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邻阿富汗，北接伊拉克，东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东南与巴基斯坦为邻，西南靠近波斯湾，西北与土耳其接壤。伊朗领土面积约1648195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16位。首都是德黑兰，人口约为7500万。官方语言是波斯语，约98%的人口使用。伊朗经济主要依靠石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伊朗多数人口的营养、健康、住房和福利状况较差，伊朗的体育系统发展也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是缺少一套明确的公共体育服务。
①巴列维王朝时期（1979年结束），伊朗既没有明确的公共体育服务，也没有合适的公共体育服务。其体育组织是为了体现独裁者意识，并没有考虑到伊朗作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设施设备的情况。伊朗不仅贫困，还有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其经济能力无法提供体育设施所需资源。此外，伊朗还缺少合格的教师、经理和教练，缺少提供丰富体育活动的俱乐部，也缺乏提升行政人员质量的培训机会，没有私人与公益组织对体育进行投资与援助，学校也不把体育视为一门重要课程。
伊朗公共体育服务的政治背景伊朗政治的背景是受一种伊斯兰意识形态指导的神权政治框架。1979年11月颁布的宪法和1989年的宪法修订案定义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宣布伊朗12个思想学派中的什叶派为官方宗教。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第二大教派，原意为追随者，专指拥护阿拉的人。什叶派和逊尼派在穆圣辞世后的一百年内同时分划出来，什叶派主张一切遵从古兰经，古兰经上有的就要服从，没有指明的就不得妄想、乱想，是个尊重经典的流派，但是很少变革，因此思想更容易走到激进、极端的一面。伊朗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国会（议会）、“专家会议”（负责选举伊朗最高领导者）和地方议会。依据宪法规定，这些职位的所有竞选人必须先通过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审查（竞选专家会议职位的除外）。此外，伊朗还有不公开的非选举性组织，一般由最高领导人管理，这些组织和“保护国家的伊斯兰特色”国家信仰有关。多数伊朗政党及其活动是被禁止的。伊朗分为31个省份及德黑兰联邦特区，各省份由省长带领管理，省长由内政部长在获得内阁许可后任命。
随着体育日益流行起来，政治与竞技的联姻日趋紧密，政治家也在体育界活跃起来。
②体育和政治的交汇一直是伊朗当代体育史的一个重点议题。不同社会里，政府和政治家参与体育的本质和程度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都服务于以下目的中的一个或多个：维护公共秩序（社会控制），保证公平、促进人权，保持身体健康、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重塑符合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加强对政治领导者和政府的支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管理和控制社区的体育和娱乐活动，把体育当作一种外交资源来利用。在全球化资源高效配置时期，每个国家都将根据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人才输入补给系统。而在运动员跨国流动这个议题中，国家边界意识的融入与再现问题，日趋突显其重要的文化政治调节功能。
③伊朗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历程礼萨汗·巴列维时期的公共体育。20世纪20年代中期，体育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伊朗也在全力促进体育发展。1924年，礼萨汗下令由军队定期组织开展包括足球赛在内的体育赛事。一些比赛在地方省份举行，如私人俱乐部之间展开的商业比赛，选手仍然穿着传统服装。但是，体育场地设施的匮乏阻碍了伊朗体育的发展，多数体育场地为英国或美国的体育组织所有。1925年，在一场由赛义德·默罕默德以足球促进协会会长身份担任大会发言人的议会中，主要议题是批评英国拥有足球的体育设施而伊朗人没有，是一件非常遗憾，也是应该力求改变的事情。
④默罕默德利用其在伊朗议会的影响力，促使立法机关于1926年春天通过一项法案，由政府买地，在主要城市修建永久性足球场，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场地享受足球运动，以前这类活动不会得到政府的正式许可。
穆罕穆德·礼萨·巴列维时期的公共体育。礼萨汗·巴列维于1941年离开伊朗，由他儿子穆罕穆德·礼萨·巴列维接任。巴列维离开才几周，阿亚图拉·阿沙尼就写信给首相，抱怨说伊朗不知羞耻地把一座清真寺改造成了足球场，还在那里开设运动训练课程。但权力还是主要掌握在现代主义者手中，因此伊朗继续促进足球事业的发展，虽然势头稍逊巴列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到处都是盟军士兵，伊朗年轻人因此有机会和外国人一较高下。进过比较，伊朗官方感到有必要用国际标准来检测伊朗的体育发展水平。伊朗于1947年成立了国家奥委会以备战1948年伦敦奥运会，并颁布了相关保障条例，要求每个体育项目设立单独的联盟。
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公共体育。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伊朗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反对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后革命政策是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冲击，因为这将引发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将引起比禁止娱乐更大的社会反应，其结果之一就是政府加大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对体育的新闻报道也逐渐增加，1993年还新增第三频道，主要播放体育相关内容。这一政策依然时不时受到改革派清教主义者的反对，也造成了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广泛社会争议。
⑥例如，1994年美国足球世界杯期间的新闻报道促使报纸写道：电视转播球赛是为伊朗的敌人—美国做宣传。
伊朗公共体育服务系统政府参与伊朗的休闲、娱乐和体育部事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种干预的发展前提是存在需要协力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例如体育人才资源的外流问题，以及引发的运动员跨国流动文化与国家边界问题。
⑦就体育而言，虽然政府对体育的重视相对较晚，但地方、俱乐部以及国际层面对体育的重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为各个社会阶层提供并管理体育活动而建立各种结构体系，这一体系在本质上是非政府性质的。随着政府参与到这些系统中来，政府不得不适应它，有时候还需要对其做出改变。政府的政策可能建立在不同的法律基础上，例如国家法律和地方立法的差异，这可能给政策的执行带来细微且非常重要的变化。伊朗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在促进国家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这一目标和政治家普遍受到的社会尊重强化了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伊朗的政治家的确要比体育明星更受人追捧，而政治家引领体育报道也是很寻常的现象。
⑧伊朗有很多体育项目，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例如，德黑兰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举办亚运会（1974年）的城市，伊朗至今还一直在申办、主办或参加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这与巴西政府大力支持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类似。高水平竞争性体育分为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s）和精英体育（Elite Sports），现代奥运会秉持更快、更高、更强的精英体育精神，国际足联世界杯则一以贯之商业逻辑，一个国家职业联赛发展水平与这个国家足球队竞技水平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重叠部分、联系与互通性亦较大。
⑨自由式摔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伊朗的国家运动，然而如今伊朗最流行的体育项目是足球。2010年伊朗体育年度预算约为8000万美元，人均1美元。在伊朗，体育拨款在社会中并不重要。伊朗社会给予政治家更高的地位，尊敬他们，使他们成为赞助方和体育娱乐组织的领导者。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有很好的组织和管理形式，而且虽然精英体育已经从结构上和专业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得到了赞助商和媒体的大力支持，但非正式运动项目也很重要，它重视参与和体育乐趣，为实现娱乐性活动提供了可能。1979年，伊斯兰政府接管所有的体育俱乐部，俱乐部因此被迫改名来表示和军队、安保部队、政府部门或贸易联盟之间的联系。政府接管就意味着出资，体育组织开始通过体育教育组织获得政府按年发放的拨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育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1】
国家青年与体育部是伊朗负责体育和娱乐的主要管理机构。但体育和娱乐工作的管理结构主要是在“青年”这个社会领域建立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都是围绕“青年”组织的发展和利用体育和娱乐来实现这种发展。就体育而言，青年与体育部的目标和职责是通过“全民体育”和“活力伊朗”这些国家项目，使更多人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提高精英运动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技水平。青年与体育部负责制定公共体育服务，并交由政府进行最后批准；建立作为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体育俱乐部和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大赛上代表伊朗；管理组织国家体育系统；申办和承办体育赛事。
⑩在伊朗，一般认为参与体育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使年轻一代为成为社会中有所作为的一份子做准备，也是为了保卫国家提供全民身体储备。体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一直是许多贫穷国家的特色，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低，也没什么传统体育强项。体育在国家改变其社会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或许会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伊朗，体育一直发挥着转移民众对专制社会控制带来的迫切社会问题的注意力的作用。
讨论与启发
综上所述，伊朗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历史已经和政治紧密交融在一起。几届伊朗政府都尝试利用体育来实现对内对外的政治合法化。体育已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生活中文化、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各个社会领域的联系愈发紧密。伊朗政府和政治家参与体育的方式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认为他们能通过体育实现如此多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伊朗政府利用体育来解决新兵和应征士兵的健康不达标问题，这就容易理解了。体育功能的定位很清晰，也很具体，把体育作为一种解决方法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可供选择的方法非常有限，例如改变国民饮食结构和改善青少年医疗条件等方面。冷战结束后，伊朗政府和政治家对利用体育提高健康状况的热情逐渐消退，只有某些时候才会出现在政府议事议程上，而且紧急程度大不如从前，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政府和政治家们把体育投资作为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来使用，并在利用体育实现更好地社会整合时也步调一致。政治家们也曾试图把体育作为改变宗派主义者、修补社会文化和政治裂痕的一种手段。
显然，过去30年，伊朗政府和政治家更多地参与到体育中，试图利用体育来实现一系列国内外政策目标。然而，一方面，伊朗政治家已经意识到，在政府体制里建立起一套稳定的体育管理布局并不容易。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与体育管理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发展关系，二是为国家青年与体育部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伊朗政府在过去10年才开始重点发展职业足球俱乐部和主要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以及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体育和娱乐的职能在政府机构中相对频繁的变动或许并不能折射出政府的优柔寡断，却表明政府对体育在解决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方面具有的特殊功效，而且这种有益认识正随着全球职业体育的迅猛发展稳步加深。
不幸的是，伊朗政府和政治家利用体育的公共外交特性，把体育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其主要后果就是体育管理机构的自治权被逐步侵蚀。虽然国家奥委会是公共补贴的受益者，但是也相应的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为国家奥委会在公认的公共体1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历程发现，由于体育组织机构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现在并未有证据表明体育组织已经形成稳定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分析伊朗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定和计划参与情况发现，机会是有限的。体育管理高度集中化，并已经从一种由社区组织的自发性活动转变为逐渐由政府掌控的活动。体育参与了公共政策决议中许多与体育无关的议题，这些议题也给体育带来了更多影响。
体育能够或者如体育倡导者相信的那样促进民族和谐，并能帮助提升国家在国际市场和国际政坛的形象，从而在除了奥运会和体育单项世锦赛金牌数量之外，还将带给体育公共投资的回报，这也是政府对体育事业支持力度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伊朗公共体育服务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双边的和互惠的，这是因为一般多数政治优先议题通过利用政府资金支持体育的发展会对国家经济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体育被认为有助于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尤其是那些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有关的体育项目。近年来伊朗的足球和篮球运动取得了优异成绩，既是伊朗公共体育服务历史发展的有力证明，也带给中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