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社会平台决定社会的体育体系
体育世界是现实世界的"隐喻",现实世界的社会精神、法则以及个体的社会身份等,都会投射、反映到体育活动中来,一句话,社会形态决定体育形态,体育是社会的产物.
美国弗罗里达大学教授大卫 · 扬 ( David C.Young) 在他《奥运的历史》一书中,提出了"运动系统"的概念,他说: "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只有我们目前的运动系统是与希腊人较类似的,而事实上,我们的运动系统从古希腊借鉴得也最多."[1]
大卫·扬的"运动系统",我们可以近义理解为"体育体系"或者"体育模式",那么为什么当今世界的体育体系与古代希腊非常类似呢? 这就是由体育赖以生存的社会平台决定的.
公民政治是希腊式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体育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公民社会意味着公民有热情参与包括大型竞赛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国家机构会调动学校等公共行政力量对公民进行普遍的教育培训,国家税收也会投入到包括体育设施在内的公共服务建设当中,公民社会的兴衰牵动了公共体育模式的兴衰.
在古代世界,各地域的民族都开展了摔跤、射箭等体育活动,但古代东方世界的这些活动不属于哪个大型或正式的赛会,是个体间的竞赛活动,处在民间民俗活动状态,只有在具有公民政治性质或者说具有民主传统的希腊、罗马社会,先后创立了公共体育模式,希腊的奥林匹克赛会,罗马的大型城市职业竞技表演,这些大型赛会的出现以及相匹配的场馆建设、体育培训、公共推广,都与公民政治密不可分,就像罗马执政官屋大维用"面包和竞技"政策来笼络平民,反映了公民群体的强大和公权意识的张扬,这是公民政治推动公共体育发展的典型案例.到欧洲中世纪,因为公民政治的衰落、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以及持续近千年的农村化进程,使欧洲的体育形态变成与东方相似的民俗活动.一直到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前后,随着城市兴起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社会公共体育体系再度建立,并在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辐射到欧洲以外的地区,逐步形成全球一体化的通行体育模式.
公民政治成为合理解释世界体育发展脉络的一个理论视角,公民社会和私家专制王朝有着本质区别,在各自的社会框架内造就了自己的体育形态,私家王朝社会的体育模式是自在的民俗活动,公民社会的体育却充满了"公共"和"公权"色彩.近代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中,导致了体育体系的革命性变化.
2 近代中国体育转型中社会公共性的三个体现
近代中国封建王朝的社会法则,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问下崩毁,日益强化的"共和"、"公共"、"国家"等公权意识,使传统的民俗体育向社会公共体育转型,在社会体育活动中有了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和推动.和古代体育相比,近代体育的社会公共性主要体现在身体观改变、场馆建设、竞赛组织三个方面,这是一个环环相扣,有着相互逻辑关联的体育形态.
2. 1 身体观,从个体养生到全民培训对于儒、墨、道、法等传统思维对身体锻炼产生的影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古代传统的体育主要是个体自在的养生娱乐活动,至少在其缺乏统一规制的私塾教育系统中,没有对公众进行身体培训的概念,传统的稚龄发蒙教育历经千年传至近代,体育教育几乎是一张白纸.张君励 1923 年在回忆 5 岁读书时的文章中,描述了私塾中一间书房、一个先生的场景,"除智育之背诵外,体育全不讲求."[2]
实际上无论东西方,在封建等级社会时代,为了维护系统稳定,都有拘束、压制公众身体的倾向.近代西方国家的身体观相比于中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力交换的需要,是一次对身体和心灵的解放和培训运动,而在殖民时代,这样的身体观中又夹杂了民族竞争的色彩.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是对西方侵扰的应急反应,没有人愿意以坐以待毙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开幕,由此,近现代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到了后一层生存竞争的意思,因为中国人正在民族生存的压力下难以抬头.现代画家丰子恺在《艺术趣味》中回忆幼年学唱歌的情景时说: "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动乱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再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们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我们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这段话生动地表达了近代中国人面临的危殆局势和心灵处境.
所以,这种体现民族竞争的民族主义体育观,很快在中国找到了传播和流行的土壤,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中国式表达,是梁启超所说"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类似表达在严复 1895 年着述的《原强》中也能见到: "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手足体力为之基."中国人很容易地理解到,国家强弱取决于民族的强弱,而民族强弱首先在于身体力量的强弱,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体育强国思想的基本原理.
这就和中国古代社会不重视体育甚至约束民众体格锻炼相反,近代国民的身体被国家化了,上升到了民族生存的高度.这样一种对体育核心价值的朴素认识,带有"体力中心"的色彩,很快转换成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的思维模式,既然国家竞争体现在民族体力竞争,为什么不把每个国民训练成军人,让体育发挥直接的功用呢? 于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民培训目标就像滇军将领蔡锷归纳的那样,即用"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教育国民.[3]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从思想上扫除了很多封建障碍,日益强化的"国家"、"公民"、"民族"、"民权"等观念,打开了社会体育意识转变的闸门,体育不仅可以增强体力,保家卫国,还对健全公民人格培养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个社会体育思想螺旋上升的过程,而这些思想投射到体育实践中,国民培训目标就从"军国民"向"新民"、"公民"转换.
不管是军国民还是新民、公民培养,思想观念虽有差异,但在国民身体训练上都是以国族存亡作为出发点,全民身体都被置于国家高度,体育事业也始终都有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从学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的行政计划推动,到 1929 年《国民体育法》的颁行,都说明近代体育被纳入了国家社会管控范围,受到各种政策的指导和促进,体现了它不同于古代体育形态的社会公共性质.注重公众身体培训的身体观,是撬动新型体育形态构建的思想原动力,无论是政府行政机构,还是教育会、知识分子等民间力量,都不约而同地把身体基因作为国力强大的首要因素考量,合力把近现代中国体育导入了公共体系.
2. 2 运动场地,从市坊空地到专用赛场
公共体育设施不是一个空洞的摆设,它体现了深刻的社会观念,是社会公共理念的物化形态.辛亥革命后共和时代的公共观念,推动了社会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进而促进了学校、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
封建专制社会没有修建公共体育设施的理念和财政投入,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大型建筑多为皇家苑林.古代中国社会的体育娱乐活动,多在市坊空地举行,"市"为商业区,"坊"为居住区,宋代打破商品买卖只能在市内进行的市坊制度限制后,城市娱乐生活由此繁荣活跃,有了瓦舍勾栏中专用表演场地,其中不乏踢球、相扑、使棒等体育活动,但都是戏台式的小型场地,适合人数不多的体育艺人展示技艺.
偶有大型娱乐活动,则临时搭建随意性较强的场地,北宋人庄绰撰写的《鸡肋篇》中生动再现了宋代成都举行大型娱乐活动时的现场情形: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4]
专用体育场是体育竞赛规范举行的物理平台,在近现代世界体育运动规则化、标准化的背景下,设备的提供、场地的丈量是举办好比赛的必备前提,也为公共体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空间支撑.
到中国近代,最早修建公共体育设施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侨民,1848 年,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开设了被称为"抛球场"的上海跑马场.以后,其他通商口岸的租界中也出现了西式公园,但多为外侨专用,所以,到1915 年中国举办第 2 届远东运动会时,作为筹办者的王正廷回忆说: "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所有的像样的运动场,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充数."[5]
辛亥革命后,改变了中国"私家王朝"的社会性质,公共观念得以流行.民国成立后,1914 年北京成立了京都市政公所,在北京建设公园成为该机构最优先的大事,皇室空间的收缴归公,也为改造公园提供了便利条件.1914 年 10 月 10 日,中央公园( 1928 年更名中山公园) 正式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开放.以后又陆续开放了先农坛公园和北海公园等,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修建了公园.
公园除了给人们提供优美的环境,就是给大家提供公共娱乐的场所,除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外,最重要的一个场地就是体育设施,它是学校体育设施之外,社会人群进行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精英阶层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物质条件.蔡元培在论述公园与教育关系时就说: "公园制度,不但有益于卫生,如英雄之铜像,如伟人之丰碑,后人观摩观叹,则足以引起建功立业之心,如报纸、书籍、如运动游戏,又在是体育上、知识上之助.故外人认公园为社会教育之一种,良有以也."[6]
实际上,公园中的体育设施最受人们喜爱,甚至为争球房发生冲突.社会精英还在公园中组成了"行健会"等体育社团,为振兴体育开展活动.
除了公园中的体育设施,专业的体育场馆也在这段历史时期开始在各地修建.1913 年,民国教育部在北京修建京师通俗图书馆的同时,附设一所公共体育场.1915 年,政府又通令各省在省城修建公共体育场,提倡社会体育.1917 年上海第一所民众公用的运动场在西门外斜桥北落成.此后各省体育场陆续兴建,各县体育场则零星修建.这些设施有利于从社会渠道"造成健全公民".
在政府财政拨款之外,社会力量在公共体育设施修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多个城市修建青年会所,并开辟运动场,比如 1910 年在成都文庙后街购地数亩设置足球场、网球场、棒球场.到1920 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拥有体育馆 9 处,1923年增至 26 处.[7]
中国古代体育除皇亲贵族偶有马球等私家场地零星开展比赛外,民间体育大都成为流落在勾栏瓦肆的街巷娱乐.近代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出资修建的体育设施,虽然还不能覆盖广大人口,但也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网络,为竞赛的开展提供了专业的平台,这是和古代体育形态之间"明摆着"的区别.
2. 3 竞赛推广,从学堂体育到全国赛会
近代体育和古代体育的另一个区别,就是赛事体系的建立.近代中国运动开展和比赛由学校、军队发轫,这是最具群体组织性的行业,尤其学校最为突出.
1903 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学制体系建立,作为全民身体培训的操控手段,体育正式进入学校,列为学校教育内容,规定了课程体制和学时标准.从1903 年的"体操科"到1922 年正式更名"体育科",反映了学校体育 30 年间的课程内容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对体育运动认知程度的提高.
近代赛事体系建立的基础是运动项目的逐步传播、普及.竞技项目作为西方舶来品,西方人是最早的传播者,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带来了西方游戏,也带动了中国人的参与.而西方体育在中国有组织的推广机构是基督教青年会,正如《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所总结那样: "青年会是中国新体育的向导,这也是尽人皆知的,最初是各学校的体育班,后来是校际的比赛会,接下来是各省和全国运动会,最后是国际的运动会,都由青年会首先倡导."[8]
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形式很像现代的体育推广公司,它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推广模式,影响力覆盖全国主要城市,而外国人担任的体育干事,为西方竞技体育项目在中国传播建立了快速通道.除此外,青年会先后开办体育干事培训班和"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介绍推广足球、田径、体操、乒乓球、羽毛球、水球、跳水、拳击、举重等众多项目,培训了一批体育专门人才.到 1924 年在武昌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一切现代运动的比赛都有了",标志着西方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过程完成.
和欧洲一样,中国近代的体育竞赛也是从校际比赛肇始,校园是近代体育开展的摇篮,如作者柏林1906 年在《运动会之规则及实际》一文中所说: "吾国中小学堂,日见发达,春秋二季,亦多开运动会以奖励体育."[9]
1905 年北京通县协和书院与北京汇文书院进行田径、网球、棒球、足球等比赛,是北京最早的校际比赛.1907 年南京举办的校际比赛规模宏大,定名江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江浙、湖南几十所学校参加.在这样的区域运动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国性的运动会.1910 年,青年会牵头在南京举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全国 150 名运动员参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到 1924 年,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负责主办全国运动会以及远东运动会等国际赛事的对接工作,标志着中国人已经从外国人的体育培训中结业,有了独立完成赛事组织和推广的能力.
运动竞赛的兴盛,是公共体育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人对运动会价值的认识也日见成熟.
1923 年卢自然在《竞赛运动的讨论和锦标主义的批评》一文中宣讲运动会的价值尤为重要,"研究卫生的,研究教育的,提倡公共体育的,莫不重视."[10]
至1947 年,体育家郝更生清晰地解答了社会对于全国运动会耗财费力的困惑,他着文强调了运动会对全国体育开展的牵引作用: "全国运动会是有检讨国民体格与技能、使全国各单位互相观摩的作用,各省市县因准备参加全运会而必须举行预选,省以区为单位,区以县为单位,县以乡镇为单位,于是一次全运会的举行,体育空气必激荡于全国."[11]
近代成定制的公共体育竞赛与古代社会分等级的零散竞赛活动有着本质区别.
从清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 50 余年间,是中国公共体育体系发蒙和确立的时期,在困顿的生存格局中,国家、社会强烈的国民身体培训诉求、行政推行计划,最终形成了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体育形态.
3 近代体育转型的意义及时代局限近代体育转型的意义,是中国人的身体前所未有地受到国家体制的重视,由此近代体育改变了古代体育处于四散、个人式、没有统一规制的状态,较快地在学校体育、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等多方面初步实现与国际接轨.这样一种由国家力量主导的公共体育形态,与后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形成了承袭关系.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体育教师队伍与上个时代有师承关系,其它如体育场馆的遗存,尤其社会观念对体育的倡导,都是一笔一脉相传的财富.一句话,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体育形态在中国社会得以创立和发展,近代体育转型是一个历史的开篇.
同时我们看到,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
其一: 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压力,不像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动力来自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生活的内部诉求,特别是周末假期的制度化确立,以及生产线上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按钟点分格,产业人群有了明显的娱乐需求.由此,在全民身体培训的公益性质之外,商业性的职业体育也得以开展,体育超越简单健身功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领域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业,变成城市人群共同精神文化消遣的社会公共产品.中国作为一个仍然以农业经济为基底的国家,商业资本经济并不是带来这场体育变革的基本因素,产业工人的力量非常弱小,并且没有西方工人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尽管上海、香港 20、30 年代有了城市业余足球联赛,也有了金融等行业赞助的大奖赛,出现了门票销售等市场化痕迹,但时代最强音还是身体担负的国家使命,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开展一切体育活动的起始点,即使举办各类赛会,也不带有西方职业体育那样的高水平商业表演性质,其主要功能还是示范国民身体锻炼成果.所以,近代中国公众对体育概念的理解,还是从国权维护角度出发停留在强身健体、尚武卫国的原初层面上.社会公共体育体系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撑,是一种更多偏重于公共事业性质的全民身体规训体制.然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举办运动会的财政拨款经常迟迟不见落实,有时在开赛前临渴掘井,划拨一点场地修缮费用.资金匮乏和来源渠道的单一,制约了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其二: 近代中国体育从古代民间活动切换到公共体制后,传统民俗项目出现了与时代发展脱节的现象.毕竟近代西方体育是直接对自己的传统民俗活动进行体育化改造,是一个连续的自然发展过程,比如英国公学和体育俱乐部通过规则制定,改造出了足球等现代体育运动,而近代中国体育主要靠舶来,是一次历史的转折,在新的体育组织形态和推广模式下,活动内容主要以西方传入项目为主,传统民俗体育活动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如何在竞赛方法、推广手段等方面把传统体育活动被纳入国家体育体制的范畴? 是近代中国留待后世解决的一个命题.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传统体育活动作为健身、娱乐手段回归公众生活的时代条件已经趋于成熟,其发展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内容的东西方区别,而在于是否为这些传统活动提供公共培训、场地、推广组织系统,成都在"太极成都"活动中进入社区、学校推广太极拳就是一个好的案例.由此可见,公共体育模式才是现代体育推广的载体,只有把传统体育项目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体育活动才能在新的社会时代找到生存空间.
4 结束语透视近代中国体育的转型,我们可以触摸到体育形态与社会背景相匹配的动态演进规律.古代体育处在民间自然生存状态,缺陷是缺少国家体制关注,近代中国在令人惊慌的生存危机中,过去被忽视的"身体",在社会视野中的能见度空前提高,只是限于时代条件,近代体育偏重于国民身体培训,缺少了体育发展的市场商业推动.但无论怎么说,近代体育转型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发展的阶段性价值,是奠定了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直到今天,中国体育仍然在这样一个公共体育模式的轨道上推进,这是一个和民主化、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一个本质趋向.我们当今面临的工作,是如何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重视由国家财政投入的体育公益事业,又能运用市场机制,在赛事组织、场馆建设、大众体育管理方面进一步完善这样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参 考 文 献
[1]大卫·杨. 奥运的历史[M]. 萧文珒、林铮头,译. 台北: 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2: 17.
[2]张君励,学生自治[J]. 教育杂志,1923( 9) : 1.
[3]奋翩生( 蔡锷) ,军国民篇[G]. 新民丛报 1903 年汇编: 7 -1.
[4]转引自熊自冲. 娱乐文化[M]. 成都: 巴蜀书社,1990: 4.
[5]王正庭,王正庭自转. 顾往开来[M]. 香港: 凌天出版社,2012: 4.
[6]蔡元培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7]来会里.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 1923 年 10 月,上海档案馆 U120 -0 -63,第 16 页.
[8]转引自赵晓明. 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考察[J]. 中国社会近代史研究集刊,北京: 社科出版社,2007.
[9]柏林. 运动会之规则及实际[J]. 云南杂志,1906( 2) : 83 -90.
[10]卢自然. 竞赛运动的讨论和锦标主义的批评[J]. 学生杂志,1923,4( 10) : 61 -65.
[11]郝更生. 漫谈全国运动会与世界运动会[J]. 青荟月刊,1947( 3) : 2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