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0日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男女平等的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妇女占全国人口的半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发展中维护妇女权益,在维权中促进妇女发展,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内在动力和重要途径。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推动男女平等,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一项公共事业,它归全社会共同所有,需全体社会成员的支持和参与。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妇女在承担社会建设责任的同时,妇女的体育参与行为已成为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妇女参与体育活动是妇女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妇女体育发展水平是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以妇女体育演变历程及特点为研究对象,回顾了妇女体育所走过艰难历程,为妇女体育理论体系结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 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
人类的原始氏族时期,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演变就注定了男尊女卑意识的形成,其后随着历史车轮向前发展男尊女卑的思想异常活跃。如《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诗经·大雅·瞻卯》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非匪降自天,生自妇人。”
汉代董仲舒根据天人合一理论推衍出一套系统的男尊女卑妇女观,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所以他的阴阳尊卑理论实际就是在探讨男女尊卑的问题,尤其注重男女关系的对比和对“女卑”观念的具体阐述。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
在当时,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只见于宫廷或高官贵族之女等,其主要以身体活动方式进行嬉戏。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下男尊女卑风气盛行,妇女没有一定的人格尊严,地位极其低下,禁锢着妇女的体育思想和自由。
2 力争权益的妇女运动
运动指事物的变化和过程,妇女运动是妇女群体联合起来争取解放的过程和活动,其完整地表述是“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运动。一定的妇女解放思想,指导一定形态的妇女运动。妇女解放的目标没有实现,争取解放的运动就不会停止。
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主要追溯于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先进的思潮引入中国以及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h工作制和享有选举权而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秋瑾、宋庆龄、向警予等为代表的女性运动先驱,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大力倡导“戒缠足、办女学、参与社会劳动,推崇男、女平等,抵制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落后思想。”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和提高,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但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是学校体育操练,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制约,体育文化发展缓慢,体育增进妇女健康的意识逐渐形成。
3 妇女进入奥运会的漫长路程
由于在古希腊只允许男子参加奥运会以及当时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妇女被排斥在奥运会之外。尽管顾拜旦在复兴奥运会上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但他却一直坚决反对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因此,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没有任何女运动员参加。女性首次进入现代奥运会赛场是1900年在法国巴黎的第二届奥运会上。由于法国巴黎博览会与奥运会同期举行,法国人民为了向世人展示大国形象。当时有法国、英国等19名女子参加了网球和高尔夫球项目,但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其成绩无效只作为表演形式落幕。同样,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与世界博览会也是同期举办,但是奥运会的项目选择权主要由博览会的组委会掌控,国际奥运会失去了对奥运会的控制权,其性质与上一届相同。1908年国际奥委会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即不予以禁止也不正式承认。一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中抵制妇女参与奥运会的势力重新抬头。1920年在安特卫普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当中,顾拜旦再一次表明他对妇女参加奥运会持反对意见,以及在国际奥委会认为的奥运会核心——田径项目上,女运动员仍被拒之门外。1921年以法国的艾莉丝·米莉阿特为首的“国际女子体育联盟”创立,1922年8月20日在巴黎举行了首届世界女子运动会,并在体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26年国际奥委会接受国际业余体育联合会的建议,投票赞同在奥运会中设立有人数限制的女子比赛项目。作为试验,女子体操和田径项目首先在奥运会上亮相,但女子体操只设团体项目,女子田径仅设5个项目。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本届奥运会首次设立了女子100m、800m、4×100m接力、跳高、铁饼5个田径项目,而且5个项目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从而也使女子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地位大大提高。除了女运动员在奥运会比赛上与男运动员平分秋色外,女性在国际奥委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也越来越重要。1981年国际奥委会中开始有了女性委员,使国际奥委会的人员结构得到改善。1997年美国奥委会委员安妮塔·德弗朗兹当选为副主席,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女副主席。
4 女性与健康促进了妇女体育的形成与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妇女的健康是关系着种族优质繁衍的前提,也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石。据卫生部门统计,世界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46.6万例,而我国每年新发病例为13.2万例,每年约有3万妇女死于宫颈癌;有关数据表明,全球每年乳腺癌新发病例约115万例,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为12.6万例,每年约3.7万妇女死于乳腺癌。以上数据表明,“两癌”对广大妇女的健康与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及挑战。妇女的健康成为生命科学关注的焦点,并且人们慢慢地把预防与康复医疗与体育的结合。在“健康第一”的生存观念逐渐深入的同时,新的城市生活理念的驱动下,妇女也正在抛弃“生活节奏慢、感官刺激稳定、平稳”的生活模式,在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的礼俗社会逐渐被机械组合的法理社会取代的变化趋势下,妇女通过体育的参与培养自身的竞争、合作精神,并获得身心健康的资本。
女性需要体育,它首先是保证女性自然存在呈现健康状态的要求。女性体育发展对建构中国女性新型社会性别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的参与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更促进了女性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妇女体育在我国蓬勃兴起,随后有关妇女体育的会议及法律性文件的增多,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项目、组织、时间、经费管理等层面都不断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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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静之.论妇女解放、妇女发展和妇女运动[J].妇女研究论丛,200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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