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研究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虽然我国体育学科的建设历史长达百年，但有关体育学科体系的研究却仅有30多年的历史。学科规训理论是较为完备的诊释学科发展的理论体系，但是口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运用学科规训理论来研究体育学科的发展。运用学科规训理论探讨体育学科发展，构建体育学科成长的知识社会学图景，这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体育学科发展过程中知识的生产和整合、学科规训的制度化进程以及纠缠在这些过程中“知识一权力”的互动过程。
1 学科和学科规训
1.1 学科规训历史
学科既是一种逻辑的体系，也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学科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己兼有知识及权力之义，英文discipline一词，既用来描述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新学科，又指军队和学校的训练方法，“此二义之错综关连显示在一门知识中受教，即是受规训而最终具备纪律(discipline)，亦即是拥有能够自主自持(self-mastery)的素质。这种学科概念的阐释也意识到学科作为思维和实践的双重属性。
福柯最早提出并系统性探讨规训权力。沿着福柯“知识一权力”的解释路径，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学科规训问题。首先霍斯金发现“教育实践方式”是连接知识与权力的重要环节，沙姆韦和梅瑟一达维多率先提出了被我国学者翻译为“学科规训”的Disciplinarity。我国学者对于学科的研究在学术规训引入之后就更加深入。有学者将学科规训解读为一种知识分类的规则和学科分立的制度;一种建立在现代知识体系之上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教育实践活动。陈学东认为学科规训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形表现，它划定了学术领地的界限和区域，分配了各专业的特权和责任，构造起对于资源需求的主张，自生自发秩序是学科规训制度产生的内在动力机制叫。
1.2 学科规训理论关注点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就福柯的“知识一权力”观点来看，学科规训理论是它的延续和具体形态;就属性而言，学科规训理论的诊释范围涵盖了学科的认知范畴和实践范畴;就内容而言，我国学者的翻译则体现了学科规训的要义，学科规训理论重点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所代表的内容和一直被忽视直到现代才被发掘的“规训”意义。如何运用学科规训理论解释学科发展呢?一方面要对学科发展作历史社会学考察，关注学科发展的历史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科规训的制度化进程是必须关注的;另-方面要对学科发展作知识社会学剖析，展示学科发展过程中权力和知识的互动图景。
2 体育学科规训的发端
2.1 体育学科滥筋
中国传统体育一直赖以经验而自我建构，并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符合儒家传统的身体规训体系，尽管较为完备的经验(知识)系统并不具备经典(西方)科学体系的重要特征，但是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规训的传统体育却一直坚守忠君爱国、惩恶扬善、修身养性等封建伦理的基线，而浸淫在这种氛围中的身体规训方式不仅制约了自身抽象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形式。
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紧随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步伐，但是，近代体育的传入历程却有着深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或者说，作为中国古代业己存在的生产或生活方式，传统体育的文化诉求规训了近代体育最初的传播方式。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兵式体操在洋务和维新思潮影响下被率先引入中国，拉开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序幕;与此同时，国门大开后西方宗教团体及其代理机构，像基督教青年会和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教会教育系统在引入西方竞技体育项口和体育教育理念和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者西方兵操的引入，口的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导思想仍然是中体西用，只不过在军队中引入了新式的身体规训方法，试图借此来提高军队战力，这几乎是承袭了传统军事体育的诉求，成为兵操作为近代体育形式传入我国的主要推手;后者宗教及其代理机构则照搬来本国的竞技体育项口或体育教育—这种活动形式并不像兵操一样具有严格的身体规训要求—作为缓解性手段来实现对参与者思想规训的口的。中国近代体育虽然从西方舶来，但却并不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尤其体现在知识层面，而且在中国近代社会背景的反衬下，显得更加表面化和世俗化。但是，从西方引入的近代体育一力-面巩固了身体规训的要义，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思想规训的内涵，在缺乏系统的知识规训的前提下，依然成为统治者寄予厚望的改良工具。这一点，从体操科被列入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中就可以看出来叫。《奏定学堂章程》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比《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更为现代和激进，很大程度上参考和吸收了当时的西方教育制度。这两部学制对体操科的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对于体操科所持态度的一致性。癸卯学制奠定了体操科在各类各式学校的地位，被认为是中国学校体育制度的发端。统治阶级意识到强健的身体和驯服的思想在巩固自身统治地位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体育在这种双重规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而寄希望于改良的学校教育。“体操科”作为学校的必设科口，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与其双重的规训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一种切实可行但效果却并不立竿见影的应急手段。
2.2 癸卯学制的贡献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正式宣告20世纪中国学术分科畴代的来临”这部章程“更以其实际设科的内容，肯定了官学系统正式向西方学科体制转化的事实”“在近代学术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学科体制的建立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新式学堂所采行的分科教育形态，又与学科体制的建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癸卯学制使得体操成为-“科”，尤其是在高等学堂或师范学堂，使得体育在形式上不再作为其他科口的余暇附属，确立了体育在各类科口中的同等地位，从此，围绕体操科的师资、教材、教学、机构建设甚至科研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以下这些成为可能:在教学机构会形成一批志业于体育的专业人群，会出现一批传播和发展体育的教材或著作，会产生一批优化体育教学或研究的方法或工具，会滋生一批专门传播或研究体育的机构，更进一步来说，体育学科建立所需的“学科”、“建制”、“规训城都有了发展的载体。
当然，即使体育学科确立了在(高等)学校发展的基础，其学科基础仍然是很脆弱的，就学科规训的意义来讲，“体育”离真正的学科还很远。就学科知识体系而言，体操科依然不具有系统的体育科学知识体系，它所教授的内容仍然是身体训练，看起来较为开放的一点是在小学堂及以下加入了游戏和有益之运动，其实也是为日后的身体规训服务。面对传播身体规训的人才短缺，统治者意识到在师范学堂加入教授体操方法的重要性，这也使得体操科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了，但是，体操科的层次和性质也就限于此，因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更加注重身体和思想规训的工具性，而忽略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性，使得自身无法或者说不需要在以知识创新和发展为主的更高级学堂如大学堂或通儒院立足，毕竟“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再看学科建制，体操科单列，按照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应配备正副教员，正副教员分工协作形成的教学结构就构成了最为简单却最基础的建制，这有点像发源于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为发展体育学科建制提供了机会，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知识结构，体操科即便是具有某种科层结构来规范教学事务，仍然不具备完整的知识创新和交流功能，甚至是最为基层的学科内交流。
最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规训”上来。在前文中己经指出，在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端进程中，传统体育中孕育的规训理念和西方近代体育结合起来塑造了中国近代体育的滥筋，这种体育的雏形把重点集中于思想规训和身体规训方面，却忽视了系统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也就是知识规训—的重要性，而这恰是整个体育学科的基础，这种倾向被刻意地融入到癸卯学制中，延伸到体育在学校扎根的过程中，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体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对思想和身体规训的重视和体育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是考察体育学科发展进程不可忽略的，当代体育学科发展中的众多问题都是起源于此。尽管从学科知识体系、组织建制和规训形式等方面来考察癸卯学制中的体操科，我们几乎看不到体育学科的模样，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癸卯学制中确立的学校体育制度成为近代体育学科发展的载体。
癸卯学制确立了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明确了体育学科规训的载体，与此同时，对体育学科化有重要影响的另点是，承载知识规训的科学体系被纳入到学校之中，并且开始成为学校教学内容的主流，这种激烈的变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西力-化，更为重要的是，思维和精神的科学化，这就从根本上为体育科学发展和体育学科规训排除了阻碍。
3 体育学科规训—学科制度化的过程
3.1 “体操”到“体育”的转变
为了进一步论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要对“体操”、“体育”的关系梳理一下。近代赴日留学生在引入日本学校体育制度的同时，将“体育”一词也引进我国，之后“体操”“体育”代表着同样的体育含义，这一局面“直到1923年北京政府在《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中宣布将学校‘体操科’一律改名为‘体育课’，这两个术语词汇才从根本的概念上开始分道扬镰并从此表述着各自不同的内容与含义。
3.2 学科制度化路径
癸卯学制以身体规训和思想规训的诉求确立了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而且使得体育在形式上成为独立一“科”。正是在这种独立的形式下，体育学科制度化过程开始了，学科的知识规训体系慢慢建立。
“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问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问究竟有何分别”。在1850至1945年期问，人们界定一系列学科的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
3.3 体育学科制度化
3.3.1 体育学科教学(训练)制度化。我们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考察体育学科规训，也就是体育学科制度化的过程。在癸卯学制公布之后，在一些师范学堂开始专门设立体操专修科，这是为培养体操师资的。在废除科举制的1905年，江苏师范学堂建立了两级师范体操专修科，聘请外籍教师日本人高田九郎为教习，培养中小学及师范的体操教师。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德国体操、普通体操(木环、球竿、棍棒等器械操)、瑞典体操、兵式体操、田径、游戏、舞蹈、生理学、教授法、管理法、手工、唱歌等，虽然课程并不是很丰富，但却是近代最早的体育专业教育。同年，仅仅设置体操专修科的大通师范学堂开办。这些早期的师范学堂因为体育师资的需求而成为体育学科发展的基地。在1916年及随后一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体操专修科，由于这两校的体育系科延续时问较长，因而发展了完善的体育课程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体育专业人才，促进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体育学科制度化的进程。当时开设得比较好的体操专修科，己经开始注意到体育学科知识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把知识规训放到与身体规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点从1919-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操专修科的课程就可以看出来了:课程中除了兵式操、体操术等注重身体规训的传统课程，还引入了教育心理、体育史、应用解剖和生理学等课程山〕。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设的体育系科的数量大幅增加，质量也提高了，相当多的大学中开设了体育系科，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科己经形成了完善的系科结构，其系统化和专业化的课程设置丝毫不逊于当代山〕。当时两校的体育系，尤其是中央大学体育系己经将重心转移到知识规训上来，采用和其他传统学科一样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理念，这足以说明体育学科己经发展成熟，完成了由注重身体规训、忽视知识规训到注重知识规训、并重身体规训的成功转型。体育学科在主要大学中确立了同等的地位，从根本上为体育学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3.2 体育学科研究制度化。体育学科由注重身体规训(训练的制度化)到注重知识规训(研究的制度化)的转变过程离不开专业的期刊和研究团体。
最早以体育为主要传播对象的刊物为《体育界》，它是中国体操学校1909年在上海创办的，从此开始，中华大地上涌现了一批专注体育研究和传播的专业期刊，比较有名的《体育季刊》,1922年由麦克乐创办，东南大学体育系主办，这份以“介绍体育科学知识和体育学术研究成果”为特色，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广泛的影响力，该刊1923年二卷一期起改为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会刊，后又改名为《体育与卫生》，最终并入《新教育》杂志内。体育专业期刊的举办，不仅促进了体育科学知识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成为体育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专业团体的作用很大，体育学科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初，随着近代体育的发展，各种体育专业组织和团体出现，由于身体规训是早期体育发展的重心，以身体训练和竞技为宗旨的组织和团体迅速发展起来，比如精武会等传统体育团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等体育竞技组织以及赛马会等娱乐性项口团体，相比之下，体育学术团体的发展较为缓慢，像体育研究社、中华体育学会等学术团体，这一点是与体育学科制度化过程相呼应的。体育专业团体发展迅速，以至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规范其发展，在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部公布的《体育会组织办法》中，对体育会的宗旨、任务、会员资格等作出了规定，在这个规定中，特别提到体育会“研究体育学术”的作用.忍〕。体育专业社团，尤其是学术社团的发展，使得体育专业人士能够形成学术共同体，借此来交流学术成果、探讨科研方法、表达学术诉求进而一致对外来维护体育科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体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体育科学知识的生成和传播为基础的，学术成果的积累便激发了大量体育著作的涌现。据学者统计，从1909年至1925年，出版的体育图书多达107种，种类繁多，涉及到体育的方方面面。大量体育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既是体育科学和文化普及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3.3.3 体育学科合理性和合法性确立。在主要的大学设置体育系科，开设课程，并授以学位以培养体育专业人才。通过学术期刊、学会以及著作，来确立体育学科的研究制度，这便是二十世纪初的体育学科规训的过程，也就是体育学科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育学科发现了与其他学科，尤其是教育学科的差异性，界定了自身的独特性，从而跳出了教育学科的牢笼，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
如果从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和实践控制手段的角度来看，体育学科划定了自身的知识和实践范畴，占据了知识和实践的领地，并开始界定什么样的知识和实践在体育学科是合法的，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确定获取合法性的方法和程序，这个合法化的过程亦是合理化的过程，体育学科所确定的知识系统和力-法开始作为体育知识发展的正统被应用和传播，并被灌输到体育专业人士的头脑中，只有符合学科要求，才是合理的体育知识和实践。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合理化其实是合法化的外衣，因为任何知识系统和方法都必须标榜科学性(客观性)，而这种科学性的滥筋便是区别合法性。在合法化的过程中，作为说服专业人员的最好手段，就是使得对象能够合理化，也就是符合科学性的要求。换句话说，体育学科作为控制体育科学知识和实践的手段，确定了体育学科合法合理的知识系统和知识发展手段。
3.3.4 传统学科规训形式在体育学科的变异。正如前文所述，体育学科规训的过程是从身体规训过渡到知识规训的，这点从体育系科在高等学校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来了。在早期开设的体操科中，鲜见体育科学类课程，多以身体训练为主，传授兵操、体操、武术等项口居多，人才培养更注重身体规训(强健身体、灌输纪律、开发潜能等)及其传播(教授法)，而实现身体规训的方式，则是通过身体锻炼、纪律监视、比赛等形式，这些是书写、评分、考试教育三大传统实践形式基于体育学科属性的变异，在本质上，是体育学科规训的重要形式。规训形式的改变也引起实施规训场所的转变，操场而不是研讨班、实验室或课室成为体育学科早期身体规训的主要场所。
体育学科规训早期的这些特点是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这是与早期体育学科发展缺乏科学的知识体系密切相关的，也是体育学科从身体规训向知识规训转变承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主要大学的体育系科中，一些体育专业类课程逐渐增多，如生理卫生、解剖、体育史、体育管理等课程，体育专业类课程是体育科学发展的结晶，是学科知识结构完善的结果，进一步来说，也是体育学科规训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课程，可以表达和灌输人类认识和研究体育的过程、方法和观点，是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的基础。体育专业类课程催生了对更为基础的课程的需求，这些适量开设的基础课程被认为是认识和研究体育科学的入门条件。所有上述课程组成了体育学科系统化和结构化的课程体系，使得体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与其他学科一样科学规范地培养专业化人才，中央大学体育系就是明证。当时的体育学科尽管保留着一些身体规训的课程，但却更加注重知识规训，这就使得体育学科开始回归到教育的传统规训形式和规训场所。体育学科在大学中的逐步完善伴随着体育科学的发展，在主要大学中，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越来越规范，涉及范围也开始从教学扩展到研究、管理和行政等方面，他们接受较为专业化的学术训练，具备科学思维，精通学科知识，掌握研究力-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体育学科的卫道士，传承体育学科精神，坚决捍卫学科知识领地，维护体育科学价值尊严，以对体育学科发展的责任感，在世俗世界界定和阐释真正的体育科学。大量体育专业人才涌入社会，与社会上的体育人士一道，在强烈的学科责任感和归属感驱动下，催生了更多的体育专业期刊、团体和著作，使得体育科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和制度化。从大学的专业教育的制度化到研究工作的制度化，体育完成了学科规训的进程，建立起了制度化的学科体系。
4 体育学科规训过程中的权力变奏
在体育学科规训的过程中，试图控制知识的权力之问存在着博弈，这种形式形塑了前期的体育活动经验(准知识)体系和后期体育学科的知识系统，划定了体育学科知识探索和创新的疆界，限定了体育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和手段，规范了体育学科行动者的思维形式和行为原则。伴随着体育活动经验体系向体育科学知识系统的过渡，规训的口标由身体为主转变成了学科知识主导，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体育学科规训的权力由非专业化或世俗群体开始转化为专业群体—知识分子或团体，体育学科规训的场所也开始由分散逐渐集中于学校、学会等专业群体依附的学术和科研机构，这使得体育学科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科学化，从而推动了学科规训的进程。
4.1 世俗群体控制的传统体育。
在前学科阶段，控制体育活动经验体系的权力伴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逐渐分化，在原始社会中，控制采集、渔猎或战斗等体育活动早期形式的权力占据了家庭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状况直到社会进一步分工以后才开始弱化。古代中国的体育活动及其经验体系依据具体的规训对象而被不同的社会行动者或机构控制着，这些掌握体育经验体系话语权的力量更注重体育活动对权力口的的工具性作用，而不是体育本身经验体系的抽象和整合，非专业团体和人士对于体育经验体系话语权的控制，延缓了体育作为独立的知识或准知识体系发展的步伐，虽然说，古代体育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甚至还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完备的体系结构，体育的独立发展受到阻碍，更谈不上自立门户了。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一直受到儒家传统和国家主义两种力量博弈的影响。“随着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的最终确立，……重新规定或塑造了‘士行’，改变了‘为政尚武’的人格模式……按儒家礼乐观确立了新的社会行为规范，主张将消闲娱乐活动纳入‘事功’与道德修养轨道，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军事训练必不可少的体育活动一直伴随着封建帝国的兴衰，贵族生活对于娱乐享受的追求催生了众多的传统体育项口。这种影响传统体育发展的权力博弈，即使到了近代，在体育场域摆脱传统非专业化的影响，体育专业团体和知识分子建立体育场域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4.2 专业团体崛起带来的体育学科权力转移
开始确立体育专业化发展，开启体育学科规训进程的是癸卯学制所确立的学校体育制度。癸卯学制以统治者权威确立了体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地位，赋予了体育合法的话语权，体育开始摆脱依附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领域，虽然体育(学科)确立合法性是借助国家力量实现的，但是体育学科作为-个实践领域和知识系统的合理性却无法由学科以外的力量来实现。在体育学科规训的过程中，合法化与合理化至关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体育被动地接受权力安排，从而获得了知识控制的权杖，而且唤醒了体育的规训意识，从而开始建立体育的意识形态，这两个过程使得体育(学科)成为知识世界能够自我主宰的独立土国—具有了区别性的运行逻辑和实践范畴，完成了知识和实践控制权力的自我饭依。体育学科实现独立就是要将体育学科知识和实践控制的权力从领域外的非专业力量转移到学科内部，癸卯学制开启了这一进程:催生了围绕体育教学和实践的第一批专业人士(教师)，且能够为他们提供制度保障(学校体育制度)，虽然早期的人数不多且以教学为主，但是他们掌握了体育(学科)的发言权和传播权，为体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前文中提到的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便是这一进程的发展和完善。
4.3 体育专业团体的意义
癸卯学制所唤起的体育学科规训过程中的专业化趋势是以体育专业群体的形成为基础的，这是体育学科群体的雏形，亦是体育学科知识和实践控制权力的核心所在。体育专业人士或群体掌握体育学科的话语权，主宰体育学科知识和实践创新，促成了体育学科的专业化发展，从而削弱了非专业化力量对体育的控制权，引导国家机器、世俗群体等对体育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由体育学者发起的兵操存废之争对北京政府改革学校体育制度多少会有点影响，那么作为体育学科核心力量的专业人士和团体在民国体育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体育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则是不容小觑的。
控制体育学科知识和实践的权力转移是体育学科规训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体育学科专业化和独立性己经确立。伴随着控制权力的转移，像上文所提及的学科“知识”、“建制”和“规训”都逐步形成，体育作为学科大家庭一员的身份被认可了，中国近代体育学科开始茁壮成长。
5 总结
尽管近代中国体育学科规训的进程受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颇大，但是并没有影响癸卯学制开启这-进程的序幕。体育学科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在癸卯学制中确立的，但是体育学科的建立却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化过程。在一些主要的大学中设置体育系科，开设专业课程，进行学科专业训练，培养专业化人才，体育学科专业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体育专业类期刊涌现，体育专业人士组成的学术团体建立，以研究和传播体育为内容的著作出版，体育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建立起来。体育学科专业训练和研究的制度化实现了体育的学科规训，建立起了制度化的体育学科体系。在体育学科规训的过程中，控制学科知识和实践的权力伴随着学科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实现了从领域外向领域内的转移，这也是实现体育学科规训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鲁长芬.中国体育学科体系研究述评[J].体育学刊，2007(6):1一6.
[2]陈磊，宋燕.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场域理论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高校教育答理,2012(5);18一24.
[3]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15一16，12,46-58.
[4]赵方杜.规训权力演绎中的身体境遇—论猫柯的现代性诊断[J].理论月刊，2012(10);155-159.
[5]李金奇，冯向东.学科规训与大学学科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5(9);79-83.
[6]陈学东.近代科学学科规训制度的生成与演化[I].山酉大学，2001.
[7]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6,2,251-25.
[8]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擅变[I].华中师范大学，2007.
[9]李国钧，土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303.
[10]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276,27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