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广府祠堂是宗族制度的产物，作为广府风土聚落中重要的公共建筑有着较为固定的形制，其等级严谨而类型多样，并对其他公建和民居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祠堂作为村民共同宗族认同的重要意义仍然存在，仍需进行合理修缮保护与更新。
关键词： 广府祠堂; 等级与形制; 形态变化; 文化内核; 保护与更新;
Abstract： As an product of clan system and serv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building in vernacular settlements, Canton ancestral hall has its inherent forms and impacts tremendously on other vernacular dwellings. It has various typologies in different hierarch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function of the ancestral hall has partly changed, however, it remains as an important signature of common identification among clansmen, which makes the proper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ancestral hall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
Keyword： Ancestral halls; Order&form; Pattern evolution; Cultural core; Conservation&renewal;
广府地区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及周边地区，以粤语为母语，以珠玑巷为民系认同，有着自己独特文化、语言、风俗、建筑风格的地区。在广府风土聚落中，存在着介于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之间的一种特殊建筑——祠堂，从形制和规模上看，祠堂都非常接近官式建筑，实际上最初的家庙也的确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修建的；但作为一个宗族，或者一个房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祠堂又和民居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它从民居中来，汲取了民间智慧和官方做法于一身，衔接了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祠堂有着较为固定的形制和适应性的变化，作为村民共同宗族认同的重要意义仍然存在，有着较为特殊的研究意义。
1. 祠堂等级与划分
1.1、 宗族与祠堂
清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宫语》中道：“岭南之着姓右族，於广州为盛。广之世，於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族，仁也”。可见广府地区立祠的风俗之盛，以立祠来行追远、收族之事，行孝仁之道1。
祠堂是宗族社会的产物，宗族制度起到维系族群的作用，而祠堂作为宗族的物质形态代表更起到了传承祖训，凝聚族人的作用。《尔雅·释亲》谓“父之党为宗族”。宗族组织的元素包括祖先信仰与仪式、继嗣观念与制度、宗族公产等。在宗族中，有大宗小宗之分；《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在宗族中嫡长子一系具有率领余子祭祀祖先即宗祧继承的权力，地位尊崇，称大宗；余子则称为小宗。在广府的宗族之中，五世可分房，三代可立支派2。随着生产组织关系的转变，大家族聚居的模式逐渐解体，演变至各房支的分立；祠堂的意义也逐渐由最开始的纪念先祖，团结族人，祈求宗族和睦的意义，转变成为各房支甚至个人炫耀功名和财富的载体。
图1 塱头村三大房祠（景徽公祠，渔隐公祠，云涯公祠)
在广府风土聚落中，大多数一个村都是同姓同宗，有自己姓氏的宗祠；也有部分多姓混合村落，每个姓有自己的祠堂。每个祠堂有一个堂号，这些固定的堂号中暗含了本族的来源，时刻提醒后人不可忘本，莫忘祖先功德。
1.2、 祠堂等级及类型
广府祠堂等级较为严格，从上到下大致可分为宗祠，祖祠，公祠和书室几种。一般祭祀一世祖（始祖或始迁祖）的称为宗祠（即始祖祠）；一世祖的子孙或各房派的祠堂常称“祖祠”（即某某世祖祠），也有称“公祠”的（即某某公祠）；房派以下以各支的分支祖或者有功名的先祖为名修建的支祠，一般称为“公祠”；最后是托名书室的家祠。如塱头村分别奉祀塱东、塱中、塱西的分房祖渔隐、景徽、云涯，并且均以“祖祠”为名，实际上是三大房的房祠，后也称为“公祠”（图1）；而支祠则分别以各支的分支祖或者有功名的先祖为名，分别是栎坡乡贤公祠（作述堂）、友兰公祠（绍贤堂）、雅溪公祠、以湘公祠（树德堂），均以“公祠”为名3。由此可见，房派祠堂可以称祖祠，也可以称公祠，而支祠及以下的只能称公祠或书室。后世祠堂进行命名时，有些已不再沿用此法，有些因为宗族人数过于庞大，遂出现了命名混乱，难以区分的情况。一定地区内同姓的总祠一般称为“总祠”或“大宗祠”；称“宗祠”的地方往往比较包容，不止容纳本祖后裔还可以让同姓外族加入。家祠或某公祠一般为私祠，只局限于祠堂主祭者后裔。
再往后，制度逐渐放开，宗族中没有功名或经济实力较弱的支房常以书院、书塾之名行祭祀之事，即托名书室的家祠，为祭祀近代祖先的祠堂。广府人也称其为私伙太公，是在广府常见的一种衍生祠堂类型，通常以个人的名或字命名，偶或用姓氏或地望，冠以书舍、书室、书斋、书塾、家塾、遗塾等名。形制上往往以一厅堂为主，堂内设神台、龛，以置神主、香火，民间又称“厅”、“祖厅”、“香火堂”。
此外，在广府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祠堂形式——家庙，如大旗头村的“建威将军家庙”。早在周朝，宗族制度已经完善，并根据他们的身份划分成五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对应不同的祭祖礼制，即宗庙祭祀制。只有一定品级以上官员才有设立宗庙的权利。隋唐及后世基本延续此制。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彻底确立，宗庙祭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以祠堂、族长为核心的祭祖新形式——祠堂祭祀制度开始兴起，庶人阶层由此有了建祠祭祖的权利。因此广府地区现存的家庙是宗庙的遗存，是高官才能享有的权利。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祭祀方式上：宗祠为同族共祭，而家庙是个人或小家庭祭奠4。
图2 祠堂典型立面：敞楹式&凹肚式
2、 祠堂立面形制
2.1、 祠堂立面基本形制
广府祠堂的平面以“前门、中堂、后寝”三进为典型模式，形成前堂为大门，中堂为祭祀礼拜的场所，后堂为安放神主之所的空间序列。而从立面来看，基于中轴对称的传统观念，广府祠堂立面大多为奇数路，其中又以一路、三路为多见，极少数五路。三路祠堂由中路和两侧边路组成，即主轴线上的主祠与两侧各一衬祠组成。居于中路的主祠也多为三开间，少见五开间5。祠堂用材较为多样，以石和木为主，这主要取决于经济条件及地理环境；屋顶形式主要以双坡硬山为主，受客家影响地区也多见悬山屋顶，此外还有极少量歇山变体的屋顶；装饰风格整体表现出从明到清逐渐繁复多样的趋势。除此之外，广府祠堂的立面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门塾制度和山墙模式。
图3 正脊和屋顶的两种典型搭配
图4 祠堂的正立面性
图6 风土聚落中其他公建
门塾制度是一种门与塾台相结合的上古制度，在广府地区的明清祠堂头门中较为常见，而在中国其他地区这一制度的运用则颇为少见。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古代早期文献，得知周代士大夫住宅及公候庙寝的制度,其中有门有堂,门中有塾。有很多礼仪活动是与“门塾”相关的,如聘礼中“宾立接西塾”、“摈者退负东塾而立”6；吴庆洲先生在《广州建筑》中曾考证过门塾之制，根据《礼记·学记》中的记述，他认为门塾制度起于周代；《尔雅·释宫》中有“门侧之堂谓之塾”，又据《礼记·檀弓上》：“吾见封之若堂者矣。”郑玄注：“堂形四方而高”；堂在古代有台基之意，因此可以将塾理解为台基，他认为岭南祠堂中头门的次间、梢间高出心间地面的台就是周代“塾”的遗制7。可以推测，“塾”起源于商周时期，作为一种深入日常生活的教化空间的形式在汉代开始逐渐得到广泛使用，从明代开始常见于广府地区的祠堂头门。
图5 祠堂立面组合的转变
图7 其他公共建筑中的广府元素
由门塾制度演变出广府祠堂中两种主要的立面形式：即敞楹式和凹肚式；敞楹式檐下开敞，正脊下落墙，前部三开间整体敞开，柱和梁架外露，两次间一般有高起的塾台，当然也有塾台与台阶同高或不出现塾台的情况；凹肚式立面较为封闭，在檐口处封檐落墙，仅明间向内凹入，并无塾台。一般情况下，宗祠和房支祠等等级较高的祠堂都是敞楹式立面，名为“书室”的绝大多数是凹肚式立面。两者从物质层面体现出等级的不同（图2）。
广府祠堂的屋顶常采用硬山或悬山顶，重点一般在山墙和屋脊的形式上，并呈现出两种比较典型的山墙搭配模式：博古脊与镬耳墙相搭配，龙船脊与飞带相搭配（图3），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较少见的山墙和正脊形式：如云形脊和水形山墙等，到了清中期，祠堂建筑的正脊由以往以龙船脊形式为主变成龙船脊和博古脊并存8。清初可以认为是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广府祠堂的正脊以龙船脊为主导，少见博古脊，而清初以降博古脊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龙船脊，成为广府祠堂最为典型的正脊形式。当然也有很多人字山墙与博古脊的组合，但一般来看山墙垂脊的脊端形式往往与正脊相同，配套出现9。从目前尚存的祠堂实例来看，镬耳山墙出现的时间较晚，在明代风格的祠堂中，只有东莞塘尾李氏大宗祠一例为镬耳山墙，其余的均为人字山墙；根据冯江老师的推论，镬耳山墙很有可能是伴随着梳式布局的成熟而大量出现的。
2.2 、广府祠堂立面的独特性
祠堂代表着宗族的形象，所以其正立面往往被强调，是装饰的重点。因此祠堂常常被看作一个面而非体来处理；大多数祠堂，不论是敞楹式还是凹肚式，正立面的石材勒脚并未转到侧面，正面庄严而侧面较为朴素，反映出广府人对关乎家族体面和威严的正立面形象的重视和为节约成本所做的巧思（图4）。
广府祠堂立面一般为三开间，三路的祠堂两边再各加一路，三路相互并列；而客家和潮汕地区的祠堂呈现出边路垂直于中路的方式，即两边路山墙朝外，体现出与广府祠堂立面较大的差别，可见并列式是广府祠堂乃至聚落的一个特质。根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谱系的中心往往是明确且独立的，但其边缘是较为模糊的，外延或相交区域必然会相互影响，同时带有两种谱系的特点。笔者在调研的范围内，从广府中心区向从化地区行进的过程中，发现了祠堂立面的有趣转变。在广府中心区的祠堂立面组合是典型的广府式，而从化和增城地区因受客家文化的影响，祠堂立面表现出较为典型的客家式，但两者间的过渡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中路祠堂立面保持广府敞楹式，而两侧的边路呈现出山墙面朝外的客家横屋样式（图5）。这表明两种中心文化对交界区域的影响。从这个例子可见广府祠堂的立面形制是基本固定的，有其固定的形象，甚至是作为一个范式而出现。
3 、祠堂和其他公建的关系
广府聚落中除祠堂外的公共建筑主要是宗教建筑，如寺庙道观，文武庙，北帝庙等，这些宗教建筑和祠堂在外观上几乎一样，区别主要在一些装饰上，如外墙上的宗教图案及符号，正脊上的神兽狮子，鳌鱼，龙等，而这些在祠堂中是见不到的。这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同构性，不管是民居还是公建，都是院落式的，区别只在于规模，构架等级和装饰等方面（图6）。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府风土之外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等建筑中，依旧会出现歇山庑殿等方式的屋顶；这些公共建筑群很多在布局上采取了混搭的方式，即根据其使用功能选择建筑样式，如头门山门等使用硬山悬山的建筑单体常采用广府典型的敞楹式立面；而在广府基本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如要表现一个较高等级的建筑时，往往采用传统的歇山庑殿顶等北方官方样式；一些外来的建筑类型如伊斯兰光塔，礼拜堂等大体保持了自己的建筑样式，但是这些建筑不管是北方样式还是外来样式，在装饰细节上不可避免深深烙印了广府的风土元素10（图7）。
在广府聚落中，很多祠堂是由民居改建而来，一般是由两个或三个前后连接在一起的民居改建而成；这种情况可能是经济不发达或较为节省的做法，也和中国古代“舍宅为寺”的习惯有着一定的共性，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较为灵活自由的一面，各建筑类型同构也正好满足了可以较为灵活地转换其使用功能的特性。例如南沙棋盘村的“宝善堂”，就是由前后相连的几栋“三间两廊”民居改建而成，改建后的屋顶出现较为怪异的“飞带山墙+博古脊”的搭配，推测原状应为“飞带山墙+龙船脊”的典型民居搭配，在改建为祠堂后，将正脊改为了祠堂类建筑更为常用的博古脊，而山墙较难改建故保持了原状。同样在高溪村也存在由多个民居改为多进祠堂的例子，这些祠堂为了便于管理，体现其庄严性，往往将原来民居的侧门封堵，形成连续几进的完整山墙面（图8）。
图8 棋盘村“宝善堂”的改建
图9 大岭村祠堂与新建公共建筑
4、 祠堂功能和意义的转变
祠堂是广府聚落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建筑，用材和工艺也更加考究，代表了一个村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即使现在很多新建的房子在高度上已经超过了祠堂，但是祠堂的特殊地位仍然难以取代。虽然有很多祠堂是顺应开发旅游，由企业或政府拨款修缮，但是广大风土聚落中的宗祠仍然是村民自发捐资修建或修缮的，祠堂中举行的活动也是村民最乐于参与的。可以说祠堂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难以被取代的特殊地位。
图1 0 西山村潘氏祠堂三进
相对于民居，祠堂保留了更为完整的文化基因和原真风貌。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祠堂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改变。祠堂已经从原来举行嫁娶丧葬等各类仪式，祭祀议事的宗族公共空间，变为吸纳现代活动如打麻将，喝茶聊天等功能的公共空间；很多祠堂已经完全成为村中的活动室，平日进行聊天喝茶，棋牌活动，特殊日子举行各种典礼：村中会议投票，红白喜事，节庆活动等等。一般情况下，中堂用来作为公共空间活动，而祖堂则依旧保持祭祖功能，较为肃穆。广府风土聚落中最为集中的公共空间都是围绕祠堂展开的，堂前池塘，村口大树，堂前晒坪（很多已改为篮球场），和祠堂一起共同构成村中最大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其意义及影响力及在村民心中的地位表现在：即使是新建的公共建筑如礼堂或活动室，也要紧挨祠堂或在祠堂周围；这一区域也往往是村中最为开阔，修的最好的地方。
很多近代新建的祠堂，形式和材料都顺应时代需求发生了改变，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但是不变的是其组织序列和空间意义。在大岭村案例中，祠堂被新建的公共建筑从西面和北面包围；祠堂内部西面墙体开门，连接位于原建筑西侧的新建厨房，再通向厨房后的活动大厅，而大厅亦可通过祠堂东面巷中的侧门直接进入，方便老年人进行聊天，棋牌等活动。这套“厨房+厅”的模式，很显然是为了红白喜事宴请活动而准备。新建的建筑紧紧围绕着祠堂，并与祠堂在内部开门互通，表现出对祠堂强烈的依附和对祠堂作为中心公共空间意义的尊重（图9）。
而在化龙镇西山村潘氏宗祠中，因历史原因祠堂只保留了传统样式的头门，有意思的是，新建的第二进中堂采用了现代的框架平顶玻璃窗形式，在沿袭祖制的前提下灵活变通，既节约了建设成本，又更适于现在的公共活动，不得不算是一种传统创新；第三进祖堂更是借用了后世修建学校的教学楼改建而成，占用了教学楼一楼中轴上的一间。这组祠堂的三进院落虽已各不统一，即便如此，中轴对称、堂内匾额、甚至祖堂过白这些传统依然被严格沿袭了下来，不难看出广府人对宗族传统及祠堂意义的重视（图10）。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祠堂在广府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在很多广府聚落中，很多民居或年久失修，或倒塌倾颓，而绝大多数的祠堂却巍然耸立，绵绵留长。有的以新的形式重现于世人面前，有的和新建筑融为一体成为新的中心公共空间，保持着活力继续守护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结语
广府祠堂作为广府风土聚落中重要的公共建筑有着较为固定的形制，并对其他公建和民居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祠堂作为村民共同宗族认同的重要意义仍然存在。
现在的乡村中，由于祠堂在较长时间里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的代表，闲置的祠堂濒临废弃，很多被出租，甚至变为简易工厂的厂房，许多传统建造技艺慢慢被遗忘，乃至今天的修缮中出现很多乱用错用的现象11。对于今天而言，祠堂或许不再起到那么重要的地位，但作为历史上聚落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不应被遗忘，对这些广泛存在于广府风土聚落中的祠堂应进行保护和修缮，在保护的同时还应进行更新。对于那些依旧以居住为主的传统村落，祠堂仍然是他们最好的精神寄托和活动空间，忙时族内议事，举行祭祀或婚丧等各类活动，闲时为村民提供棋牌，交流的空间，让这些祠堂持续延续他们的风土活力；而对于那些开发旅游的传统村落，虽有旅客游玩游学的需求，但也不能离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这些祠堂可以依托生活其中的重要人物或生活特色，营造展示类空间，如名人纪念馆，音乐纪念馆等12，或许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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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徐粤.沙湾古镇公共空间保护与更新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注释
1栾成.关于广州南沙宗祠建筑的历史研究[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05):68-71。
2冯江.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
3冯江，阮思勤.广府村落田野调查个案:塱头[J].新建筑，2010(05):6-11。
4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J],2003(2):1-20。
5赖瑛.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
6李哲扬.潮州开元寺天王殿与先秦门塾制度[A].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海南地域建筑文化（博鳌）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2008:6。
7吴庆洲.广州建筑[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3。
8张一兵.飞带式垂脊的特征、分布及渊源[J].古建园林技术，2004(04):32-37。
9杨扬.广府祠堂建筑形制演变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3。
10程建军.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3。
11冯江.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
12徐粤.沙湾古镇公共空间保护与更新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