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西世界杯已经完美谢幕，但该届赛事所留下的经典画面以及鲜明印象却永远留存在了世界杯历史记忆的长河之中。毫无疑问，足球移民现象的再度崛起成为该届赛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足球移民现象，即是指拥有诸多移民背景球员的球队获得世界杯等大赛成功的鲜明案例，并由此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现象。比如1998年拥有13名移民背景球员的法国队的夺冠成为足球移民胜利的一大历史标杆。但2014巴西世界杯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数据显示，本届大赛移民球员的数量达到了历史之最，占到了球员总数的30%[1];另外，拥有诸多移民球员的球队大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除德国作为足球移民的最大赢家以外，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阿尔及利亚、美国等国皆有夺目表现。可以说，巴西世界杯开创了足球移民的全盛时代。而与欧美诸国强势的表现相比，亚洲足球无疑表现惨淡，从移民足球角度来看也处于弱势群体和边缘状态，因此笔者将以足球移民的历史流变为脉络，分析足球移民现象带来的积极影响及其困惑，以为我国足球适应足球移民时代的变革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
主要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及逻辑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三个渠道搜集文献资料，其一是利用上海体育学院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等查阅国际移民、移民政策、体育全球化、足球全球化等方面的相关着作，积累足球移民问题的背景资料；其二是以1980年至2014年为检索年限，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谷歌学术搜索、EBSCO全文期刊数据库等中、外文数据库及学术网站，以体育移民、足球移民、球员转会、国际移民、足球全球化、移民政策等为关键词共计检索中外文献213篇，选取了其中相关度最高的78篇期刊文献进行仔细阅读；其三是通过阅读相关的报纸和网络新闻资源进行相关消息的搜集与整理。
2 足球移民现象的历史流变
2.1工业革命以来至战前：足球移民的萌芽期
虽然中国“蹴鞠”已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世界足球的最初起源形式[2],但一直以现代足球鼻祖身份自居的英国人才是“现代足球”真正意义上的缔造者和现代足球文明的世界传播者。经历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近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完成了工业文明社会的构建，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提供了先天土壤，1948年《剑桥足球法典》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足球规范体系开始逐渐建立。而随着1863年英国足球总会（世界上第一个足球管理机构）的建立，英国人依靠强大的足球组织系统陆续将足球文明传播至海外。
1876年英国侨民在哥本哈根建立了丹麦第一家足球俱乐部，之后在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捷克、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甚至冰岛等欧洲诸多国家，足球文明的种子在欧洲大陆生根发芽；而在世界足球的另一极南美大陆，在欧洲移民潮涌入拉美的背景下，早在1891年四个受雇于乌拉圭铁路的英国人组建了乌拉圭历史最为悠久的着名足球俱乐部佩纳罗尔。而在阿根廷，英国投资者于1865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第一家体育俱乐部，随着欧洲国家的移民愈来愈多，足球俱乐部相继建立。
巴西同样如此，着名的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受英国人影响而于1891年建立[3].综上所述，凭借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结构性变革，催生了现代足球文明最早诞生于这个热爱户外游戏的国度。随着对外贸易和殖民的扩张，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老牌殖民帝国逐渐将足球文明移植海外，催生了世界各地足球文明种子的发芽。因此，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一战之前可以称之为足球移民的萌芽期。
2.2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足球移民的突破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老牌帝国主义的海外移民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早期的海外投资贸易移民逐渐转变为政治避难，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政治避难难民纷纷涌入美洲，从而远离战争之苦。可以说，由于当时各国政治之间的紧张和国际局势的不稳，该时期的足球推广工作是尤为艰难的。早在1904年，国际足联第一任主席法国人罗贝尔盖兰便向各国领导人提出了创办世界杯的想法，但最终由于表示愿意参加的国家不多以及各国政治的不和导致了计划的流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人勒·雷米特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又重新酝酿该计划。
1927年6月5日国际足联在赫尔辛基正式通过了举办世界杯的议案，随即在1930年远离欧洲的乌拉圭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杯赛，而1934世界杯首次来到欧洲，当时由墨索里尼当政的意大利作为举办国，东道主一路杀进决赛并最终击败捷克斯洛伐克夺冠，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意大利是阿根廷重要的移民球员出入地，因此造成当时的意大利队有诸多球员是阿根廷后裔，因此这支夺冠的意大利队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较为着名的背负移民烙印的成功球队。而在4年之后的法国世界杯上，意大利队则再次依靠移民球员的力量蝉联世界杯冠军。在这两届世界杯后，国际足球旋即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之下，世界杯赛也停办了长达12年之久，直到1950年才恢复。可以说，二次世界大战夹缝中的国际足球取得了飞速发展，尤其是世界杯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世界足球突破了此前欠组织化的制度瓶颈时代，为世界足球以后的发展模式铸造了模型，同时也象征着足球移民时代的正式开启。
2.3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足球移民的稳定发展期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的欧洲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迫于欧洲经济重建的需要以及内部劳动力的极度匮乏，欧洲成为战后世界移民的主要流向地之一，欧洲各国也大都采取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吸引海外移民，其中欧洲海外殖民地的移民人口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20世纪50、60年代是很多欧洲海外殖民地国家独立的时期，但这些国家的独立非但没有遏制移民潮，反而进一步刺激了移民步伐的加快，如1962年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在当年移民法国的人口达到了历史顶峰，截止到1970年，欧洲已经成为世界上吸纳移民最多的大陆，这一年当年进入欧洲的外来移民人口从1950年的400万增至1 100万[4].但随着欧洲经济社会重建的基本完成以及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打击，欧洲此前宽松的移民政策开始转向了非常严厉的移民控制与排斥方向，从而逐渐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大量非法海外移民的滋生。但前期的大量的移民积累已经足够为欧洲足球带来一大批优秀足球人才储备。但与移民给欧洲经济建设与发展带来的直接而显性贡献相比，移民给欧洲足球带来的效应则具有滞后性特点，原因在于虽然这些移民中不乏直接的足球移民，但毕竟只是少数，而这些移民的二代甚至三代随着欧洲足球的复兴而接触并从事足球职业的机会则大增。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前，足球移民在欧洲的表现较为平稳，并没有产生足够大的轰动效应，在世界杯赛场上较为突出的案例主要是1966年拥有尤西比奥的葡萄牙，1986年普拉蒂尼率领的法国军团，以及当时的欧洲红魔比利时。世界足坛的格局仍然是被巴西、德国、阿根廷、意大利等老牌强队所占据，足球移民并没有撼动传统秩序。
2.4 20世纪末至今：足球移民的全盛期
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足球移民现象的分水岭，东欧剧变和巴尔干动乱促使欧洲再次面对了一次移民大潮的发生，随着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统一，以及大量东欧德裔的回迁，加之德国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发达国家在吸引移民上成为国际移民目的地的首选。数据显示，到2000年，欧盟3.8亿人口中，外国人总数为1 300万，占人口总数的3.4%.在德国，移民占人口总数的9.7%,在法国为6.3%,在英国则占3.8%,都超过了平均数。另外，非欧盟成员国瑞士的移民占人口总数的19%,为欧洲之最[4].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足球首先成为世界移民潮流的最先受惠者，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本土球员的表现惨淡，法国足协大胆启用了更多海外移民背景的球员，以阿尔及利亚后 裔齐 达内为代表的 法 国 队 先 后 在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折桂，掀起了足球移民现象的历史高潮。在法国移民足球效应的启发下，国际足联进一步为足球移民效应的发酵提供催化剂，于2002年发表了21岁以下具有双重国籍的球员有权选择代表其中一个国家参赛的声明，这促使很多年轻球员可以实现代表国家队出战国际大赛的夙愿[5].另外，现有国际足球政策还规定，球员只要没有代表过某一国成年队参加国际赛事，就可以允许其选择自己多重国籍中的某一国籍身份参加国家队赛事，这就更加为足球移民现象的发生开辟了条件。于是在2002年以来，足球移民现象的发生率逐渐程递增趋势，德国先后有莫桑比克后裔、波兰后裔、土耳其后裔甚至突尼斯后裔加入球队，意大利的阿根廷籍球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巴西籍球员等等都是鲜明案例，而2014年南非世界杯上欧洲足球无疑成为国际足球移民最闪亮的形象窗口，其中的瑞士队成为拥有足球移民最多的球队。
3足球移民现象产生的正面效应
足球移民是世界移民潮流的产物，更是足球全球化发展的最终需要。当前的世界足球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兼容并茂、海纳百川之势，传统守旧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世界足球发展的潮流。作为足球发展模式创新之举，足球移民现象正在给世界足球发展带来积极而微妙的影响。
首先，足球移民现象丰富了足球技战术风格层面的内涵。传统国际足球秩序中，各国球队打法鲜明，技战术特点大相径庭，如英格兰传统的长传冲吊打法、意大利典型的防守反击、荷兰队全攻全守的特色以及巴西华丽的技术足球等等，但随着国际足球交流的广泛与深入，球员的国际流动趋势明显加强，足球移民球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历史资料显示，从1934年瓜里希开始，80多年来巴西转籍球员多达83人，分布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远超排名第二的阿根廷成为足球运动员更改国籍最多的国家[6],身为足球王国的巴西成为足球移民输出的最大来源，除了南美以外，非洲、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也成为足球移民主要的输出地带，总体上看，出自上述地带的球员和传统的西欧球员相比，显然在脚下的细腻程度而言要高出以强调身体对抗的传统欧洲球员一筹，因此这给欧洲传统足球打法和思路注入了更多的技战术选择，如最为典型的便是德国队。如今德国队的传控配合显然变得更加“拉丁化”,但在球队的战术素养层面则比典型的“拉丁”风格更为严谨和务实。这显然是德国足球在拥有更加多元化球员背景的基础上所选择的技战术风格革命所致。而反之，如今的巴西足球由于球员的流失现象严重，优秀的海外球员缺乏，造成教练在构建自身技战术体系时无人可用。因此，多种风格背景球员的巧妙结合将给足球技战术风格带来更加丰富的色彩。
其次，足球移民现象为欧洲足球的集团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全球来看，欧洲足球无疑是足球移民现象的最终受惠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足球移民现象带来的活力，给欧洲足球在巴西世界杯上的强势表现带来了动力。当西班牙、意大利、英格兰和葡萄牙等欧洲老牌足球强队在巴西显得水土不服之时，移民背景浓厚的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站出来扞卫了欧洲足球的整体荣誉，并且打破了长达84年的欧洲球队无法在南美夺冠的魔咒，体现了当今欧洲足球极强的海外作战适应性。
然而，促成欧洲足球“东边不亮，西边亮”的良好整体性格局的重要原因则要归功于欧洲足球的一体化发展战略，随着欧盟逐渐放宽内部劳动力流动障碍，欧盟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内部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就业空间和机会，诸多欧盟足球小国的在籍球员在很多欧盟内部国家踢球几乎不受外援名额限制，因此获得了比欧盟成员国以外国家球员更多的接近欧洲主流联赛锤炼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诸多欧洲足球二流国家甚至是三流国家的足球实力，从而促使欧盟内部国家的足球实力向总体均衡方向发展，形成了欧洲足球集团化良性发展格局。近些年来，波兰、比利时、瑞士等传统欧洲二流国家足球水平的崛起便是重要证据。总而言之，这些逐渐崛起的传统二流足球国家的足球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坚定吸纳海外足球移民+欧洲主流联赛培养与锤炼”的模式，两者缺一不可，但无疑前者是重要前提，后者则是普遍通道。
再次，足球移民现象客观上为诸多国际球员实现足球梦想提供了平台。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凭借完善的移民政策以及经济、社会、教育、体育等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吸引足球移民人才中已经占得历史先机，促使他们获得了更为优质的足球人才储备库，这是欧洲足球长期保持强势的重要因素。然而从个人层面来看，这种足球移民的流向客观上也为海外青少年球员以及很多职业球员实现足球的终极梦想（参加世界杯比赛甚至获得世界杯冠军）创造了一个通道，虽然要顺利穿越这种通道需要付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巴西国家队在1994年至2002年连续三届世界杯中打入决赛，并且两度夺冠，曾几何时的巴西队可谓群星璀璨，即便是在当时德甲如日中天的最佳射手拜仁球星埃尔伯也得不到巴西国家队的征召，从而无法实现参加世界杯的夙愿，可以说很多有天赋有名望的球员都无法圆梦世界杯成为一大遗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前文提到的国际足联新规的诞生，促使很多双重国籍球员拥有了更多选择，从而使他们有幸获得了更多机会参与到国家队层面的赛事之中。客观而言，这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同和对个体需求的解放，是对足球梦中人性自由表达的一大利好。
4 足球移民现象带来的负面效应
足球移民现象虽然在客观上对部分国家的足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打造了新一代的足球移民强国，但足球移民毕竟仍然面对着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得到处理，非但不能发挥足球移民的优势，反而会危及到原来的足球生态平衡。
首先是足球移民所产生的民族情节和国家归属感问题。足球重大赛事尤其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赛是各个国家展示自身民族和国家形象的重大舞台，在数以亿计目光注视下的足球比赛所承载的深层社会意义远远超越足球本身的胜负概念，在巴西世界杯上我们看到巴西国家队球员亢奋歌唱国歌的盛况，也看到部分球员歌唱国歌时所留下的动容泪水，这背后无疑是受到强大的民族情节和巨大的国家使命感驱使，可见足球运动其背后所背负的民族和国家负担有多么重大。当然，如果受到这种民族情节和国家归属感的情感压迫过重，则会促使球员过度紧张而不能正常而理性面对比赛，但如若毫无民族情节和国家荣誉感可言，则无法激发出球员战斗的正能量。在巴西世界杯德国的比赛开场仪式上，虽然诸多媒体报道了德国队多名球员闭口不唱德国国歌的尴尬场面，从而对德国移民球员的民族归属和国家荣誉感产生了质疑，但事实证明德国队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反而移民球员在德国队所表现出的团队精神获得了由衷的赞誉。尤其是德国波兰后裔球员克洛泽，作为新科世界杯进球记录创造者，其场外的低调和场内的敬业和团队意识堪称移民球员的典范。但并非所有球队都能像如今的德国一样如此完美地处理好对内的民族融合问题，像荷兰、法国等国虽然具有较早的引入移民球员的历史，但在历史不同时期也时常出现对内的种族对立和球员的派系争斗，造成团队的分裂。因此，民族归属和国家情感问题始终是客观存在于球队内部的矛盾与隐患，一旦失控则随时会损耗球队的战斗力。
其次是足球移民产生伦理、精神以及宗教信仰问题。所谓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7].虽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伦理也具有相通性，但由于不同地域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影响，其伦理道德体系也具有显着的差异性，进而衍生出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自不同地域以及家庭背景下的移民球员其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形成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主国文化的影响，这种藕断丝连的血脉联系必然在潜意识中会影响人物性格和行为规范。因此，当不同背景球员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存在着行为和理念上相互碰撞与冲突。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赛前荷兰白人球员罗本与黑人球员因迪因一次拼抢而产生了摩擦，而从两人之间的动作来看，因迪的拼抢动作虽有过大嫌疑，但基本属于到位防守，而罗本由于认为遭到了“不应该的侵犯”而推搡了对方，显示出了不理性的一面。但最终由于范加尔对球队较好的调教与把控，基本化解了荷兰队内的矛盾。另外，精神与宗教信仰是足球移民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另一大问题。虽然欧洲是主要信仰基督宗教的大洲，但基督宗教下仍然有很多宗教派别，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天主教为主、英国以清教和英国国教为主、德国以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教为主、法国以加尔文教和天主教为主，巴尔干半岛则更为复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等错综分布，难以调和的宗教冲突成为巴尔干地区局势不稳甚至战乱冲突的重要导火索。当前，400多万土耳其移民成为德国移民群体中最为庞大的外来人群，而由于土耳其移民迟迟不能融入德国社会，造成了土耳其移民文化的“孤岛”现象，德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德国移民中2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土耳其移民贫困比例高达42.5%[8],可见宗教背景复杂的土耳其移民是多么难以融入德国社会，因而试想这么多年来德国国家队能出现一名土耳其后裔国脚厄齐尔是多么艰难。
再次，足球移民现象造成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足球人才流失严重。虽然足球移民为诸多国家的足球人才走上国际化足球发展道路开辟了通道，但毫无疑问，部分国家必须要面对足球人才流失的被动局面。除了前文提到的巴西、阿根廷等国流失足球人才严重以外，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足球人才流失问题。
2008年欧洲杯期间，生活报刊文《足球移民让欧洲杯变成“世界杯”》对欧洲锦标赛中的移民球员做了统计，结果显示16强中非洲移民球员总数为22人，成为最大的足球移民输出地区，其中的主要国家包括刚果、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喀麦隆、加纳、科特迪瓦等国家；美洲足球移民则达10人，除巴西占6个名额外，阿根廷、哥伦比亚、苏里南、瓜德鲁普各占一名；欧洲内部移民则占18席，主要来自南欧诸国和中、东欧国家，而亚洲和大洋洲则总共仅有2个名额[9].从这些主要的足球移民输出国家的社会背景来看，他们大都是传统上的足球人才盛产国度，海外淘金的足球移民人数众多，但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发达甚至落后，并且这些国家和欧洲经济发达国家关系密切，很多具有殖民历史关系以及当今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这促成了他们之间形成了牢固的足球移民往来历史传统，而绝非是偶然和临时性质的足球移民流动关系。但从这种足球移民关系的本质来看，这些国家对外输出的足球人才正像他们向发达国家输送农产品、铁矿石等原材料或半成品一样，实际上获得的回报和利润远远要低于经过发达国家深加工的成品价值，即意味着这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足球人才流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要高于球员输出给这些国家所带来的回报，当前以巴西为代表的球员输出大国所承受的损失则是最好例证。
5 足球移民时代我国足球发展的相关应对策略
我国当前在乒乓球、羽毛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上逐渐发生了诸多体育移民海外的案例，海外军团的异军突起逐渐拉近了世界乒乓球、羽毛球与我国的差距，不得不承认，体育移民是把双刃剑，其正反面的双重效应将深刻影响国际竞技体育的走势。但在足球项目上，我国的足球移民现象还并未发生，当前的中国足球既没有从足球移民中获利也没有从足球移民中直接受损，但足球移民时代的到来必需引起我国足球管理相关部门的重视。
首先，我国足球发展应顺应时代，从足球外援做起，拥有积极融入足球移民潮流的心态。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足球还未有海外移民球员的成功先例，但当前我国中超联赛在外援、外教等足球技术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上逐渐加大，这些外来人员都属于“短期移民”,但他们在中国少则半年多则数年的生活给他们提供了更加了解中国文化甚至热爱中国文化的绝好平台，像北京篮球外援马布里则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号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来到中国发展的外籍球员经历一定周期的国内生活后必然会逐渐融入这个社会，无论是在行为规范和理念思维上，而这也正是我国足球拉近与这些“短期移民”距离的机遇，也是我国足球与日后真正可能出现的移民球员相处的前期经验积累。因此当前我国足球俱乐部及其国内球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对待外援时应更具有国际风度，以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心态来和睦而成熟处理与外籍球员的关系，甚至用思想与行为将其“同化”,而绝非将其视为俱乐部提高成绩的“工具”.总之，融入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足球移民如果有朝一日选择为中国效力，那我国也应尽早具有积极融入足球移民潮流之中的胸襟。
其次是积极改善移民政策，排除障碍，大胆吸引与启用足球移民人才。随着我国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加快，海外友人移民中国的人数也逐渐在递增，另外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中外联姻现象也逐渐在提高发生率。因此，今后逐渐增多的来华移民人才资源无疑会进一步丰富我国足球的选材空间。不得不承认，如果拥有多元血统的足球移民加入国足，必然会对我国足球技战术形成、强化与丰富产生有效的补充和助动作用。但在当前我国国家移民政策上主要倾向于来华的海外投资移民，而在技术移民领域则未形成相应完善的政策措施，故而这也造成来华发展的海外友人很难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住权，更难以获得中国国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打击了外籍人士来华发展并移民中国的积极性。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精神也指出，在未来的9年中，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论证和制订我国的“技术移民法[10]”.这也从反向角度证明了我国当前在外籍人才使用中的落后与不足。因此，对我国足球发展而言，必须要重视对现有移民中具有足球天赋的人才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培养工作，同时力争在我国可能调研修订并试行“技术移民法”过程中，加大对体育技术移民方面的研究工作，以为我国体育技术移民的规范和法制化发展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一旦我国体育技术移民立法工作取得突破进展，我国足球管理部门便应排除制度障碍，大胆吸引并启用移民球员加盟，深刻弥补自身足球发展模式的不足。
最后应重视并维护同根同种的血缘纽带，注重对海外移民球员资源的挖掘与保护工作。当前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选择海外移民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部分群体大都奔赴海外发达国家接受先进教育制度及其体育环境的熏陶，如奔赴美国教育的移民群体越来越受到美国篮球文化的影响，又如奔赴欧洲发展的移民群体则更有机会接触到欧洲足球的先进训练系统，如意大利俱乐部每年会在当地招收12岁以下的孩子进行每周4次的专业足球训练，并配给周末比赛，而每年只需要交费500欧元[11],这种成本投入对当前的中国海外移民群体而言可谓物美价廉。因为目前中国移民海外的群体性质大都为投资移民，他们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并不为求职谋生所累，因此更加有钱和闲暇来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而在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则以技术移民为主，他们大部分是拥有专业技术的高级人才，其子女也更多的是进入欧美知名大学深造并成为文化精英。因此，鉴于当前的移民特征，我国足球管理部门也应出台更多鼓励性的足球人才吸引与开发政策，充分调动海外移民从事国外高水平足球训练的积极性，并且注重建立海外球员的跟踪服务与保护工作，同时建立包含各种足球技术指标的系统科学的球员数据库，进而最大化和最优化的发挥出移民球员在海外的成材度，并最终通过各种沟通工作、政策引导和奖励措施调动他们为国家足球发展而贡献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荣誉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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