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体育史学研究如何深入、如何拓展,是体育史学界深为关注的的焦点问题。采用文献法、逻辑学方法,探讨微观史对体育史研究的作用及意义,并分析宏观史与微观史在体育史学中的互补互通关系。从目前来看体育微观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对象的问题从上而下,关注个人;研究史料要打破常规;研究方法上,充分借鉴后现代主义以及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研究方法;要打破了宏观史研究概括性、抽象化和枯燥的弊端,为体育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让体育史学理论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
关键词：体育史; 宏观史学; 微观史学; 问题;
Abstract：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search on sports history goes and the ways it has been explored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sports academy,and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microscopic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ports history and analyzes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history. The present problems it need to solve are as follows: the subject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top-down way,especially with focus on individuals; the research documents should be used differently from the conventional routine; the methods adopted in research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ose of modernism,humanity,psychology and nations; it should break down the defaults of macro- history study,such as sumarization,abstractization and dullness to present a new horizon to the theories of the sports history.
Keyword：sports history; macro-history; micro-history; problems;
近百年来,我国体育史研究的重心一直放在宏观研究上,一方面是体育史学较其它史学起步晚; 二是受政治史、革命史学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 我国体育史学才开始兴盛,但不久又遇到“史学危机”,体育史学从上而下、从精英到民众的学术取向问题就一直搁置下来。21世纪迎来史学的复兴,体育史学界也开始追问史学走向、史学发展的问题。 于是近年来对体育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探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体育史学要发展、要拓展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必须从微观史着手,深挖史料中的细支未节,从更广泛的方面汲取营养成分,这样既可以弥补通史研究的不足,又是对体育史学研究视角的新探究。
1微观史
20世纪中后期史学界出现了微观史。微观史与宏观的( 整体、通史) 相对,使之更加细化、碎化。 但应该强调的是,所谓细化只是对总体历史中的局部碎化,并非要粉碎历史的全局。
20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的布罗代尔等人的作品探讨了历史范围内政治史之外的广阔领域,为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布罗代尔的三时段历史观过分强调超个人的自然,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从而也忽视了历史中的人。面对这种弊端,欧洲史学有意识地回归人文学科的固有面貌[1]。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的兴起正式受此文化氛围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乔万尼· 列维 ( Giovanni levi) 、卡洛·金斯伯格( Carlo Ginzbery) 、卡洛· 波尼( Carlo Poni) 、爱多亚多·格伦迪( Edoardo Grendi) 等人发起,并很快传到法、德各国。按照列维当时的说法,微观史学是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但大家认为这个定义过于宽泛,没有真正揭示微观史的意义,20世纪还有一位著名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在它的“七将攻忒拜”传说中,强调关注民众,注重细节,也给微观史很大的启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两本著作让微观史学初见端倪: 一本是埃玛纽埃尔·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 Montaillou, 1975) ,另一本是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 Cheese and Worms,1976) ,这两部著作却取得了学术上的成功,同时也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2]。约半个世纪以来,对微观史提出各式各样的说法,勒华拉杜里认为微观史方法“至少像是一面庞大的反光镜,它将光束扫向各个方向,从而照亮和揭示了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3]。泽蒙·戴维斯指出,微观史的素材必须以奇特性和非典型性为重要前提,也有的认为微观史在核心史料方面显得单一化,而海登怀特的说法是微观史学在实质上是一种文学修辞的提喻法。欧洲微观史家金斯伯格则认为,微观史仍是以言必有据、无征无信的古老治史原则为其严格前提的。
2体育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约从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体育通史体例的研究,先有1919年郭希芬先生的《中国体育史》 ( 未完稿) ,接着有郝更生先生的《中国体育概论》, 该书只有一章叙述了“中国体育之历史”,1931年章辑五写有《世界体育史略》,1946年程登科出版《世界体育史纲要》,所谓“略”和“纲要”,指的是简写, 其中对古代体育几乎都是粗线条的介绍,此后还有零零星星的体育史文章、某种项目发展史、小史等, 可以说,解放以前的体育通史不通,而且大多是以国外体育介绍为主,在那段时期,连体育通史都没有解决,更谈不上体育微观史。有论者说: “1949年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未出现过像样的体育史研究,既无组织领导和计划,也未出现过学术研究的热潮,只有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且,他们对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的”[4]。因此,1949年以前的体育史学的学问没有走向通史的道路,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20世纪50—70年代的20多年中,在体育通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主要是在搜集、整理、编写教材方面成果卓著,而书的出版却很少见。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到来,体育史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史体例的史著接二连三问世。有1984年林思桐的《中华体育五 千年》、李季芳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1989年郑振坤的《中华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1990年毕世明主编的《中国古代体育史》、颜绍泸与周西宽的《体育运动史》、陈昌怡与谭华的《古代体育寻踪》,1993年乔克勤与关文明的《中国体育思想史》,1996年刘吉主编的《中华体育文化五千年》,1997年翁世勋的 《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等。但在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体育史研究,在范围、视野上都不够开阔,通史大多是以体育思想、体育制度、体育运动3个板块构成,而缺乏把体育作为人的生活整体考察,对底层、民间更是少有研究。尤其是反映人们日常体育生活或与体育生活相近的内容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诸如家庭体育、婚俗与体育以及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历史少有研究,还有关于感觉、身体、仪式、象征、记忆等非传统的历史题材更少见到。
过去在具体的体育史研究和教材编写过程中, 大都以历史的宏大叙事、宏大的历史结构为视角,一般按照各种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中寻找历史规律性,并作出因果关系的分析,却很少见到把注意力、关注点放在众多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微观对象分析上。忽视了一些不能重复和特殊的事物,忽视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或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但是一般通史也仅是叙事到这个层面为止。体育史研究的本质是人的具体健身、娱乐等体育实践活动,离开了具体的人,大谈历史实践、体育观念、体育制度,事实上就割裂了体育与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背景,这些都是过去忽视的地方。
3体育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史
在体育史的研究中,实际上过去并非没有微观史的研究,只是不专门注意或少有提及而言,否则一部通史是很难完成的,因为通史中就有许许多多微观史的研究。1990版《中国古代体育史》就有不少对历史的微观分析,其中第1章,在对古代原始教育的民族学资料运用中,就分析了现代我国东北黑龙江畔的鄂温克人,并从鄂温克儿童的射箭游戏、滑雪运动、跳高和角力等活动中,佐证了原始教育中包含的大量体育内容[5]。又有著作分析,新几内亚处在原始状态的居民中,儿童由居民共同施教,教育内容就是若干种操作习惯。太平洋另一岛屿密拉内西亚儿童的教育内容,是由长者教他们投枪,使用石斧、 树皮制的盾、棍棒,以及攀树、掘土、用网捕捉动物等技能。而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教育,则包括男童对靶射箭、女童学习家事以及在冬夜长者给儿童讲解猎取不同 动物的方 法,如何造雪 橇和独木 船等等[6]。这些分析,可以从小见大,从具体的事实细节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近10年的一些体育史著作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历史中的个别与具体事实,使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汉画像石中的体育活动研究》一书就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书中处处注意对细节的描写,第1章第7节提及弓和弩的携带法及收藏法,弓和矢的携带方法有徒步和骑马携带两种,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车马对列汉画像石中有二人将弓挂于腰、手持矢行进的画像,弩的携带方法有单手、双手、肩扛、 骑马手持4种。射艺画像石中的弓和弩前端的弓有两种: 一种是弓的中间凹状; 一种是弓呈弧形。据弧形弓的形状推定,弧形的弓是使用直形竹、树枝、藤等材料制成[7]。又《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第2章第1节分析战国临淄市民蹴鞠兴起的原因说,中原 “物产富饶,习俗多靡”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文化兴隆的景象。特别是这种高山、大漠包围的地理环境还创造了中华独特的养生文化。在分析养生与地理的关系时说,相对古希腊,先秦华夏族所处的地理区位要优越得多,受良好的山川地气的影响,加上农耕民族居住较为固定,生活环境相对优越,追求安居乐业,故而养成了“人性和”的文化特征,既与天和,也强调与人和,进而产生了追求万物顺应自然的思想,这些都是华夏养生思想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8]。体育史教材中,也摘引一些历史细节,关于西方球戏,有“英国考古学家福兰达斯·培德理曾在公元前5 200年的埃及儿童坟墓中发现类似保龄球的大理石球与球瓶”的描述[9]。这种细微的分析和书写方式,形成了当代体育史书的最大特点之一。
4体育微观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4.1研究对象的问题:从上而下,关注个人
微观史学是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做出的反应。人类学家提供的另一类模式,是一种经过扩展以后的个案研究的模型,这一模型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空间,可以摆脱经济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束缚, 也可以用来研究个人,群体中的个人。于是,显微镜成为取代望远镜的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它使得具体的个人或地方性的经历重新走进了历史学。研究个体,特别是群体中的个人,过去在体育史研究中也有不少,但却都是精英阶层、上层阶级、英雄人物的个体,诸如各朝代的帝王将相,养生史中的精英是老子、庄子、孙思邈,体育思想史上的孔子、墨子、荀子、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但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小人物却忽视掉了,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小人物这样的个体有多少代表性,是否能代表一种社会群体文化? 对此,金兹伯格有这样的解释: “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2]。要了解某一个朝代、某一个特定人群的体育活动状况,对这些群体中的个人进行研究是一样有意义的,从这些研究中加深对普通民众在历史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这样做,无疑可以弥补过去体育史研究的片面性。
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界认为,微观史学是对 “宏观叙事”的失望做出的反应。所谓的“宏观叙事”描述了人类的进步,描述了西方文明经由古代希腊和罗马,到基督教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然而,这个成功的叙事对许多其他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却只字不提,更不用说那些根本没有参与上述那些运动的西方社会群体[10]。也就是说,宏大叙事没有关注日常生活,只注意到精英人物的宏伟壮举和社会发生的大事件。与此相反, 微观史的研究对象要取自日常生活,一反宏观叙事的传统,更多关注大事件、大历史之外的小人物及其生活细节,即便是生活的点滴也不放过。在体育史研究中应该重视叙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信仰、家庭体育、社区体育以及普通人的体育观念和行为。“对于人们常常忽视的最微不足道的细节的研究,往往可以得到从宏观的角度所得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10]另外,把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不仅可以使体育史更加生动活泼,内容也显得更加丰实,更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因为读者阅读这样一种史书,感到书中的人物并不陌生,似乎就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所以特别有亲切感。
4.2研究史料:打破常规
研究对象的选取首先要处理好史料的问题,既然研究对象有从上而下、从精英到民众的转向,那么在研究史料上也同样要有相应的转变。相对宏观史而言,微观史的史料更应具多样性、复杂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微观史的史料收集困难更大,除了经常阅读到的文献、文章,国家出台的政策史料之外, 其它民众的、个人的、家族的、口述的、地方档案中的、地方小报中的有关普通民众生活的各类资料,都应采集,并专门整理分析。《蒙塔尤》和《奶酪与虫子》两部著名的微观史,其史料就是分别来源于当地宗教裁判所的记录档案。
对于体育史研究者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过去习惯到大图书馆、大档案馆去查阅史料,收集到的大多是大事件、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精英人物的资料,清朝以来的体育制、体育教育制都容易查到,书写起来也方便。往往占有了这样的一大堆史料后,就开始了写作,这在宏观史写作上是没有错的,使研究者完成了一部部体育通史、体育近代史、新中国体育史、新民主主义体育史等著作。但过去却很少关注民间、民俗,所以没有写出《民俗体育史》,很少下到民间、家族中去,所以没有写出关于 “家族”的体育史或《体育宗教史》,更没有关于社会群体、个人的体育生活史。从地方性来看,虽然有 《山东体育史》《西藏体育史》等,但这些地方性历史著作,主要是在地理学或民族学而不是在人类学的启示下写出来的,这些著作研究了比村庄和家庭的范围更大的地方、单位和区域,却很少描写村庄和家庭个人的体育生活,从社会学角度,底层民众并非完全受上层精英文化的影响,个人和家庭都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体育行为,某些有行为习惯而形成的民俗更深刻地影响着居民的健康和体质状况,如回族居民的饮食禁忌、卫生习惯、节日民俗、穆斯林宗教仪式动作 等,都在客观 上起到了 养生健身 的作用[11]。关注各个民族不同群体、每个个人的思想史是应该要做到的。
在过去的研究中,组织材料时总是考虑如何贴近体育史,以体验式的发展规律为主体线索,这样做从体育史对待史料的态度是没错的,但不意味着就要死守这个小圈子,局限在体育史料的狭窄范围。 笔者近几年在写“体育文化史”系列著作中,正在尝试纠正这一弊端,在史料搜集、整理和甄别过程中, 注意辑录与体育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 考古发现,甚至诗词、笔记小说、民风民俗、家族等方面的资料,以此说明了体育是人类生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劳动、经济发展、物质和精 神文明、风俗习惯 而同步发 展[12,13]。这些体育文化史著作中不少史料是边缘性的,但却对正史、官方记载有很大的补充,可以与正史、官修史结合,相得益彰。
4.3研究方法
充分借鉴后现代主义以及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研究方法,微观史学并不是想以个人、家庭来替代民族、国家,而是想改变一下研究方式,研究具体的个体而非抽象的个体。《蒙塔尤》研究的就是具体的200个人。微观史所研究的是众多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微小对象,这与后现代主义者追求差异性、 多样性、偶然性是相吻合的; 微观史研究中的人与事往往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或生活中琐碎小事,这又与后现代主义所擅长的从边缘出发去解构中心的路径相一致。微观史学关注人的经历,重视文化因素, 倾向采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描述法来叙述历史,这又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
在分析历史事件中的小人物时,还应该注意小人物与它们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关系,以作为研究对象整体背景介绍,这是一种对文化的 “解释性”研究。施莱尔马赫有句名言: 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狄尔泰认为,对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首先是对人这个个体进行分析。人既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体,同时也是构成社会和历史真实性的首要因素,可以说,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关于生命同一性的体系。 这种解释学没有 把文本所说 的“东西”,而是把 “人”看做是解释的最终目的[14]。这就是说,在体育史的研究中,在对体育社团中个人或宗教仪式活动中人物的观察,除了可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更可以运用微观史对人物进行微观分析,不仅对其生理 ( 运动状况、运动表现) 进行考察,还要从心理上进行描述,以分析其在参加体育活动时的精神状态。 现代学术建构人文科学,始终对心理学予以极大的关注,认为“与心理学直觉方法有关的精神科学,都以一种本人对他人的心理生活进行体验的原始能力为前提”[15]。狄尔泰的这种心理学色彩的解释学学说被称作“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解释学。人们阅读这样的历史文献时,一方面可以发挥传统史学的体会、推想,另一方面应重视从心理上去加以分析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宗教心理等,这种分析既可以发现心理上的真理,又可以发现体育活动中存在的无意识,这些微观史方法的运用可以更大地丰富体育史学内容,从而推动体育学向更纵深发展。
“叙述”是微观史运用较多的,特别是体育民俗史的材料里最普通的类别是叙事,像民间体育故事, 与体育有关的史诗或叙事歌曲,自传、传说或生活故事、回忆等,微观史所运用的叙述并不是单纯为了叙事,而是以此来揭示人物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关系, 微观史追求的是以通俗易懂、生动的语言打动或吸引读者,以鲜活的形象描述代替抽象的分析,丰富情感语言替代缺少人情味的理论,使之得到读者的认可,读来津津有味而产生效果,以此获得学术价值, 这对于体育史研究冲破僵化的理论樊篱、实现体育史学向新文化史功能发展是有益的。同时也打破了宏观史研究概括性、抽象化和枯燥的弊端,为体育史研究注入新鲜空气和血液,让体育史学理论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
5结语
综上所述,在体育史研究中,精英人物、体育大事件无疑是研究的主体,但是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在历史当中人民群众、底层人物也有精彩的表现,也有无数个有趣的历史故事,他们与精英人物一起构成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当今学术把关注人民群众、服务社会看得很重,学术视野下移呼声很高。体育史的研究也应该如此,把学术视野下移到民众中去。努力发现身处社会中下层“普通人”的体育生活状态,体育史的研究运用微观史并非是走极端,而是对过去宏观史的一种弥补。微观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背后体现的全新史观,呈现给读者一幅更加完美和完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