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市生猪市场概述
受首都经济整体定位，以及全国生猪市场竞争加剧、城市环境保护等多因素影响，北京市生猪养殖业区域优势不明显。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生猪出栏量306.11万头，生猪产量23.9万吨，年同比分别减少2%和1.1%。然而，随着近年首都消费人口的增多，北京市猪肉需求量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2012年北京市全年猪肉消费量达90万吨，占肉类消费量60%左右。作为特大型消费城市，北京市民餐桌的猪肉主要来自“五省二市”:北京市、天津市，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和河南五省，外埠猪肉供应占本市供应量73%左右。
从北京市与全国猪肉价格对比看，对2000－2013年北京市猪肉价格与全国猪肉价格的价格数据做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达到0.955，属于高度相关。特别是从2009年以来，北京市猪肉价格一直低于全国猪肉价格，大致仅有7%的价格差异(扣除价格异动情况)，由此可以断定北京市的猪肉市场已经完全纳入到全国市场，价格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从生猪价格整体走势看，近年来北京市生猪价格整体呈波动攀升态势，2013年猪肉批发价格年平均为每500克9.50元，2006年猪肉批发价格年平均为每500克4.66元，7年中价格上涨一倍多，年平均上涨0.69元，年均涨幅为14.8%。
从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看，2007年生猪价格大幅度波动后，政府为稳定生猪市场供应先后出台了国家储备肉政策、生猪补贴政策、生猪进出口政策、生猪信贷支持等多项政策措施。这一系列既利短期、又利长远的措施，从生产、供应、消费等多环节调控市场，稳定价格。
二、北京市生猪价格波动的周期规律及政策出台的节点
生猪价格有其规律的变化周期，即猪周期。2006年以来，生猪价格的波动周期总体概括为两段、两点、两区。所谓两段，即周期性上涨阶段和周期性下跌阶段;两点，即价格高点和价格低点;两区，即生产者的盈利区和亏损区。
(一)两段:生猪价格的周期性上涨阶段和周期性下跌阶段
1.第一周期。2006年4月－2008年4月是第一周期中的上涨阶段，2008年5月－2010年4月是下降阶段。其主要原因是生猪价格经历了2006年为期一年的下跌后，养殖收益下滑，部分养殖户宰杀和提前淘汰母猪，加上生猪蓝耳病局部暴发，市场生猪供应量减少，生猪价格形成前期缓慢上涨，后期短时间内大幅飙升的上涨形态。疫病导致生猪死亡率高，生产供不应求是价格后期暴涨的主因。2007年8月，为稳定市场秩序，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北京市建立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应急协调小组。政策出台8个月后，生猪价格转入长达25个月的波动下跌阶段。在此期间2009年1月六部委出台《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文件，并首次启动生猪收储政策，次年4－6月期间5次启动收储，生猪价格出现由降转升，至此第一轮价格波动周期结束。 此轮波动周期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波动周期由过去通常3年，延长至4年;二是调控政策有效抑制生猪价格上涨，但调控力度和时点的把握上缺乏经验，为后期价格的深度下跌埋下隐患。
2.第二周期。2010年5月－2011年7月生猪价格开始进入第二周期上涨阶段。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持续走高，养殖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使得农民工外出务工机会增多，生猪养殖收益相比务工收入偏低，散养户退出速度加快，此时规模养殖未能及时补位，生猪供应缺口较大，形成了价格的直线上涨态势。
2011年7月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配合着放储政策及进口量的增加，生猪价格上涨的势头有所抑制，在10个月的波动下跌后，2012年5月发布《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调控预案》，此文件对前期调控政策进行了修订与完善。至今生猪价格波动幅度趋缓，价格基本平稳。
综合分析，一是两轮猪周期价格上涨期与其对应的价格下降期持续时长基本相同，形成了明显的“八”字形态;二是周期性上涨期和周期性下降期不再正态分布;三是在生猪价格规律运行的关键节点上，政策调控效果明显;四是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生猪生产及猪肉价格有一定的关联性。
(二)两点:生猪价格的高点和低点
生猪价格第一个周期的价格低点出现在2006年4月，猪肉批发价格每500克3.73元，经过前期缓慢，后期急速上涨后，猪肉批发价格在2008年4月份达到最高点每500克10.37元后掉头下行，至2010年4月份降至最低点每500克5.74元。整个周期历经四年时间，先后形成了三个明显高点和三个明显低点，峰谷值之比达3:1。
生猪价格第二个周期的价格低点出现在2010年5月份，猪肉批发价格为每500克5.74元，猪肉批发价格持续上涨至2011年7月份达到历史高点每500克12.25元，之后相对缓慢回落至2013年4月的每500克7.71元。第二个周期历经三年时间，对比第一轮周期，形成的价格高点和价格低点并不突出，峰谷值之比为2:1。
细化数据显示，一是周期中生猪价格最高点的时间无规律可寻，而最低点均在一年的4－5月，这个阶段正处于春节后，猪肉消费淡季，市场供应相对充足;二是周期之内波幅由高转低，第一周期与第二周期的价格峰谷值相差65%，特别是在生猪价格第二轮下行期间，政策调控的托底作用尤其明显，没有出现第一轮的价格深度下跌行情;三是政策调控日趋完善，针对性渐强，时机把握到位，调控效果第二周期更突出。
(三)两区:生产者的盈利区和亏损区
以按国家规定的6:1为生产者的盈亏平衡线为界，第一轮猪周期中，生产者盈利区为30个月，亏损区为4个月，且猪粮比价波幅较深，最高点达到10.87:1，最低点5:1，有连续10个月猪粮比价一度超过9:1，意味着养殖企业超额利润时间较长(这是基于前期的长时间亏损);第二轮生产者盈利区为26个月，亏损区为10个月，且猪粮比价的最高点为8.71:1，最低点为5.29:1。不难看出，第一轮周期猪粮比价高低点相差一倍多，明显高于第二轮的40%。第一轮周期中猪粮比价周期内的大幅度变动，扰乱了正常的运行规律，极大的影响了生猪养殖业的正常生产及居民的正常生活。
综合分析:一是政府对生猪生产、储备、流通等各环节的全方位调控后，养殖户由超额收益或深度亏损的恶性循环，逐步过渡为盈利均衡;二是第二轮周期虽然比第一周期亏损期延长，但亏损程度减轻;三是从生产者的收益看，第二周期低于第一周期，说明饲料价格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养殖户无力转嫁成本，被动挤占收益，以及养殖业产能过剩，养殖收益进入微利时代。
三、生猪价格调控效果评价
2007年生猪价格的过山车式波动，给经济社会56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近两轮生猪价格调控可以概括为:政策力度大，调控手段多，综合施效渐趋完善。
(一)对生猪储备肉政策的评价
从历次储备肉政策的实施效果看，生猪储备肉政策“强心剂”的作用和效果非常明显。例如，2008年生猪的放储时间正是第一周期的价格最高点;2009年6月的首次收储正是2008年以来价格上涨后的价格洼地，猪粮比价接近盈亏平衡线;2010年4－6月份启动的5批收储，也位于价格最低点，猪粮比价达到5:1左右。调查发现，在国家储备肉政策实施中，大型屠宰企业多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政策实施的同时，企业一般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前在市场价格较高(较低)时增加(减少)销售量，事实上也放大了政策性存、放储的效果，助推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但生猪收储政策的主要作用局限于信息预警和短期调控上，对生猪生产的长期发展没有实质作用。
(二)对生猪政策性补贴的评价
在扶持生产稳定供给方面，对能繁母猪的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降低养殖风险，促进农户养猪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护养殖户的生产热情，避免因卖猪难而发生过度宰杀能繁母猪，导致价格的过度上涨。但补贴政策缺乏具体量化指标，易导致养殖户盲目补栏，社会资金无序蜂拥进入养殖行业，为未来产能过剩埋下隐患。例如2008年政府补贴政策的力度过大，导致后期生猪市场的产能过剩;补贴出台的时点滞后，处于价格原本自身规律性下行时，导致后期价格持续深度下跌。
(三)猪肉进口政策评价
猪肉价格的高低与进口量的变化趋势相吻合，生猪价格高时，则进口量大;生猪价格低时，则进口量少。如2008年和2011年的进口量最大分别达到37.3万吨和55万吨，分别也对应了两轮周期中生猪价格的最高点。2009年生猪价格跌至谷底，国内市场生猪供应量增大，猪肉进口量也随即减少至13.9万吨。猪肉进口政策由配额制转为备案制后，由于进口猪肉价格每公斤13.5元，低于国内猪肉批发价格，价差的因素，容易导致在生猪产量增加的情况下，进口量仍然较高。猪肉进口政策有效地平衡了国内市场的供应，抑制了价格的暴涨暴跌，但其挤占了国内市场空间，对生猪未来产业的影响深远，还需要时间来评估此项政策的效用。
四、政策建议
(一)遵循市场规律，强化监测分析，把控调控节奏
未来的中国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一些调整的关联性很强。应顺应经济发展新变化，适时调整完善各项调控政策，保证消费者和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利益均衡，相关部门不仅要分析要素成本价格、生产量、存栏量等，更要结合经济大环境及政策的变化，预判生猪价格的走势。鉴于当前生猪价格正处于新一轮周期性波动转换的重要时期，要密切关注后期市场价格变化，要不断完善现有调控体系，研判形势要有前瞻性和准确性，合理把握调控的时机、方向和力度，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发展。
(二)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制定生猪补贴的相关法规和条例
从目前情况看，生猪补贴政策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政策出台具有应急性和随意性，使养殖户无法获得稳定的预期。因此，建议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制定生猪补贴的有关法规或条例，对生猪补贴方式、补贴标准、补贴经费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化，提高生猪补贴政策的透明度。可以借鉴美国制定农业法案的做法，相关补贴法规或条例可以5年制定和修正一次，并尽量将生猪补贴政策细化到每一项政策工具，使养殖户明确在未来的几年里自己能够获得哪些补贴以及何时获得补贴，更好地引导养殖户做好生猪生产计划。另外，法规要加强对生猪补贴经费的监管，防止孳生腐败。
(三)适应经济发展新变化，进一步完善信息预警系统
从历次调控看，几次大的调控政策均在价格大幅度上涨或下跌时期，由于生猪生产期较长(10个多月)，政策出台后常有几个月的滞后期。及时有效的信息是形成合理预期和正确指导生产的重要依据，为政府有效地干预生猪市场提供了信息基础。现阶段，生猪市场生产、消费权威信息滞后，不能满足养殖企业的生产需求，加之进口备案等新政策的实施，未来生猪价格走势的判断更趋复杂。政府应利用现代化的数据收集手段，尽快建立专业的、权威的信息发布系统，通过电视、报纸、手机、网络等方式传递反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生猪供求关系的真实信息，引导养殖户适时调整养殖规模，合理对市场进行预测，减少生产中的盲目现象，从而实现生猪市场的供求平衡。
参考文献:
1.张远，《重要商品价格运行监测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年12月。
2.徐小华、吴仁水、黄位荣、邵碧云，《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动态调整关系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