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五分之一的英国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所谓的“维生工资”标准。而在7.9%的失业人口中，有20.3%是16至25岁的年轻人。低收入这个严重的问题，在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使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下降。本文讨论如何解决低收入的问题，与此同时，防止由于经济调控——特别是最低工资调控——造成意外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通过一些实例分析来说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常常伴随着年轻人和非熟练工的失业率增加。鉴于最低工资的相关法律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我们提出一项新的改革，旨在提高低收入者的净工资：把征税门槛提高到国家最低工资水平。
我们希望这篇文章将引发一场关于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净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讨论。我们认为，强制提高最低收入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是直接的付给现金或者我们所建议的减税手段。
加法：提高最低工资是个好主意吗?最低工资调控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由于无法预先对公司、企业家或工人进行试点，调控所导致的意外后果将对整个经济体造成影响。公众最为熟知的一个后果就是，最低工资的提高将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增加。维生工资基金会（Living Wage Foundation）基本上已不再发起政治运动。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强制提高最低工资不利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基金会目前已转向依靠公关力量，鼓励企业承诺将其员工的薪水提高到维生工资水平。该项努力值得肯定，并且它也反映了消费者能够通过行动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
虽然我们支持维生工资基金会与私人企业开展合作以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但是我们也担忧此举可能会引起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低技能劳动者可能因此被挤出就业市场，最终导致长期的失业率上升。
最低工资规定的最大危险并非仅此而已，它还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即使资金状况良好，也不愿雇佣这些低收入劳动者。最低工资本质上是劳动者价格的底线，而价格底线通常会抑制对产品的需求。就劳动力而言，失业说明了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所以，低收入者的失业与企业的支付能力没有关联，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所产出的价值能否超过付给他们的工资。
这种现象对年轻的劳动者和非熟练工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他们所产出的价值可能是最低的。经济学家也熟知这一现象。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中，73.5%的美国经济学会成员同意这一看法，或者在同意的基础上表示：“最低工资标准造成了年轻劳动者和非熟练工失业率的增加。”而26.5%的成员不同意这一看法。
大量资料从实证角度证明最低工资规定对年轻劳动力失业的作用。比如大卫?诺伊马克教授和威廉?瓦斯切尔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快餐店的员工工资表，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这些餐馆中的年轻员工就业率产生影响。而1994年卡德与克鲁格发表的一篇论文则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
这两篇论文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卡德与克鲁格的研究数据质量不高，他们对就业的看法也比较狭隘。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认为，卡德与克鲁格的调查方法并不可靠，他们打电话给各个餐馆询问其员工数量，而值班经理可能对此存在误解。卡德与克鲁格按照员工的人数而不是工作时间来计算就业率，但是一些餐馆并没有直接解雇员工，而是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这个计算方法并没有把这种情况考虑在内。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的研究基于新的工资单数据，因而更正了这一疏漏。
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的研究发现，就业率相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弹性是负0.24。也就是说，如果最低工资提高10%，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2.4%。虽然在不同的产业、国家和时间范围中这个价格弹性数据未必完全一致，但是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在2007年对102项研究进行的元研究（即对许多已存在的研究进行研究）显示了该价格弹性数据的正负和大小。这102项研究中有三分之二的研究大体上显示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负面影响。而在这33项研究中，有28项（85%）显示，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就业有负面影响，其中，对年轻劳动者和非熟练工的影响首当其冲。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的复杂性，要想准确预测最低工资法规对就业率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是最终结果。就业市场的复杂性在于永远无法对雇主行为作出明确的预测。在某种情况下，比如买方垄断，最低工资的增加确实能够带来净就业率的提高。
然而，这种情况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它实际发生仍有不小的距离。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就业率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改善低收入者的境况，他们不应该冒这个风险。英国低薪委员会（Low Pay Commission）负责向政府提出增加最低工资的建议，他们2011年的建议是保持年轻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变。而今年，他们可能要再次提出该建议。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也支持该项建议。
然而，上述建议所关注的是年轻劳动者的最低工资，而忽略了21岁以上的非熟练工。关于最低工资法规的理论和证据表明，这批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一样可能受到最低工资增加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那么明显。
低薪工作也对社会带来益处，同时它反映了劳动者生产力的市场价值。对于职业经历比较单薄的人（比如年轻人、长期失业者、新移民）来说，低薪工作能够带来金钱以外的其他收益，比如工作经验。获得一份工作是一个人职场生涯的重要一步。对初入职场的人来说，向雇主证明你能够按时上班，并且工作富有成效对你的职业前景十分关键。而其他金钱以外的获益，比如说工作经验和人脉，同样十分重要，对一些雇员来说，这些获益可能比工资本身更加重要。
无怪乎近些年来无薪酬实习不断增多。最低工资法规有效禁止了以低于6.19英镑的时薪雇佣21岁以上的劳动者，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取消薪酬（一些公司的规避方法是向实习生提供开销补贴）。国家最低工资的荒唐之处就在这里：它让企业面对一个选择，或者付给雇员6.19英镑的时薪，或者不付薪酬。而许多年轻人接受零时薪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低收入工作对许多人的重要价值。国家最低工资的捍卫者对此给出托辞：失业比一些低收入工作更好。
不仅如此，即便最低工资对就业率不产生影响，增加税前工资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有效。正如经济学家克里斯?迪洛（Chris Dillow）所说，税前工资的增长会被税收抵免和个人所得税抵消，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每增长1英镑，其工资只能获得30便士的净增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低薪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解决低薪问题必须三思而后行，否则本意是帮助低收入人群的措施产生的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基于以上分析，通过将国家最低工资增加到“维生工资”水平应该不是明智之举。尽管一些雇员能够获得更高的净收入，但是整体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净就业率将会下降，而年轻劳动者和非熟练工将失去步入职场的机会。
所以，我们认为增加最低工资并不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虽然该措施可能让一部分劳动者获益，但是代价是净失业率的上升。政府应当鼓励大型企业制定计划，提高低收入者的薪酬，比如通过员工培训计划，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生产力。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们提出以下观点：一是应当关注劳动者的净收入；二是应当施行有利于市场运转的改革，以促进就业。
减法：为低收入者免去税收的烦扰将低收入劳动者的税前收入视作问题的关键是一种误导。人们的生活品质取决于其净收入，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维生成本——比如食物和住宿费用——之后的收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居住在什么地区）。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在避免上述对就业的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如何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净收入。我们倾向的选择是提高免税人员补贴，并将其与国家最低工资水平挂钩。
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净收入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把现金直接转移支付给在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劳动者——换句话说，即增加税收抵免。
与提高最低工资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其成本不会被转嫁给需要雇佣新员工的企业。然而，这种方法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它给低收入劳动者涨薪水带来了新的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将打击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其休闲
意愿（福利体系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政府似乎已决心要对此进行改革）。另外，目前的税收抵免体系运转十分困难，为了让真正需要增加收入的人群能够从中受益，必须大幅度精简。同时，增加税收抵免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增加经济体的沉重税收负担，不利于正在恢复中的经济。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税收抵免的途径并不可行。
我们认为，为低收入劳动者减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据上页的表格，对一个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工作52周的劳动者来说，其税后的维生工资低于国家规定的税前最低工资。换句话说，如果能够为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免税，那么他们的实际所得就是维生工资。
因此，摆在政府面前的就是一种非常简便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实现所有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获得维生工资：将征税门槛与最低工资挂钩，提高到每年12875英镑。蒂姆?沃兹托指出，向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征税，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为：“如果政府说你赚得太少，应当为此感到羞愧，那么它为何还要把钱从你的口袋里掏走呢?”
政府已经承诺将征税门槛提高到每年1万英镑。据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估计，征税门槛每提高100英镑就意味着年税收收入下降约500万英镑。因此，将税收门槛提高至12875英镑意味着年税收收入下降约144亿英镑。
一旦实行这一政策，年收入在100000英镑以下的劳动者将增收575英镑，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129.7万劳动者将卸下税收负担。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让我们把它放到政府开支的大背景中进行衡量。
2013年，英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是6766亿英镑，其中1164亿英镑将投入社会福利（养老金不包括在内）。而为低收入者免税的成本仅占到整个财政预算的2%（同时还能为年收入100000英镑的劳动者减轻税收负担）。如果政府连这144亿英镑都无法拨出，那么我们的处境确实太困难了。
但是，如果通过在其他地方增加税收来为该项改革提供资金并不明智。还有一个办法是提高基础税率（basi crate）至2.7%，让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独享改革成果。然而，这将增强对他们的边际消极效应，所以这一办法也并非良策，因此，通过削减开支来支持该项改革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