个趋势：无限化和多元化。
把“经济人”假设无限化，是指在“经济人”数学化之后，社会生活中只要涉及人的行为的社会学科，都可以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为基本分析框架，把研究的范围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包括婚姻、家庭、犯罪，等等。把“经济人”假设无限化的代表是贝克尔，贝克尔指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以这一理论为基础，他依据人们对成本和收益的经济考虑，对生育、婚姻、犯罪、政治、法律、道德等非经济领域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这种对“经济人”假设的无限化使得许多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学”研究领域被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成为可能，经济学家逐渐挑战了传统的学科分工。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被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代表性着作。
把“经济人”假设多元化，是指研究者依据自己研究领域和研究目的的需要，在管理学、社会学、战争学等某一方面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裁剪”，截取对自己有意义的那部分内容。这种裁剪在形式上主要是两类，一是将“经济人”范围在某一方向扩大，如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人”概念、公共选择学派中“公共人”概念都是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拓展；二是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修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从人的有限理性的角度对完全理性和最大化解的修正，其代表人物为西蒙；从非财富的最大化角度对效用函数的修正，其代表人物为诺思；莱宾斯坦用“X 效率理论”对最大化假设进行的修正。
上述的两种趋势，共同体现了“经济人”假设没有边界的突出特点。“经济人”假定到底在什么范围内适用，也是现在主流经济学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没有边界，也就意味着万事万物都能通过经济学来解释，不管解释的合理不合理，这样下去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崩溃。什么病都能治的药，不是假药就是骗人。
“经济人”演进的每一阶段，都奠定了经济学发展的新范式，“经济人”假定的变化可以看做经济学史分野的重要标志。发展到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把客观性作为特征，把数学化作为标志，把数学形式化作为唯一的合法性的方法。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严格的范式，有了所谓的严格的学术标准，但这种繁荣掩盖不了一个事实：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退一步讲，即使按照熊彼特的说法，经济学是预测科学，但经济学连这个任务也没有完成。反思“经济人”假定的历史，也是反思经济学史，进而反思现今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一是为了更深刻认识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处的状态，二是为促进中国经济学创新，避免走向死胡同。科学是总体演进的过程，每一个个体的认识都能促进总体认识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