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正式确定，关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基本概念范畴的相关研究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现代体育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体育治理的研究也受到了我国体育理论学界的普遍关注。
体育治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被体育理论学界提及的学术话语。当前，关于体育治理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在中国知网以"体育治理"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搜索，截止2015年4月29日共有学术论文16篇。其中大多数都是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如何进行体育治理进行了研究，而真正对体育治理的概念、含义方面的阐释非常少。与此同时，"体育治理"与仅有一字之差的"体育管理"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作深入的讨论。因此，在我国"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的背景下，对"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概念、区别、联系和边界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两者的关系，考量两者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丰富体育治理理论和指导体育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概念厘析
1.1体育治理的概念
尽管关于体育治理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题，但对于体育治理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公认的统一定义[2].学者们只是从不同角度对体育治理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陈晓荣、罗永义、柳友荣[3]认为体育治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体育事务本身的治理，二是以体育作为手段的公共治理；杨桦[1]认为体育治理就是将"治理"的概念应用到传统体育管理事务当中，并运用治理新方式来调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最终达到体育管理的善治。可见，对体育治理的内涵诠释尚在探索之中。笔者比较认同杨桦教授的观点，体育治理应是治理的下位概念，要对体育治理的概念进行准确把握，有必要从一般意义上对治理的含义和背景进行厘析。
从词源看，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原意主要指控制、指导或操纵，与"统治（government）"意同，主要用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和政治活动之中[4];汉语中的"治理"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滕文公上》："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君施教以治理之。",主要用于"治国理政"之道[5].
对治理的概念研究在国内外文献中均有论述。治理理论创始人James 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中指出："治理是一系列社会活动领域中未得到正式授权但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管理机制。治理与统治不同，治理是一种有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等公共机构，它的权威来自于多中心的共同合作。治理内涵更为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机制"[6].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进行了界定："治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公共事务诸多方式的总和，是调和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7].联合国开发署认为："治理是有关价值、政策和制度的综合体。以这些体系为支撑，社会通过国家内部、社会内部、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来管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治理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方式，做出和执行相应的决策，进而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并诉诸行动。它包括公民和集团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和履行权利义务时所涉及的体制和程序。治理也是规则、制度和管理，它能为个人、组织和公司的活动设定范围并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治理通过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维度，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发挥作用---家庭、乡村、城市、国家、区域甚至是全球"[8].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以满足公众需要，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9].
通过以上对治理的原意和现代意义的描述，可以看出治理与管理、统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尽管对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中外学者莫衷一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仍然能看到治理有如下特征：（1）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强调政府、个人及社会团体等主体的共同参与；（2）治理运行的多向性，强调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3）治理性质的服务性，强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众的服务；（4）治理机制的复合性，在管理技术上强调市场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内外机制的联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给体育治理作如下定义：体育治理是指在强调体育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为实现国家体育事务发展目标和体现公平与效益，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协同各类体育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共同管理体育公共事务和推动体育发展的持续过程。可见，体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它并不是单一主体的体育行政和管理。
1.2体育管理的概念同样，体育管理也是管理的下位概念，在诠释体育管理之前让我们先看看管理的定义。对管理的定义中外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有，如亨利·法约尔认为，"管理是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职能为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10];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11];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创造一种良好环境，使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能在集体中高效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12];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以绩效责任为基础的专业职能"[13];国内学者张尚仁认为，"管理就是指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控制人或组织的行为，使之趋向预定目标的技术、科学和活动"[14];周三多认为，"管理是管理者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运用管理职能进行协调的过程"[15].
以上众多中外管理学家对管理定义的论述，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管理的本质与内涵：（1）管理是在特定环境下的动态创造性活动；（2）管理活动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3）管理目标的实现要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决策和创新等职能；（4）管理要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用。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国内外体育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借鉴和吸收了一般管理和企业管理理论的合理成分。因此，从已有的文献看，给体育管理下的定义主要是借鉴了一般性管理理论中的管理定义。如我国体育院校教材《体育管理学》中把体育管理定义为："体育管理，即体育领域里的管理活动，是体育组织中的管理者对体育管理客体通过实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职能，协调他人的活动，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实现预定目标的活动过程。"[16];高等学校教材《体育管理学》中把体育管理描述为："体育管理，即对体育事物的管理，是管理在体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它是指体育管理行为的实施者，通过采取管理和体育的方法，以实现体育管理的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的职能，创造和谐的环境，充分发挥各种体育资源的合力作用，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17].
可见，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体育管理实质上是将管理学的知识、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体育事务当中，以耗费最少的成本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功效。它需要体育管理者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创新等职能对体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有效整合，以实现体育组织利益为根本目标。它的对象涉及到人、财、物、时间、信息等各类资源。
1.3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区别与联系通过以上对体育治理和体育管理的概念剖析，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治理和体育管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见表1）。体育治理突出的是多元性、参与性、互动性和合作性，而体育管理体现的是单向性、强制性和刚性。体育治理包含了体育管理，同时也是对体育管理的超越，是管理、服务、建设的统一[18].
【1】
2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边界确定
概念的边界确定，不仅有助于理解概念的准确含义，而且对权衡概念间的地位、作用及实践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通过前述可知，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有必要对两者间的边界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下面主要从时间边界、空间边界和制度边界三个层面，对体育治理和体育管理进行时空边界确定。
2.1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时间边界从起源看，管理活动远远早于治理活动。自人类社会出现起，就存有管理活动。管理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管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才产生了正式的管理理论。在经过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科学、战略管理等阶段后，管理理论日益成熟。相比而言，治理理论的产生相对较晚。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兴起，主要是因为西方学者意识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人提倡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来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效"[20].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治理活动是在股份公司阶段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才出现的，但管理与治理是同时并存于股份公司的，并不是治理代替管理[21].
沿循上述分析脉络，体育管理产生的时间也远早于体育治理。只要有一定形式的体育活动，就需要体育管理。但将体育管理作为一项研究最早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管理研究涉及学校体育、运动训练、职业体育、俱乐部等众领域，体育管理越来越专业化，体育管理理论也逐渐成熟。而对于体育治理活动到底何时产生，目前并没有定论。有学者从宗教功能的角度认为在古奥运会时期就有体育治理[1],也有人认为国际体育治理存在于奥林匹克运动和职业体育之中[22],还有学者认为体育治理就是公共事务治理的手段[2].笔者认为，在体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体育治理的时机和条件都还不成熟，体育治理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更不宜强制试行体育治理。因此，体育治理是在体育组织大量出现以及职业体育产生后才出现的事务。
2.2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空间边界
这里的空间，指的是体育社会化、规模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发展程度。体育社会化、规模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发展程度，与体育治理的呈现有着密切的关联。一般而言，体育的空间范围很小时，或者说体育的规模较小和社会化程度较低时，体育管理占主导地位；随着体育空间范围的逐步扩大，即体育的社会化、规模化、市场化、职业化程度较高时，就需要有体育治理机制的参与，体育治理职能显得就越来越重要。为便于问题的理解，可以用简易的函数曲线图加以表示，见图1.横坐标X表示体育的空间范围（即体育社会化、市场化、规模化、职业化发展程度），纵坐标Y表示体育治理和体育管理的参与度。
在图1中，X1,X2为体育发展空间范围的两个临界点。在0~X1之间，体育组织中只有体育管理职能在起作用；当体育发展到X1点时，体育治理开始参与到体育组织中来；在X1~X2之间，体育管理与体育治理共存于体育组织之中，但体育管理职能占主导地位；当体育发展到X2点时，体育治理曲线与体育管理曲线在E点相遇，表示两者作用趋于均衡；当超过X2点时，体育治理职能越来越呈主导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图1仅是更形象地解释体育治理和体育管理的空间边界问题，并不能反映出在实际体育组织中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2.3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制度边界
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除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边界以外，还存在着制度上的边界。前述体育治理概念已经指出，体育治理是在体育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为实现国家体育事务发展目标和体现公平与效益，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协同各类体育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共同管理体育公共事务和推动体育发展的持续过程。
可见，体育治理的基本前提是体育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一系列体现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因此，有效实施体育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治政府等制度环境：（1）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治理强调政府与市场、社会自治组织、中介组织和独立组织的合作关系，重视市场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第三部门的作用。很显然，体育自治组织、中介组织和体育市场的形成和介入，必然要求政府按照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的价值取向进行改革，转"无限政府"和"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和"小政府"[23].而这些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才能实现。
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体育治理才成为可能。（2）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成的非盈利性的第三部门组织，它是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现实基础[24].只有公民社会的存在，才能大力发展体育社团和体育中介组织，才能使他们参与到体育事务中来，从而使体育治理成为可能。（3）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法治政府、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力量[25].因此，有效体育治理除了具备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以外，还要有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健全的法治环境下，体育治理的多元主体才能得以形成，体育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才能得以保障，体育治理的公平和效益才能得以实现。
在我国先前的完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一切体育事务，体育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不高，体育还没有完全的自治权，很显然实现有效体育治理不大可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和社会参与体育事务的程度越来越高，有效体育治理的制度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3结语
体育治理是治理理论与实践在体育公共事务领域的延伸与应用，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加强体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是体育事物中的两个概念范畴，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对于体育治理与体育管理的概念和边界问题进行探讨，对于进一步厘清两者关系、权衡两者作用和位置以及实践应用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仅是对体育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做试探性的探讨，以启抛砖引玉之效，希冀更多的学者对体育治理基本问题进行思考，这将对构建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桦.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1）:1-7.
[2]花勇明，彭器.西方体育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4,30（5）:14-16.
[3]陈晓荣，罗永义，柳友荣.公共治理领域中的体育治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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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龙，任颖."治理"一词的沿革考略---以语义分析与语用分析为方法[J].法治与社会发展，2014（4）: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