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经济的腾飞，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对于自己的健康也越加看重，在发展现代医疗技术的同时，人们也重视研究古代社会的种种疾病及其传播的原因。近年来，对于古代瘟疫传播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从清末潮汕地区瘟疫爆发原因及社会救济方面来考察，研究时人面对瘟疫时所采取的救助措施。
一、瘟疫爆发的原因
晚清时期岭南地区瘟疫一直在流行。地处东南沿海的潮汕地区亦不能幸免。1894 年香港、广州等地鼠疫大爆发，波及到潮汕地区，导致了潮汕地区瘟疫的爆发，造成潮汕地区百姓死亡惨重，经济亦遭到重创。当时的气候因素、地理环境因素是诱发瘟疫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气候的原因。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瘟疫通常指的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主要包括鼠疫、霍乱和天花。在潮汕地区流行更多的为鼠疫。社会的发展和疾病的传播中，环境和气候对于一个地区的影响是多层次且多方面的。而瘟疫的爆发与气候和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清代以来，潮汕地区一直是一个瘟疫高发区，这与当时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关系。潮汕地区(汕头、潮州、揭阳)地处亚热带，其气候多以潮湿闷热为主，多雨、多风、多湿气的环境很容易让细菌滋生。瘟疫的传播也会更猛烈。当气候发生变化时，瘟疫的病毒会随着空气的流通变本加厉的传播，使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这时就会极易感染瘟疫。
其次是地理环境原因。潮汕地处东南沿海，南接南海，西接福建。瘟疫的爆发与地理位置和人口流动有着很大关系。福建在 1894 年发生鼠疫，正是由于人口的流动所带来的。从《申报》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厦门)某甲家有亲戚二三人，由香港患疫而回，到厦之次日即死一人，翌日又连死数人。于是疫气传至左右邻”。
在人口流动的推动下，一个地区疫情的爆发很容易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再加上潮汕地区腹地广阔，东南地区多为沿海所包围，内陆河流错综密布，海上交通极为便利。
便捷的海上交通和人口的流动必定会导致传染性疾病的侵入和病毒传播。当时潮汕地区鼠疫也曾起源于云南，先是由云南传入广西，然后再由广西传入广州、香港，正是由于地区性的商业贸易和人口的流动，最后都会对整个疫情的传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史料中可以看出，1755 年“复遭大疫……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
云南地区的瘟疫也影响到潮汕地区的疫情。在 1772—1855 年的 80 余年间，云南有 87 个县发生了鼠疫，死亡人数高达百万之多，而后慢慢传播到东南沿海。而近代水陆交通的逐渐便利，疫情的传播变得更为迅猛，由一个地区慢慢遍及整个潮汕地区，由一个点慢慢发展成密布式。香港鼠疫流行之时，就有大量华侨(其中就有疫患者)因避疫而大举离港回粤返乡，其中亦有搭船回潮汕的。这些患者不仅多数不治，亦不可避免地将鼠疫带入汕头地区。
另外在 1897 年潮阳流行鼠疫，据当地调查显示，是从惠来县传入的。当地群众称鼠疫为“瘟疫”“控搥案”“浮核”“着瘟”“脚边浮核病”“恶核病”等。
鼠疫对汕头和潮安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据老人忆述，仅潮阳县死于鼠疫的人就有 5 ～ 6 万之多。
“1898 年春夏之秋鼠疫流行于汕头地区顺兴街、……老市(三华市)等地，死亡严重。据当时老医师及老居民反映，可能是由隔壁福建之厦门经泉州方面传入本地。1898 年厦门曾大流行，该时厦门到汕头徒步商客极多。这也导致了在 1899—1902年，每年有小规模鼠疫流行。以后 3 ～ 5 年就有一次小流行。”而饶平县“1901 年 2 ～5 月鼠疫于黄冈镇卧波、半天桥、北城巷、大宫、上林乡步口村、山霞乡六圆等地流行，死亡四千余人。据称系因当地剧团去漳州演戏回来后传播的。”
这也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在南方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爆发了瘟疫且其为害之重，骇人听闻。而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二、社会的救助措施
瘟疫的大规模蔓延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去应对日益猖獗的疫情。医生也无所谦让地帮助民众对付疫情，想办法医治患者。面对鼠疫的肆虐，民众也有自己的应对之方，从这个时候民众的心态可以窥视出，民众倾向于迷信，希望祈求神灵的保佑，以能够平安度过瘟疫所产生的伤害。由于多地区瘟疫的爆发和传播，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的保障措施主要有政府的救助和社会的救助两种。据此，虽然不能使疫情得到全面抑制，却对当时疫情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
(一)政府救助
相对于现在而言，清代当时对于瘟疫的传播主要采用的手段有预防和治疗之法。就是有用“磺强水”“灭微生物以绝其源”;“远避染病之人及其人所使用之器物”，并用火烧或沸水来消毒。
在潮汕地区，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疫潮，在医疗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当时的潮汕地区的官民首先想到的是各方神灵。“中国风气素喜佞神，每遇三节，必舁城隍神出巡，谓之节会，岁岁行之，莫或废也。地方官等事，意在俯视民情，未尝高悬厉禁。其中最着名的就是游神赛会，如潮州府城的游神赛会“营安济圣王”。在潮城游神的时候除了安济王之外，还有“关帝圣君”的一天游神，“玄天上帝”的两天游神，虽然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鬼神致疫思想影响，但是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得到上天的帮助和谅解。通过神灵的保佑，人们希望可以顺利的康复，疫情能够尽快的消失殆尽。另外，当地政府也会组织一些临时性的救助，以此来控制和防止病情的传播。
(二)社会救助
由于鼠疫的传播速度太快，在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疫情的同时，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了防疫，即善堂的求助、名医的救助以及民众的应对。潮汕地区的善堂有举办慈善医疗救济的职责，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历来强调与人为善、舍己救人。面对着如此强劲的疫情，人们很难控制住疫病的传播，再加上政局动荡，连年兵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面对灾荒，开始有了由地方政府开办善堂或者富商捐赠建立的善堂来安抚贫民，帮助贫民。善堂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乐善好施的富户以及宗教信徒的捐赠。这对一部分瘟疫患者的治疗也起到很大作用。
《岭东日报》记载壬寅年灾荒袭击(海阳)郡县后，乡绅请求地方政府开设清节堂，安抚孤寡:“郡自四五月间遭役之后，死亡已众，或一门俱被传染，或仅一二孤寡，亲戚既不敢恤，以致失节，饿死者亦复不少，辅仁善堂因于镇平会馆等处设为收养孤寡之所，全活颇多。
在大灾大难面前，具有救死扶伤精神的医生也挺身而出。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勇敢摸索。潮州名医黄炜元编写的《辨疫真机》，认为鼠疫的发病既有“五运六气”的偏胜，也因人体蕴积之热所致。
医生都在积极探讨对付疫情的药方，以尽绵薄之力来帮助患者。
最后对于民众自身而言，首先想到的就是祈求神灵的保护，在民众的认识里，鼠疫由瘟神引起。
正如史料中记载的一样，普宁县的民众认为:“鼠疫是瘟神下降，生死命中注定，是元数。瘟神夜间在街路走，只听到铁链铛啷之声音。又说此鬼要随人声，随烟火，故一至晚间，各村断烟火、跑人声，热闹市坊，变为荒凉之景地”。因此，民众在面对凶猛的疫情时显得很茫然无助，他们自然的就会想到去祈求神灵的庇护和保佑。从古至今，民众对神灵都存在一种敬仰和依赖的心理。认为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神灵意志的体现，非人力所能改变。鼠疫在危害人类健康及生命的同时，也摧毁着人类的意志。绝望的人们认为，鼠疫是上天的惩罚，所以祈求上天神灵是最好的方式，只有诚心祈福才能平安度过瘟疫。
结 语
清末潮汕地区鼠疫的发生对潮汕地区的冲击是必然的，同时又对潮汕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民众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创伤。民众所采取的救助措施是历史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的一种沉淀，同时疫情爆发之时医生为应对瘟疫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参考文献:
［1］ 鹭江纪事［N］． 申报，1894 －08 －17．
［2］〔清〕李铭皖，谭钧境，修．〔清〕冯桂芬等纂． 同治苏州府志:卷 149［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3516．
［3］ 《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 云南辞典［K］．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452．
［4］ 赖文，李永宸． 岭南瘟疫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353 －354．
［5］ 张剑光． 三千年疫情［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2．
［6］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 年)［J］． 历史研究，1997(1) :17 － 32．
［7］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 潮学研究:第12 辑［M］． 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63 － 64．
［8］ 普宁县卫生防疫站． 普宁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R］． 内部资料，1956．
